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解释学的哲学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4 次 更新时间:2018-11-24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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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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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搞西哲的,但背景是中国的,在中国搞西哲,有时候也考虑一些中国的问题。你们搞经学,汤先生就讲要建立中国的诠释学。这个意愿很好,但诠释学在西方有很深厚的基础,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希腊。实际上它是一门哲学,而不是一门经验科学。

哲学是什么意思呢?它要研究什么问题,它想的是什么问题呢?解释学来源于古代的释经学,就是基督教对《圣经》的解读。你们研究经学,也是要解读经。解读经,就不仅仅是经的字义。字面的意思很重要,也要研究,也要把它打通,但是不止于此,它还要超出字面以外的意思,所谓言外之意。要不解释学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语言学、考据学、语义学这样的学问了。它之所以成为hermeneutic,成为哲学的一部分,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止于字义,他要研究一种超越性的意思。什么叫超越性的意思呢?hermeneutic来源于希腊,是从传达者、传令官Hermes演化出来的。hermeneutic意思就是传递一种消息,无论事实也好、文本也好,它就像Hermes一样,到你面前来了,它传达了一种声音,传达了一个意思,这个意思要光从事实本身,从一个具体的事实或者一个具体的文本怎么分析也分析不出来的,就字面来分析是分析不出来的。它传达了另外一种声音,什么声音呢?在《圣经》,宗教中是一种神的声音,是从天上传来的声音,是一种消息,一种信息。不是information,而是message。information是一种经验的,是形式的,逻辑可以加以规范的,可以计算的。解释学说的是,这些历史的事实,这些文本给你一种气候,一种消息。这个消息不是可以理论化的,不是可以逻辑推算出来的,不是用因果律可以推算出来的,所以它好象是超出三界之外。因果律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原因就必然可以推论出一个必然结果,理论化的必然性,这个推论出来后,人人都得承认,这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现象中一种必然的道理。而hermeneutic不是研究这个问题,解释学、释义学面对的不是这个问题,这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研究、思考的结果。它不是研究有一个原因必有一个结果,正如我们研究历史一样,有一个事实A,理论上科学上就可以预见、推算到必然有一个事实B。比如大军压境,就会投降等等。

我认为,解释学不是研究因果必然的,而是考虑自由的,考虑自由之间的关系。自由是超越于理论关系的,不是可以用理论公式、形式逻辑推算出来的。从哲学开始以来,人们就围绕着自由来考虑。哲学是一个超越的学问,或者说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科学的一门科学。哲学恰恰是在思考自由是个什么情景,一代一代的人都在考虑如何理解自由,如何理解经——包括《圣经》,包括哲学著作。解释学就是如何从自由的角度来解释、来阐述这些经当中所体现的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思路。这是解释学的一个最根本的要点。没有这条,解释学、解释经就很可能就变成是一个不是思想性的工作,而很可能变成是一个考据的、语言的或者是文字性的工作,成为一门经验科学,受严格训练的经验科学。解释学不是说不要这些科学,而是说要超越这些科学,在它之外,或者说是在它之上,通过这些学问,还能够听到、读到些什么消息(message)。所以,这是近代解释学或者说是现代解释学内在的东西。这个东西得来不易,从西方哲学来讲,它是到近代19世纪才成熟的。这个思路,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伽德默尔, 再下来还有利科这些人,都跟这个沾边。我们知道伽德默尔是海德格尔的学生,海德格尔来源于德国本土的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说,来源于施莱尔玛赫、狄尔泰,而施莱尔玛赫、狄尔泰又来源于康德、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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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黑格尔哲学历来是我们哲学所西方室中的重点学科,当然这也是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大家知道,狄尔泰、伽德默尔都共同重视一本书,就是康德的第三批判。人们通常读康德的第一批判,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理论影响上,在深层次的影响上,第三批判 是解释学的一个根。而第一批判主要讲理论,刚才我讲了,讲的是一种必然关系,必然性因果性的东西。第二、第三批判讲的是道德、伦理,那是讲自由的,但是自由如何在事实里面显现出来—— 第二批判里的“自由”只是形式的,没有内容,要自由具有内容,就是现象学的问题。这里,现象学(phenomenology)就显现出它的意义了。现象学的根源在哪里呢?根源于康德的第三批判中,讲艺术、讲目的。伽德默尔和狄尔泰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年代都郑重其事地提到他们对于第三批判的重视。从我们哲学来讲,从康德开始,哲学纯粹化了,也就是说解释学的路开了,尽管康德并没有用解释学的词。但是从康德到黑格尔,解释学的路确实打开了。黑格尔的意思是,你如何在日月山川、在事实中看出精神的运行,就是在日月山川这些有限事物中看到无限。我个人认为,黑格尔也是把康德第三批判的精神、第三批判的问题展开来,用一种超越于一般科学之上的一种科学,形成他的哲学——科学体系。解释学在他也有根据,所以施莱尔玛赫这些德国的浪漫主义系统都离不开康德、黑格尔的传统。

任何场合我都要强调黑格尔的重要性,过去我们做得不好,过去我们受框框的限制,认为他是有辩证法的核心,但是他的体系是保守的。这个意思也没有错,但是我们对辩证法如何理解?就是冷热、肯定否定、光明黑暗这些感性的对比,其实辩证法恰恰是精神的特质,就是生命的一种活力,所以辩证法恰恰是自由精神。自由要科学化,自由要成为一门学问,自由不成为学问,人人自以为是,那是放任,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自由要成为“体系”;但是自由要成为一门学问,又不是一般的经验科学,就不能不要辩证法,所以辩证法的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当然这是专门的一个题目了。

那么解释学怎么会成为一门学问?因为康德的第三批判讲的是艺术,讲的是目的论,讲的是宗教,当然这还可以研究。真正把它作为一门学问、作为一门科学的人是黑格尔。解释学能够成为科学,成为一门学问来讲,我们进行研究和探讨的都从黑格尔开始。黑格尔强调精神,精神是一种活动,精神不是静止的,不是停止不动的,精神是动的,动的就是时间的,时间要现实化了那就是历史。所以从黑格尔以后,哲学就离不开历史了。

这样的情形到了近代,从黑格尔以后,我们哲学又多了一层意思,是在历史学之上、历史学之后,或者说是超越历史学的,所以时间的问题、历史的问题进入了哲学。在这之前的哲学,或者希腊传统的哲学(当然我们简单化了,不一定概括得很准确),是强调几何学的时代,是空间性的哲学,是理论性的、推论式的,而黑格尔以后就是时间式的、变动性的、历史性的哲学,时间的变化就进入到了哲学的视野。我不知道中国讲“六经皆史”是什么情形下讲的,它有点道理,但是这个历史不是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历史,而是精神的历史、自由的历史。所以解释学是研究各个断代、各个时代、各个自由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怎么理解。解释就是要去理解一个东西,“解”即是把一个东西打开,把经的字义、事实的因果联系打开、解掉、解构,因为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从理论上结构起来的,哲学的任务就是把它解掉,这就出现了我们哲学领域中19世纪后期出现的一个不可跨越的人物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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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德默尔和胡塞尔是一脉相承的。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学生。两个得意门生一个早早死掉了,另外一个活得很久。海德格尔是创造性很大的,但他一直到晚年还讲,我始终在现象学这条路上。为什么提到胡塞尔呢?我们刚才讲,解释是要把这种因果性的理论性的关系把它解构掉,解构掉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胡塞尔讲了,把它悬隔起来,把它括出去,也不说你对,也不说你错,不置可否,“终止判断”,和一般的怀疑还不一样。胡塞尔是从笛卡尔来的,怀疑当然也是怀疑因果、怀疑理论,怀疑我们眼前直接很容易碰到的、日常生活中的事实,这个不坚实,朝是夕非。你说这个杯子能维持多少年,维持500年也是一个瞬间,它是在一个混沌当中。我们不问它的是非——存亡,不判断它,我们能判断的是对这个杯子的意识,能判断的是我的思想、精神、意识,这个不可怀疑。

我们哲学中讲的意识、精神不是像当年英国人想象的一块白板,空的,来什么印什么,然后有逻辑的东西加以整理。不是这样,我们的精神就是有内容的,不是一种形式,不是一种空的。我们精神中同样有日月山川,有桌椅板凳。这就是胡塞尔的一个很大的贡献。他把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绝对哲学更清楚地开显出来。他说“我把整个世界、整个历史全吸进来了”。因为我这个意识不光是眼前的对象,不存在的东西我也有意识啊,眼前不是对象的,我也有意识,比如说乾隆皇帝,比如岳飞,这不都在我的意识中吗?所以,内在的东西是绝对的,而绝对的又是有时间性的。

按胡塞尔的思想,空间里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提供你绝对的东西,绝对的东西都在内在。因此,在他的意义上,就我们解释学里面讲的,所谓历史不是说作为对象的对象化了的历史,不是对象化了的因果律的历史,而是真正的时间的历史,就是一种在我心里的内在的自由的历史。这才是历史的真理,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有我们人这样一个特殊的有内在理解力的一个物种,如果没有我们人这样一个有内在理解力的物种,就没有历史。所以胡塞尔讲,我们正是在时间的流当中我们有历史——人为什么有历史呢?因为他有内在的理解力,这是解释学的问题,是释经学的问题,是诸多自由者的关系。人有一个特点,自由的人、精神性的人,我们解释学所讲的人,是在未来。我们每时每刻都是一个瞬间,所以现在是抓不住的,我们处在每时每刻的现实,同样也是处在每时每刻的未来。这个未来并不是说我们筹划着要去干什么,而是一个眼界,强调的是视野,这个视野不是现在的瞬间,而是未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都是未来的,自由的人都是未来主义者。因此他所看到的一切全是历史。我们解释学先是要有一个破的功夫,先要解构,把理论框架全部解掉,看它还剩下什么,这就是最纯真的东西,是那个时代的自由的人对于他的存在、对于他的历史的理解。

所以我们研究解释学,我们的立场不是立足于过去,而是立足于未来,我们是在未来的角度理解历史,这就是解释学。精神作为一个流,时间作为一个流是切不断的,所以,一切所有的存留下来的文本,本都是死的东西。但是,因为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一个自由者,已经站在未来的角度,因此,这是一种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站在同一个视野的,我们跟古人是同等的,都是自由者,所以解释学就是要把这些文本让它不成为死的东西。当然它本身是死的东西,我们要把它解掉,把它活的东西、自由的东西释放出来,让它时间性的东西出来,我们都同它在一个时间的流里。因此我们跟古人,不管他离我们距离有多远,把时间空间化,比如孔子离我们很远,他已经不在了,但我们是在同一个时间流里的,我们跟他的精神是相通的。解释学就是要解释两个活人怎么理解,你怎么理解孔子,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活人,活的思想来理解。因此,对话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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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对话?两个自由者是坚实的,内在的你如何出来,空间的东西怎么进入时间?时间的东西怎么外化为空间的东西?这个黑格尔讲过了,外化,精神的外化。现在的问题是,空间的东西怎么进来?这是后现代研究的东西。死东西怎么变成活的东西,文本的解读,不是认文本的死的东西,要知道文本是死的,它是古人的遗嘱,解释权在你手中,但你不能胡乱解释。为什么呢?你要看到,它虽然是物化了,成为死的书,就剩那些文字,它的精神、它的思想是活的,它也在时间的流、意识流中,我们都在共同的层面来讨论问题。两个自由者之间讨论问题,要互相尊重,各有各人的自由权,你可以解释它,同样它也要反驳你的,文本同样有生命力,你把它解构掉以后它同样有生命力。所以你不能胡说。

这个经,不是作为一个对象,不像胡适讲的,历史就是一个少女,你爱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她。不是这么解释的。这个经,它传达的是时间之流的一种内在的声音,从古以来,这个hermeneutic,我刚才讲了,它是一个传达者,传达什么呢?传达天外之音,传达自由的声音,传达超越的声音。因此,这就有神圣性。所以读经啊,我们不是宗教的迷信,而恰恰是理性的,因为理性是自由的。理性是自由的,感性是不自由的,感性是受动的,这个杯子我不能指鹿为马,这是不自由的。理性是自由的,自由的精神就是神圣的精神,它传达了一种更高的、一种神圣的消息。它不是封闭的,它是一个流,它是无限的。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限制不住它。这个文本限制不住你的解释权,你也限制不住它。你说我们这代人就把孔子解释完了,不是的,以后还念。所以,解释学就是自由者都面对着、都想理解那个被传达出来的声音,都是在这个历史的洪流里。它之所以显得超越,是超越了那个结构的框架的,把那些东西解开,这样剩下纯粹的、绝对的、单纯的自由之身,在时间这个平台上互相交流,文本和文本之间的交流。

因此,我读这个经也不是说我个人随心所欲地读的,我也代表一种文本、代表一种精神、代表一个自由者来读它,来解释它。这样,你说经和经之间、文本和文本之间是不是一种创造性的传承。你说它是流,流每个都不一样,自由者嘛,不是说别出心裁,说你有你的读法,我有我的读法,是,这是一种现象,之所以有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的根基都是在一个自由的平台上,在时间的平台上,在内在的平台上,而不是说在理论的、框架的、空间的、环境的平台上。

所以你读经,他是创造者,你也是创造者。两个自由者互相的关系,互相如何能理解,就是解释学的哲学问题。这是伽德默尔在《真理与方法》里开头一段就提出来的,本来都是我们内心的东西,怎么让你理解?你怎么会有可能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康德在 第三批判里提出来的。比如说,这幅画、这幅风景多美啊,这不是你的感觉吗?你觉得好看,你觉得愉快,干吗要作为知识判断提出来——这幅画是美的。这花是美的,与这花是红的,这在美学里头是永恒的问题,这两句话有何区别?形式上无任何区别,都是一个判断。花是美的,无非是你觉得它给你愉快了,给你愉快的东西你凭什么也让别人觉得愉快?但我有权力说这花是美的。跟知识判断具有共同的形式。美学同样是一门学问。凭什么?就因为解释学,人都是自由的。所以伽德默尔就提出,我说花是红的,它是一个经验判断,而说花是美的,则是一个美学的判断,同样可以有普遍的传达性。自由者之间可以交流,恰恰是自由者之间才能心心相映,才有可能交流,否则都是单方面。你怎么跟这个桌子交流?交流不起来,你研究它就完了。

西方哲学也读经,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现代的各位大家们,也都是互相在那读经、解经。像伽德默尔还有法国的德里达解了很多,解得好不好,能不能交流,有没有自由的层次,很难说了。我们也有我们读经、解经的典范例子。历史上所有这些大哲学家都是解经的结果,所以,有时伽德默尔说的也挺怪,他说,哲学没有历史,它没有事实的历史,都在一个时间流里,没有历史恰恰就是真正的历史。所以时间是一个流,是一个贯通的东西,不能断的。所以这些大家们,所有这些哲学家的自己的体系、自己的学问都是解经的结果。你说他们是不是创造性的,你敢说黑格尔不是创造性的?创造性太大了。但是他要不解读康德,不解读费希特、谢林,就出不来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胡塞尔创造性大不大?他领一代之风骚,至今还在他的笼罩之下,现象学在欧洲哲学中算是显学了,他解不解读?解读笛卡尔,解读莱布尼兹,当然他也解康德,他解康德解得非常好。胡塞尔的这些学生,包括海德格尔,也解得非常好。你说创造性吧,海德格尔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伽德默尔传承痕迹比较多,他是学问家,他的经验科学方面的东西多一点。海德格尔上来就说自己的意思,好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似的。实际上他们都在解读,都在解读古人的问题,都在交流,谈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活的。当年他解读不到的后来还都得补。海德格尔先解读了康德,后来他又解读黑格尔,都很好,他发展康德、黑格尔,发展胡塞尔的思路。我们只要进入了他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就也有了开放的心、自由的心,不受蒙蔽,你能发现他无处不在同古人交流。海德格尔也说了,他直接交流最多的是亚里士多德。胡塞尔主要的根据是在柏拉图,这都在同一个层次,你想,相隔一千多年,两千年。

所以,hermeneutic实际是一种创造性的学问,它一定是创造性的,在创造的层面上,因为时间本身就是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时间。没有创造就只是计时,就是年月日刻分秒这样的计时。创造不断,解释学问题就是都在同一个层面的不断地讨论问题,不断地思考问题。我们西方哲学里凡是有创造性的哲学家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在传承,传承什么呢?不是传承事实,解释传承这些个年、月、日,死的材料,而是传承那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所以可以这么说,胡塞尔也讲,凡是有自由的人的地方,就有哲学,就有现象学。你是一个自由之身,这个经、这个事实给你开显出来是个什么样子,跟你在声色货利场当中、在必然的环节当中的眼光就很不一样。它放出来的光,它说出来的声音,你听到的,你看到的,都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我们解读的经,不同于一个广告,一个说明书。我讲的就这些。

(2003年10月28日,中国思想史研究室邀请叶秀山先生作了题为“解释学的哲学基础”的讲座,梁涛教授根据讲座录音整理出此文,经叶先生修改后,刊发在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内部编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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