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1 次 更新时间:2022-11-01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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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 (进入专栏)  


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追记了苏格拉底年轻时听巴门尼德的谈话,其中有一些“对话”实际上是巴门尼德的一个演讲,柏拉图的这个追忆在欧洲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自不待言,就对于巴门尼德自己(以及整个爱利亚学派)的哲学思想理解来说,也应超过那些带有许多神话传说的“残篇”。

按柏拉图的这个记载,苏格拉底听巴门尼德讲学时年纪很轻,我们把这个事实理解为苏格拉底自己的哲学思想正在初创时期,或者说,苏格拉底式的“反讽”正以雷霆之势“横扫千军”,但苏格拉底的思想不同于“智者”的地方正在于他并不满足于“辩证法”的“否定”的力量,在“否定”的过程中蕴含着一种“肯定”的因素,“否定”总是要“肯定”些“什么”,从“本质”上“理解”“现象”的“矛盾”被揭露之后总要“留下”些“什么”,这个“现象”的“剩余者”(胡塞尔)应是“肯定性”的“本质”,因为苏格拉底所要探究的正是事物的“本质”,他的问题是“什么是真、善、美”“本身”,而不仅仅是具有这“类”“属性”的“事物”。

然而,“本质”是一些“概念”,是一些“观念”,是“事物”“类”的“属性”,这些“属性”是“理念”,“理念”才是“事物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事物本身”是“思想体”,而不是“感觉(物体)”,因此苏格拉底听到阿那克萨哥拉把万物“始基”叫作“努斯 nous”时很是兴奋,但又很遗憾他没有把这个原则贯彻下去,认为阿那克萨哥拉在谈到具体现象时仍纠缠于感性事物的限制中,只是苏格拉底在做这个“贯彻”的工作时,却也遇到了矛盾和困难。

所谓把“努斯”的“原则”“贯彻”下去,也就是让“努斯—思想理智”有一个“现实”的“基础”,让“努斯思想”“进入”“现实”,这样“思想”才不是“空洞”的。

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的主要宗旨在于追忆巴门尼德从各个方面“论证”:“空洞的思想”一旦遇到“现实”——与“现实”“相撞”,“必然”会“自相矛盾”。

巴门尼德所作的“证明”或许有很多模糊的地方,不久亚里士多德就用“符号”来“代替”“具体事物”而有了一套“思想”的“无矛盾”的“形式规则”,而巴门尼德的“一多”总是被理解为“事物”,甚至他还把各种“关系”的范畴如“同—异”、“大小”等都说成“一个东西”,以此“论证”“既无同也无异”、“既无一也无多”,在“形式逻辑”上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他要向苏格拉底表明的是这样一个道理:“思想理念”一旦具有“存在”,则会带来无穷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建立一门“科学”的“学问”,则是“理念论”和“存在论”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必须重视他在“残篇”中提出的“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的哲学意义,以及《巴门尼德篇》中巴门尼德强调的“存在”的重要性。他“教导”年轻的苏格拉底:你还不够成熟,你那个“理念概念”如果没有“存在”而又要做“存在的事物”的“本质”,即“进入”“存在”的领域,则必定“自相矛盾”。

由于缺少“存在”的“支持”,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初创时期的“理念”就难以“建立”一个“科学体系”,这样,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只能起到“否定”的“反讽”作用,而陷于和智者学派相同的境地。

《巴门尼德篇》追忆了“理念论”“创建”的思想过程,巴门尼德的“辩驳”,“敦促”了“肯定性”“理念论”的“建立”。

建立一个“肯定性”的“理念论”涉及贯穿欧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其草创时期,以“理念”与“存在”的“关系”提出,关键的思路,不仅在巴门尼德留下的“残篇”中,而且在柏拉图所记录的《巴门尼德篇》中。

“理念”如果仅仅是“内在”于人的“主体”的“思想”,如果只是“抽象”的“概念”,那么“理念”所蕴含的“具体内容”怎样与在“理念”之“外”的“客观现实”有一种“关系”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两者之间的“一致—吻合”就会是“偶然”的,没有一种“必然性”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由“概念”“组成”的“知识”,也就只能是“偶然”的,或者说,人类的“知识”只能被限制在这种“偶然性”中,得出种种“经验”“积累”形成的“教训”,而没有理由说达到了“必然性”的“科学”的层面;然则“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乃是欧洲哲人追求的“目标”:“真知真理”。“真知—真理”是对“存在”的“知识”,而不是对“不存在”的“知识”,“真理—真知”由于得到“存在”的“支持”而得到“检验”,以“证明”其为“真知”;一切“感性感觉”的“知识”当然也可以受到“感觉经验”的“检验”而得到“证实”,但“科学必然”的知识,不仅得到“检验”而“证实”,而且还得到“理性”的“证明”,被“证明”了的“知识”才是“真知真理”。仅仅被“证实”了的“存在”,可以转化成为“不存在”,其“可证实性”是可以—容易—甚至“必定会”“被动摇”的,而被“证明”了的“存在”则是“不可动摇”的;前者导向怀疑论和独断论,后者则导向“真知—真理”,导向“科学知识”,前者止于“可能性”,而后者继续前进到“必然性”。“存在理念”的“同一”,“思维(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乃是一个“必然性”的“大箍”。其所以谓“大箍”者,乃是这种“必然性”不“在”“思维”之外,也不“在”“存在”之外,也就是说,它“在”“思维”之“内”,也“在”“存在”之内。“在”“思维”之“内”,因而它(必然性)是“主体”的;“在”“存在”之“内”,因而它(必然性)是“客体”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

这种“思维—主体与存在客体的同一性”原则,并非“心外无物”,“心外”当然还有“物”,“心外”当然还有一个“感觉的世界、物的世界”,但这个“物”的“感觉世界”是“经常不断”地从“存在”到“不存在”,又从“不存在”到“存在”而“变动不居”,当人们“厌烦”了这个“变幻”的世界时,以“心外无物”来“摆脱”这种“困扰”,以“逃避”作“解脱”,使“内心”“保持”一种“抽象—空洞”的“宁静”,也未尝不是一个“解脱之道”。但希腊哲学为欧洲哲学奠定下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同样把感觉经验的世界判定为“变幻不居”,只是赫拉克利特为其寻求了一个“逻各斯”、一个“度”,在这个“度”中这个“世界”“真实”地“存在”,这个“度”具有和“感觉经验”不同的“来源”,不是从“感觉经验”中“总结综合”出来的,而是“理性”“自己”“确立”的,不受制于“感觉经验”,因而是“自由”的。“理性自由”之“度”“为天地立心”、“为万物立则”,乃是“天地万物”的“真实存在”。“存在”就是“天地万物”的“必然性”的“大箍”。

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的“存在”——与“理念论”相对应的“存在论”的“存在”,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性”的“存在”,就不是“目”之所“接”、“手”之所“触”之“手边之物”,而是“本质性”的“存在”,“持久性”、“普遍性”之“存在”,“理念”所需要和所支持的“存在”。也就是说,“理念”所具有的“内容”不是“感官”所接触的“世界”,而是“适合—符合”“理念”“要求需要”的“存在”。

巴门尼德作为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所强调的是“存在就是存在”这样一个“绝对”的“命题”,也就是说,这个“肯定”的“命题”是“绝对”的,不允许“相反命题”的“存在”,亦即,“不存在”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命题”同样也是意味着“存在是存在”。巴门尼德留下的著作残篇划清了“真理—存在”与“意见不存在”的界限,即使“意见”是“正确”的,也只是“一时一地”的,是“受时空限制”的,而只有“真理”才是“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是“自己”就是“正确”的。

“感觉的世界”是“受时空条件限制”,“随时间地点条件”“变化”的,“一时一地”“存在”的,“异时异地”就会“不存在”,“而今安在哉”是执着于“现世”的“人”的“永恒的叹息”。在这个“叹息”声中“人”透露出对于“不受时空限制”的“永恒”的“向往”;而“不受时空限制”也就是“自由”,“人”对于“永恒”的“向往”也就是对于“自由”的“追求”。古代希腊人在苏格拉底时代把这种“追求”以“追求真理追求真知识”的形态表达出来,从而成为“哲学”这门“科学”的先驱者。

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记载巴门尼德针对苏格拉底初创的“理念论”中出现的问题,强调“理念”固然是“不受时空制约”的,但如果没有“存在”的支持,则不但是“空洞”的、“抽象”的、“形式”的,而且一旦与“存在”“相碰”就会发生“不可避免”的而且“不可克服”的“矛盾”,犹如智者学派后期出现的“纷争”局面那样使“知识”“瓦解”。在这个意义上,缺乏“存在论”支持的“理念论”只是将“理念”与“感觉世界”“对立”起来,为“保存”“理念”自己,“理念”只得从“矛盾”中“逃脱”出来,“守住”自己的“抽象”的、“片面”的、“内在”的“宁静”,保持“理念”的“自由之身”,“孤芳自赏”,而缺乏“存在”——使自己“存在”的“勇气”和“力量”。“理念”为“保住”“自由”,“抛弃了”“必然”;由于“放弃存在”、“放弃必然”,“理念”成为“空洞”的“自由”。

维护“空洞自由”的“辩证法”,是“辩证法”的“消极”的一面,坚持这个思路,必定会走向“诡辩”,这是古代希腊智者学派的发展给人们的警示。为阻止这种倾向,辩证法要向积极的方向推进,辩证法不能“停滞”在“否定”的阶段,辩证法要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向肯定的方向发展。

在巴门尼德看来,“理念”的辩证法,不可以停留在“既存在又不存在”这样的消极的结论上,“理念”不可以“放弃”“存在”、“躲入”“思想”,而要以“存在”为自己的“内容”,以“存在”为自己的“支撑”,“理念”就是“存在”,而且,唯有“理念”才“存在”;“理念”正是巴门尼德以及爱利亚学派要说的“存在”。

就我们现在这个论题来说,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的意义在于在巴门尼德的启发下,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要寻求一个肯定、积极的方向,“理念论”要与“存在论”相“融合同一”,柏拉图意识到这条“同一”的道路的必然性,在这个方向上,为欧洲哲学奠定了一个基础,但他在这条道路上仅仅是“开始”。正如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的,在辩证法的“肯定性”方面,柏拉图是以一种“神话”的方式表达出来,当时希腊的“时空条件”对于柏拉图同样是一种“限制”,无论是“理念”还是“存在”都还没有能力“克服”这样一种“限制”,使“辩证法”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也就是说,“哲学”在古代的条件下,还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而真正与“神话”分道扬镳。

在某种意义上,古代各民族在哲学初创时期,“理念”的“普遍性”刚刚从具体感性事物中“脱颖而出”,他们的工作侧重在与他们面对的“感性世界”“划清界限”而坚持着“理念”的“普遍性”;当他们将“理念”“推进”“感性世界”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于是,他们或者“强行”让“理念”“独断地”“进入”“现实”而为“现实”所“挫败”,从而“退出”“现实”,将“理念”“龟缩”于“内心世界”,“孤芳自赏”、“自标清高”。从中国古代“儒道”两家之“互补”,可以看到这种态度的“转换”,反映了那种自发—朴素的“辩证法”尚停留在“消极否定”的阶段,而“辩证法”要向前“发展”在欧洲竟然耗费了千年的时间,在柏拉图那个时代,用“神话”的方式来“指示”这个发展的必要性也就属难能可贵了。

柏拉图的“辩证法”克服智者学派的“消极性”的“发展”意味着“理念”不仅是单纯“思想性”的,而且要有一个“现实的世界”来“支持”它,“验证—证明”它,亦即要一个“存在”的“世界”来“显现”它,“理念”并非“隐藏”在哪个角落里的“精灵”,而是“活跃”在“现实世界”中的“指导—引导—规范”性“能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理念”“创造”着一个“(现实)世界”;而在古代,柏拉图以“神话”来阐述这个“被(理念)创造”的“世界”,“神话”是标识这个“理念—理性”“支配—引导规范”的最传统的“存在方式”。“神话”是“思想—理性—理念”的“产物被生产物”,“神话”作为一个“感性的世界”“显现体现”着“理念”的“存在”,在古代,“神话”是—“理念”的传统的、普遍的“存在方式”。“神话”是“思想理念”的“产物”,是一个“被创造”的“世界”,是“理性—思想—理念”通过“想象力”的“产物”,这个“产物”仍在“思想”之中,只是“思想”的“直接”的“产物”,是“思想”的“直接”的“存在”;然而,古代“神话”与“历史”常常融合在一起,“历史”以“神话”的方式“流传存在”,而“历史—过去”与“现实现时”是有原则区别的。“过去”已“不存在”,而“现时”是“存在”。就这层意义来说,“现时”仍“在”“思想理念”之外,是“思想”的“异己”的力量,“神话”的意义是有局限的;然而就“神话”具有“想象”的“感性形式”来说,“神话”显示了这个“感性形式”能够—有能力—有权利“在”“理性理念”之中(之内)“存在”,“历史”虽非“相对于”“现时”的“存在”,但却是在“绝对不是相对于现时,而是超出现时”意义上的“存在”。就这层意义来说,“存在”就有“理由”有“权利”不必通过“想象力”而“存在”于“思想—理念”之中—之内,“思想—理性—理念”本(在绝对的意义上,在自身本身)就蕴含着“存在”,“思维”与“存在”在“绝对”的意义上是“同一”的。于是,不仅“神话”与“历史”具有“同一性”,“过去—现在—未来”也具有“绝对(不是‘相对于另一坐标’)”“同一性”。有了这种“同一性”,有了“存在”的“支持”,“思想”就不再是“空洞”的、“抽象”的,也不会像那些抽象空洞的“理想”那样一碰到“实际问题”就产生“矛盾”而瓦解,“辩证法”因“理性”自身就有“存在内容”而得到了“肯定”的“意义”。

应该提到的是,柏拉图之所以能够克服智者学派将辩证法引向积极的方向,得力于苏格拉底所提出的“善”的观念,由于“善”的观念的强调,“存在”才“被创造”成为“理性—理念”的“产物”,而不是直接的“感觉性”的“事物”,“善”进入“事物”,“事物”才成为“存在”。

通常意义上的“善”是“目的”之“实现”,而“目的”是“意识到了的”“欲求”;“理性”意义上的“目的”,是“自由”的“目的”,“自由的目的”是“绝对的目的”。通常意义上的“目的”之“实现”具有“偶然性”,“目的”并不能“保证”自身“实现”的“必然性”,它的“实现”是“有条件”的,而“自由”的“目的”之“实现”是“无条件”的、“必然”的、“绝对”的,也就是说,这个“目的”“本身”就有理由、有权利“保证”它的“实现”,无需“时空条件”,因而是“绝对”的。也就是说,“理性思想”既然“不受时空条件制约”,它的“实现”同样也“不受时空条件制约”。在这个意义上,“理性—自由绝对”的“目的”,“必定”“实现”,“必定”“存在”。“自由目的—绝对目的”的“实现存在”,乃是“至善”,于是,“至善”这个“理念”“必定”“实现”,“理念”是“思想”的,也“必定”是“存在”的。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至善”这个“理念”中得到了“阐明”,辩证法的正面、积极的意义在“至善”的“理念”中得到了“确立”。

“善”是具有“现实性”特性的概念,“目的”是“思想”的,也是“现实”的;“相对”的“善”之“现实性”“受外在时空条件制约”,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认为“善”的“目的”,虽有“现实性”之“趋向”,却永无“现实性”之“事实”,是一些“脱离时空条件”的“空想—狂想—幻想”,“神话”中的“现实性”只“存在”于“想象—幻想”中,并无“事实”的“现实性”;“绝对的善绝对的目的”——“至善”——与“相对的善相对的目的”不同,因“不受时空条件制约”而“自身”就具有“现实性”,“至善”无待外在条件“自身”就有理由、有权利“断定”它“必定”有“现实性”,“至善”“自身”就有“能力”“证明”“自己”的“事实性”,“至善”的“证明”就是“证实”。

就某个方面来看,“至善”的“理念”似乎与“神话”很“接近”,因为“至善”之“证实”不出“理念”之外,“至善”之“事实”就“在”“理念”“自身”之中,“理性—理念”“自身”“提供—产生—创造”“自身”的“事实”;但“至善”的“事实”并非“想象”所提供,而是为“理性”自身“提供”出来的“必然”的“结果”,“至善”的“理念”“自己”“证明”这个“现实”的“结果”,而“神话”提供不出这种“理性”的“必然性”的“结果”。“想象力”并不等于“判断力”,虽然“判断力”并不“排斥”“想象力”,但也“不止于”“想象力”。

于是,一切“自由的观念”,一切“理性的理念”,其“存在性—现实性—事实性”是“逻辑必然”和“事实自明”的,它的“证明”不是“形式”的,它的“证实”也不是“感觉经验”的,以“理性理念”和“自由—至善”为“对象—内容”的“哲学学科”,就是一门“至善”的“科学”。这门科学,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理论”的“对象”是“理性”“自己”“设定”的,“实践”的“目的”和“结果”也是“自己”“设定”的,“哲学”作为“辩证法”的“积极—肯定”的“科学”,它研究的“事实材料”是“理性”自己“产生”的“理念”,而不是“感觉经验”的,这个“理性”自己“产生—设定—创造”的“事实”就是“理念”的“存在”,“哲学”以“理念—自由绝对”为“对象”,加以研究、认识,也就是“自己认识自己”。

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记载了苏格拉底的“理念论”的“辩证法”如何从“消极”走向“积极”,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为“辩证法”的“积极—肯定”发展提供了“存在论”的基础,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为被智者学派“消极性—否定性”的“辩证法”“搅得”“走投无路”的“哲学至善之学”开出了一条积极的思路,从“毋过”的“禁令”中开拓出一条“自知”的道路,“自知”不再是“毋过”的“消极”的“结论”,不再是“知识”之“终结”,而恰恰是“真知识”的“开始”。“自知”之路,乃是“真理”之路。


原载《哲学的希望:欧洲哲学的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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