4月11日惊闻郭道晖老师辞世，因种种原因未参加15日的告别仪式，甚为遗憾。
郭老师一生著述颇丰，尤其是他上世纪80-90年代发表的大量论文和著作，在改革开放初期，开思想解放风气之先，具有极大的影响。和今年1月去世的李步云老师一样（江平、李步云、郭道晖并称“法治三老”），他的许多观点振聋发聩，至今还记得年轻时拜读他们文章时的那种钦佩、那种深受教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启蒙者。
我第一次见到郭老师，是在1994年9月成都的宪法年会上。他发言时，坐在我旁边的罗跃培老师不断点头表示认可，夸赞他到底是搞过立法工作的（曾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思维缜密，抠得细，善于发现问题。
记得我在会下曾问郭老师对中国法治的前途怎么看，他笑着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当时对国家法治建设的前景充满忧虑，郭老师鼓励说会有很多困难，但前景是好的，要有信心！其实郭老师这一代人经历的磨难比我们多得多，但却对未来抱有如此乐观的精神，令我印象深刻。
第二次见到郭老师是1997年6月下旬，郭老师应邀到西安参加陕西省“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研讨会，我当时在陕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任教，也参加了会议。会后组织大家参观黄帝陵，当时郭老师已年近七旬，但身体硬朗，步伐矫健，我们年轻人有时都跟不上。我赞叹他的好体质，他说这得益于他抗战时从湖南到重庆的流亡，跋山涉水数千里，身体受到很大磨炼，为后来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中的干校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0年我到北京后，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见到郭老师，还曾邀请他到我任教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做讲座，他欣然应允。2011年5月5日，在中青院大阶梯教室，他向学生们语重心长地讲人权、讲法治。当时我已多次聆听郭老师的高见，因此那次作为主持人印象最深的是，郭老师每每讲到一种比较开放的观点或新的数据时，总要加一句，这不是我说的，是某某报刊发表的，或者是某某权威人物说的。这固然反映了他严谨的表达（明确出处），但也令我深深感受到他们那一代人在历次运动中挨整后留下的心灵创伤。连郭老师这样敢于大胆直言、领时代潮流之先的人，内心都还是有顾虑的，可见当年那些专政手段对人性的摧残有多么严重，给整个民族的精神伤害真是难以抚平！
平心而论，郭老师的顾虑是有缘由的。有一次我回娘家时，爸爸问我：“有个郭道晖是个什么人哪？”我一听就知道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有郭老师的负面信息，没好气地说：“他人特别好，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大家都很尊敬他。”呛得爸爸不再说什么。其实我当时应该冷静一点，平和地介绍郭老师的主要观点和为人处事，相信能多少化解些许偏见，也顺便了解下他们“看不惯”的主要是什么内容。可惜在一个冲动型原生家庭里长大的我们（具有普遍性），很难改掉冲动的毛病。
李步云和郭道晖两位前辈对中国法理学和宪法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个人在学术成长中也深受其教益。如郭老师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反思，关于权利与权力关系的阐述，以及用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主张，等等，都对我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我在撰写《对我国现行宪法中“阶级斗争”问题的反思——兼与1954年宪法作比较》一文(载张庆福、韩大元主编：《1954年宪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时，多处引用了郭老师的文章；在拙著《宪法权利解读》和《宪法权力解读》两书中，有的地方直接引用了郭老师的观点，有的地方虽没有直接引用，但思路显然受到其影响，明显有长期潜移默化的熏陶痕迹；即使有的观点不完全同意，也深受其启发，获益良多。
郭老师晚年住在疗养院，我们曾有过一些邮件来往，有时互相发一些资料，有时互通一点信息。记得我2019年告知他法学所王家福老师去世的消息后，他很快回信说：“甚为叹息、感慨。我们这一代都已90岁左右，我们经历了两个社会、跨过了两个世纪，受过不少折腾，也作了一些贡献。家福是法学界老学长，又曾担任法学所的领头人，对新中国的法学、法治事业贡献尤著。”
同年温晓莉老师去世，我也告知了郭老师，他回信感慨道：“晓莉过早仙逝，令人痛惜。我与她在湖大一度同事，又同在法理学会，和她比较接近，知她为人正直，敢爱敢说，我们可算知音。她的父亲郑伯克、兄长郑成思我都认识，我还曾为了了解解放战争时期昆明的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而访问过当年领导昆明学运的郑老；和郑成思更常一起开会。成思还曾说只要有我参加的会，他都愿参加（说是愿意听听我的“高见”），反之我也如此。可惜知音者未能假以天年！”
2020年9月在“教授加”举办的“法治三老谈人生”会上，我最后一次见到郭老师，最后一次聆听他的演讲。吃饭的时候，江平老师和李步云老师被众多弟子围绕，一直没有在高校任教、没有带博士的郭老师那一桌有点冷清；我没有弟子身份，就正好坐到郭老师那一桌，并与郭老师留下最后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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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的邮件往来一直持续到2022年左右，那年夏天我发给郭老师三篇自己的文章，请他指教（现在想来真是给已经高龄的他增添负担），他回信鼓励我：“草读一遍，深感你在治学和教学、科研等方面都是勤奋求知、力求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诠释法学原理；年轻人能有如此态度和毅力，实为难得，可钦可佩。”
郭老师和李老师对年轻人都是很平等相待的，没有一点架子，对后辈晚生总是鼓励有加，甚至谦逊有礼得让我们难为情，他们是完全没有官腔的学者，没有空话套话。他曾发给我一篇4万多字的“自传”：“我在80岁时曾写过一篇自传，现奉上一阅，十多年前的文稿，现在恐因时势不同，而有不妥之处，请予指教。”
他在邮件中还谆谆嘱咐道：“你们年轻，健康精力都胜过我，正是有为年龄，令人羡慕！好自为之，前途无量！” “你们所处客观条件好多了，加上你们的思想气质的优越，已取得重大成就，再加把力，超越我们老朽，不在话下。”同时也表露出对生命的豁达：“像我这样已年过九十，来日无多，就难预测了。训其自然，亦可告慰！”
郭老师还有一点特别令人尊敬，他们夫妇白头偕老，感情深厚，郭老师感念夫人在他被打成右派时不离不弃，一直宠着、让着老伴，呵护有加。
2019年1月13日郭老师在邮件中群发了一条消息：“1月12日是张静娴逝世周年纪念日，我和家人前往祭奠，同时找出她生前自述的《八十纪程》，想起诸位在她生前多有来往，彼此关照，特奉上此稿（见附件），请存阅。祝诸位新年万事如意！” 今天读来可谓情深意重，山高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