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朱子其人其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8 次 更新时间:2018-08-19 23: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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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进入专栏)  

  

   所谓朱子学,就是朱熹及其学派的思想学术。朱子学不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在五六百年前就已经向境外传播,在当时的韩国、日本、越南,甚至在整个东亚地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朱子学的定位,20世纪80年代后期,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提出“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泰山就在山东,武夷山在闽北,朱熹从十几岁起就居住在武夷山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泰山与武夷就是中国古文化的两大高峰和主要标志。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学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特别是宋以后,孔孟程朱成为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的主导力量,“家孔孟而户程朱”,也就是说,家家户户没有不知道孔孟程朱的。蔡尚思先生其实对传统文化是有很强的批判立场的,但是他能对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出这样高的评价,说明朱熹确实在理学方面有重要贡献。

   其实,从整个三千年的中国文化史来说,蔡尚思先生的评价是有一定理由的。夏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经商、周,到孔子出生(约公元前6世纪)差不多是1500年的时间。可以说,三代的文化传承到孔子,孔子对这1500年的中国文化作了一个总结。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集大成式的人物。孔子以后又经过了大约1500年,到了宋代朱熹(1130年出生),他对孔子以后的儒学又进行了总结,也包括继承和发展。因此,如果说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集大成的人物,那么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就是朱熹。

   孔子总结的是上古时代的文化,他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最初发展作了总结。他一方面总结了夏商周到春秋1500年的早期中华文化,一方面又通过他思想上的阐发,塑造了中华文化后来发展的气质,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后续各个时代的儒家学者,都是在传承、发展孔子的这些思想,一直到宋代。

   到了宋代,经过魏晋隋唐时期佛教、道教的繁盛发展,中国文化批判地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思想文化营养,儒学发展成为新儒学,也就是宋明理学,后来支配了南宋后期至元明清几百年的发展。而宋明理学的主流就是朱子学。所以,后世对朱熹有如此高的评价就不足为奇了。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用三句话概括了朱熹的学术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广大”就是规模宏大,“精微”就是内容精细,“综罗百代”就是说他对整个历史文化的全面综合。

   在即将迈入21世纪时,全世界很多人总结过去1000年里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代表人物,提到了五个人,其中就有朱熹。也就是说,朱熹不仅仅是中国历史文化上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也是能够代表世界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人物。

  

朱子其人

  

   我们先来讲一下朱熹的成长史。朱熹的祖先世居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他的父亲朱松早年在福建政和县做官,祖父随着一起来到福建,后来祖父病故,因为贫困不能葬回原籍,就安葬在了政和县,从此一家便定居在了福建。朱松后调任福建尤溪县尉,去任后仍有很长时间居住在尤溪,朱熹即出生在尤溪。秦桧当政时,他父亲辞官去朝,居住在建州一带。在朱熹1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此后的很长时间,他都住在福建崇安。后来他在武夷山的五曲盖了几间房子,命名为武夷精舍,著述讲学。晚年到建阳,盖了沧州精舍,后来叫考亭书院。也就是说,朱熹一生最长的时间都居住在闽北地区,讲学也主要在闽北地区。他在外做官的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一次是50岁左右时在江西南康做官两年多,65岁时在湖南长沙做官不到一年,其余几任官职都是在福建境内。所以,朱熹所创立的学派后来也被称为闽学。

   在宋代,“闽学”不仅仅是对朱熹的学术活动地的一个标识,同时也是对整个两宋道学发展的一个比较刻画,也就是把两宋的理学用“濓洛关闽”四个字来贯穿。最开始发展叫濓学,指的是程颐、程颢的老师周敦颐的学说;再发展叫洛学,以二程为代表;再发展叫关学,指的是张载所代表的关中学术;最后发展为闽学。所以,闽学也表示两宋理学发展到集大成的阶段。

   1.幼年资质

   据记载,朱熹很小的时候,刚会说话,父亲就教他认识事物,指着天空教他说那是天。朱熹就问父亲天的上面是什么,这包含了他对宇宙的一种追问。而据朱熹自己说,这是他五六岁时候的事情。他从小就没有把对知识的追求放在一个比较狭窄的领域,而是指向了很深远的宇宙。他七八岁的时候,和小朋友一起玩,但是他和别人玩的不一样,他总是在地上画画,后来他的父亲一看,他画的竟然是《周易》八卦的卦象,这是中国古代宇宙论的主要依据,后来成为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共同的宇宙论框架。当然,这和朱熹的家庭环境以及父亲的教育有关,也可以看出朱熹从小就表现出的哲学家的禀赋。但是另一方面,朱熹又多次说自己“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记问言语不及人”。这说明少年朱熹从智力上来看并不突出,就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资质平淡,所以也激发了他学习上的奋发努力。

   2.少年立志

   朱熹很早就开始立志。在他八九岁的时候,私塾老师在教《孝经》之前,他就自己先看了一遍,并且在上面写了“不若是,非人也”,就是说要按照《孝经》上讲的来做人。他读《孟子》时,“未尝不慨然奋发,以为为学须如此做工夫”。十三四岁再次读《孟子》,读到“圣人与我同类者”时,“喜不可言”,立志要达到圣人的境界。

   3.发奋读书

   朱松在朱熹14岁时去世,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好友刘子羽和三君子。刘子羽让朱熹到弟弟刘子翚办的私塾里读书。刘子羽是当地很有地位的官绅,他为朱熹母子提供了很好的住宿。朱熹在私塾里发奋读书,也吃了很多苦。他说“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就是说,他在看《论语》里讲子夏的那一章时,遇到不理解的地方,有三四夜不睡觉,穷究到天亮。他这种学习的自觉,是他自知资质鲁钝而自觉奋发努力的结果。因此,他18岁就通过了建州乡试,19岁中了进士。可以说,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君子很出色地完成了朋友的嘱咐,为朱熹提供了很好的教育与指导,再加上朱熹自己的努力,因此他取得成功不是偶然的。

   4.心好为己

   朱熹说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授自己二程的《论语》说,灌输二程的道学思想,还给他讲了很多古代重要历史事件成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为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慨然久之”,这些讲解和感慨都对朱熹产生了一种感染。朱松死前把朱熹托付给三君子,三君子和朱松是志趣相投的人,他们倾心于二程之学。其中,刘勉之曾跟随二程的大弟子杨时学习,可以说是二程洛学的传承人,朱熹跟随刘勉之学习,这样算起来,朱熹就是杨时的再传弟子了。所以朱熹很早就倾心于洛学,道学、理学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朱熹自己概括为四个字:“为己之学”。

   《论语》中讲“古之学者为己”,二程也特别强调这个观点,就是要正确确立学习的概念,学习不是为了外在的目的,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自己生命的充实、思想的提升。朱熹说自己“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虽然自己百事不如人,但是知道并且倾心于古人的为己之学,说明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树立了正确的学术观。这是朱熹早年的思想历程很重要的基础,有了基础和方向,再加上自己“心窃好之”,才能真正走上理学的轨道。

   5.受学延平

   虽然父亲很早就给朱熹指明了方向,但他后来在跟三君子学习时,因为年轻人求知欲强,什么都希望学习,所以三君子好佛的思想也影响了朱熹。朱熹在刘子翚的私塾读书时,刘子翚经常带他到武夷山上去学习。刘子翚交往了几个僧人,朱熹很好奇就和他们聊天。僧人看朱熹挺会问问题的,就说别看你年纪小,还是懂得一点昭昭灵灵的禅的。昭昭灵灵表示一种心的昭明灵觉的状态。获得赞许后,朱熹自己也开始留意佛学。据说朱熹18岁去赶考,临走时刘子翚检查他的行李,看到他带的书就是一本《大慧语录》。《大慧语录》是禅僧大慧宗杲的语录,这说明他曾想追求一个昭昭灵灵的禅。其实朱熹不仅学习佛教的东西,道教的书也看。19岁中进士后,他去闽北拜访一位有名的道士,道士还送了书给他。

   他的思想真正完全转到理学是从24岁时开始的。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他转变呢?

   原来朱熹考中进士后,又通过诠试获得了做官资格,被朝廷授予泉州同安县主簿。他在24岁时赴任,并提前规划了自己赴任的路线,在这个路线每个重要节点上拜访一些重要人物,其中一处就是延平。朱熹在这里拜访了他父亲的朋友李侗(即李延平)。李延平就问他读了什么书,朱熹就讲了很多他读佛教、道教的心得,但是李延平没有发表看法,也没有鼓励他,只跟他说要多看圣贤书。朱熹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觉得李先生这个人不会说话,自己兴高采烈讲了很多佛学心得,他却只是说不对、不是,要朱熹多看圣贤书,没有说为什么不对,朱熹觉得李侗可能没有了解佛教的好处。

   杨时是二程的得意弟子,他离开洛阳回南方时,二程目送他很远,并说“吾道南矣”,所以后来杨时的学术也被称为道南学派。杨时后来将学问传给了罗从彦,罗从彦传给了李侗,所以李侗在龟山学派里是比较知名的。朱熹知道这一点,他也比较重视李侗的劝告。他后来说:“同安官余,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意思是说,朱熹在同安做官的闲暇时间,反复思考李先生的话,才知道他没有欺骗自己。于是他就开始跟李侗通书信,请教儒家经典的学习研究,这些书信被后世编成《延平答问》。

   朱熹29岁离开泉州回崇安时又去见了李侗,这时他已经不像上次那样认为佛教是最好的东西,他满心关怀的是二程的学问,特别是二程弟子谢上蔡的思想。应该说,朱熹是在李侗的积极影响下迈上了道学的第一步。朱熹回闽北后继续学习,31岁时,他徒步百余里到延平李侗那里学习请教。这使朱熹真正走上了理学家的道路。

  

朱子其学

  

   1.政治思想

   朱熹33岁时开始投身政治活动,他给宋孝宗写了奏书即《壬午封事》,发挥《大学》中所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认为三纲领八条目不仅是世人的为学方案,也应当是君主的首要要求。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彻底了解事物的变化,才能精细地辨义理是非,这样才能够意诚心正,才能够应付天下大事。

   34岁时,朱熹第一次到朝中面见孝宗奏对,他对孝宗说:“大学之道,格物以致其知。”他说孝宗有两件事没做到,一是随事以观理,二是即理以应事。随事观理就是格物穷理,格物就是要随事随物,穷理就是要观理。即理以应事,就是要了解事物的变化,才能够应付天下的大事。他认为孝宗没有做好这两件事,所以收不到治国平天下的效果。宋孝宗听了当然不会高兴。

   朱熹50岁时做南康知军,皇帝又诏求直言。朱熹又应诏上书奏事,因为这一年是庚子年,所以称为《庚子封事》。在这封上书中,朱熹又一次讲到了正心的重要性,说爱民之本在于皇帝能够正心,皇帝怎样才能爱民呢?先要正心,正了心才能够确立道德和法纪。他还说现在皇帝只亲近一两个小人,受他们的蛊惑,安于私利,所以造成不好的社会局面。当时孝宗大怒。但是宋朝有一个传统,就是不杀大臣,不能因为文官大臣提了意见就进行残酷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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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8月18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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