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中和”基因生成中华国家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0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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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  


“历史文化基因”乃借用遗传学的学术用语“基因”而来。基因支配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如同生物世界的“基因”,人类、国家、族群、氏族、家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延续着自身文化的核心因素成为各自的“历史文化基因”,它具有长时段的生命力。“中华历史文化基因”是“中国”、“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发展形成的,是属于“中国”、“中华民族”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中华民族“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就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文化基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国家认同是中华文化核心

“中华历史文化”不属于中国的“区域文化”,也不同于特定时代、王朝及其他政体的文化,更不属于某个具体的“族属文化”。它是上述诸文化的集合体,也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体”文化,这一文化的本质是“国家文化”。国家通过“国家文化”的认同,保证了国家统一与国家历史文化延续。国家文化认同是所有文化认同中最核心、最重要、最根本的。

中华历史文化基因应该从中华历史文化的“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去寻找。“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是相对“文明”之前的“野蛮”与“蒙昧”而言的,后二者也就是还没有进入国家的原始社会。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据此,可以说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就是中华五千年延续不断的国家历史,中华历史文化基因就是五千年来中国历史文化基因,而国家历史文化基因应该主要体现在国家历史文化上。

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经历了传说的“五帝时代”、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诸王朝,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族属的国家统治者、管理者坚守同一国家文化理念,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这种基于“国家认同”之下的“国家文化”就是中华历史文化基因。这种基因不因国家之内的人群、族群与时间不同而改变,故中华历史文化才能形成“五千年不断裂文明”。

都城文化遗存呈现“中和”理念

考古学视域下的中华历史文化基因研究,主要是以国家形成的要素作为切入点,国家的核心要素是管理国家的平台——都城及其相关政治文化遗存所反映的国家政治文化的“中和”理念。

古代都城是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是古代中国的缩影,其考古学物化载体主要有中央政府平台的宫殿、官署、武库、宗庙、社稷及其出土遗物等。据此,我们通过古代都城及其遗存折射理念的考古研究,究明中华历史文化基因的“中和”基因与国家认同的传承。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揭示出的“中”与“中和”理念,也见于中华历史文化的早期文献记载,如《左传》记载:“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老子》认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荀子》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吕氏春秋》总结历史则提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中”与“和”密切相关,二者并称合用,最早出现在《礼记·中庸》,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司马光认为:“中和者,大则天地、中则帝王、细则昆虫草木,皆不可须臾离者也。”

中华历史文化的“中和”基因,在中国古代都城有集中体现,它们主要表现在都城选址与都城布局形制两方面。

古代都城选址与建设是国家大事,而都城选址与建设原则必须遵循中华历史文化的“中和”,这就是中国古代都城“择中建都”。《清华简·保训篇》记“五帝时代”虞舜“择中建都”于“历山”,继之商汤六世祖上甲微“求中”于“嵩山”,从此形成中华文化以此为“天地之中”,这里为平原,故称“中原”,夏商至唐宋诸王朝建都于此,“得中原者得天下”成语由此而来。考古发现的夏、商、周代都城均在洛阳,东汉、魏晋、北魏与隋唐亦建都于此,中原的最后一个王朝——宋朝之后,金元明清徙都北京之始,海陵王就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这就是说“天地之中”具体地点可以不同,但是其理念不能改变。历代王朝营建都城选址之所以必须“择中建都”,就是“中和”理念的体现。都城营建于“天下之中”是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而言的,“四方”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择中建都”之“中”体现国家相对“东西南北”的至高至尊,同时“中”相对“四方”又反映了国家对“四方”的不偏不倚之“公允”、“公正”,从而达到国家之“和”,这种“和”是国家“一统”的基础。

“中和”理念的进一步深化表现在都城“四面辟门”、都城之“宫城居中”与宫城“四面辟门”。考古发现汉唐长安城、汉魏隋唐洛阳城、宋开封城、金中都、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其都城及宫城四面均辟门,是“中和”之“和”理念的佐证。在以上诸都城遗址考古发现中,宫城之大朝正殿“居中”、“居高”、“居前”,突出了作为国家代表的中央政府的“至高”与“至尊”理念,这又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与国家“大一统”的根本保障。

“中和”基因深化国家认同

“中国”的国家名称,源于“中和”之“中”。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宅兹中或”之“中”即“天地之中”的“中”,“或”即“国”。《周礼·考工记》记载“國中九经九纬”之“國”即“都城”。《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以上古代都城及宫城布局形制所呈现的“中和”观念,之所以被称为“中华历史文化基因”,就因为它在中华五千年历史发展中得到中华大地各个民族的认同,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记载均佐证这一历史。鲜卑人从大兴安岭南下,经内蒙古盛乐、晋北大同(平城)建立北魏王朝,其进一步发展,徙都“天地之中”洛阳,继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布局形制,营建北魏洛阳城,使都城的“中和”观念更为深化,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的“三城制”,完善了都城“中轴线”,弘扬了先秦、汉魏都城的宫门门阙形制,考古发现的北魏洛阳城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布局形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中古时代以后北方族群女真、蒙古、满族族群入主内地,建立了金、元、清王朝,他们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中和”传统中华历史文化基因,深化了国家认同理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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