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静:文本、宪法解释与第二修正案

——以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为中心的分析与展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5 次 更新时间:2018-01-19 03: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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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静  

   摘要:  200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了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二修正案案件。在这一案件中,最高法院第一次解释了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的范围,认为这是一项无关民兵兵役的个人权利。本文将透过这一判例的法院多数意见和异议意见来观察持枪权在美国的历史流变,以及最高法院关于这一权利的法律理论。不论是最高法院的多数判决,还是另外两份异议意见,均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进一步而言,有关第二修正案的历史文献本身的庞杂无序和歧义丛生也为正确解释这一修正案的原初含义及其在整部宪法文本中的恰当内涵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本文认为,第二修正案确立了一种强有力的公民个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在《权利法案》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同时也必须接受政府的合理规制。

   关键词:  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宪法解释 第二修正案 Heller案 原意

  

   “人们视她为自由的守护神……自卫的权利是首要的自然法:在绝大多数国家,试图将这一权利界定在尽可能窄的范围内都是统治者的工作。无论何地,只要维持一支常备军;无论何种理由,只要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遭到剥夺,则自由,即便还没有完全消失,也是处在毁灭的边缘。”〔[1]〕

   ——[美]圣乔治·塔克,美国早期著名法学家

  

一、引言:第二修正案为什么重要?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很少有社会议题的讨论能够激起像控枪议题那样的热情和激烈。个人拥有或使用武器的权利,以及政府对之进行管控的权力不仅经常是大众传媒上争吵的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界的重要议题。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在2008年判决了一个重要的第二修正案案件——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以下简称Heller案)〔[2]〕,围绕控枪议题的社会争论达到了白热化。这一案件的实质争议是,事实上具有禁止效果的枪支管控措施是否符合宪法第二修正案?

   在最高法院判决前的几个月,马克·图什内特就指出,不论法院最终作出何种判决,“围绕第二修正案的宪法争议”仍将继续。〔[3]〕毫无疑问,本文的结论也证实了图什内特的预测。当然,我也希望本文能够为第二修正案内部的紧张关系提供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以帮助读者反思这一持续了数十年的宪法争议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简言之,我认为,出于各种目的,宪法第二修正案事实上保障一种持有和使用武器的个人权利,同时,这种权利与兵役毫无关系。但是,这一权利却并非不受任何限制,她绝不可威胁到公民的生命,以及社会的和平与安宁。进一步而言,制宪国父们之所以明确规定持有与携带武器的权利,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为美国公民面对暴政时提供一种最后的保障。但是,这一事实却并未授予公民针对合法政府的“起义权”。

   Heller案为我们考察第二修正案的历史和法理学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切入点。很多围绕这一议题的文献都只关注到了历史变迁中的一个侧面而已,争论带有强烈的派别色彩。多数文献没有对驳正的可取之处给予应有的关注,从而使得学术分歧之间缺乏一种建设性的张力。本文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这一鸿沟。

   列文森正确地指出,那些将国家定义为“合法的暴力垄断者”的韦伯主义者是“影响深远的中央集权论者”,这种论调“明显不同于”美国的政治传统。〔[4]〕他还进一步认为,政治后果或政策目标不应当染指第二修正案,因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将这种后果主义的标准适用于《权利法案》的每一部分”。〔[5]〕因此,我要加以说明的这种建设性张力的一个方面就是美利坚传统中的个人自由观。

   另一方面,建设一个安宁的社会也是我们宪政秩序的基本目标之一。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现今枪支的使用越来越多地与这一目标相抵牾。〔[6]〕作为美国控枪派的主力,“布莱迪防止枪支暴力运动”记录了美国枪支滥用的情况。〔[7]〕作为拥抢派领袖的全美步枪协会(NRA)则针锋相对地发表报告,宣称守法的公民能够合理地使用枪支,他们需要用枪来打猎、运动,甚至在面对犯罪时进行自卫。〔[8]〕除了这些争论和游说,在学术界,也存在关于枪支与犯罪的关系,以及特定枪支政策效果等问题的实质性争议。〔[9]〕然而,问题在于这些都是政策,而非宪法议题,它们的实践多赖于政治性的政府机构。不过,张力的另一端也就隐藏在这里:对拥有和使用武器的政府管制。

   这种有关第二修正案性质的两种论点的交锋强化了法院的作用。无论如何,法院都是个人权利与政府公安权之间关系的最终裁判者。除了负有界定两者界限的责任外,基思·惠廷顿认为,制宪者还“将司法设计为一种保障联邦存续和安宁的机制”。〔[10]〕也就是说,在履行裁判职能时,法院还必须以符合其根本责任——维系宪法建立的联邦——的方式行事。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当保护一种权利会危及联邦的存在时,法院就不能保障这项权利。同样,法院也绝不能允许政府运用一项会危及宪政秩序的权力。〔[11]〕

   本文的目的就是论证这一建设性张力的重要性。我认为,控枪派不应担忧Heller案为暴力与叛乱埋下了祸根。同样,拥抢派也应该看到法院意见最后的附加说明和布雷耶的异议所强调的第二修正案所内含的“公共安全”面向。〔[12]〕此外,我也试图证明对第二修正案的正确解读将会为双方提供一块均可书写的法学画板。重要的是,虽然Heller案并非无可挑剔,但至少能够与第二修正案的正确解释相兼容。因此,它也为建立一种能为争论各方接受的有关持有和携带武器权利的法理学奠定了基础。

  

二、革命、自由与第二修正案


   对于18世纪末期的北美大陆人民来说,独立战争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如果说美国独立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那么共和主义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代议制政府。那时的美国人民在精神气质上也迥异于历史上的任何人群:一个献身自由的道德民族,具有尊严意识和必然要创造真正自由的责任感。〔[13]〕

   然而,革命胜利不到十年,许多年轻的共和国领袖就开始担忧联邦已处在崩溃的边缘。〔[14]〕事实上,正如戈登·伍德所观察到的,“任何对十八世纪的政治学说有些许了解的人都忍不住认为美国正走在毁灭之路上。”〔[15]〕邦联国会的统治不仅无所作为,甚至连自身都是极度虚弱的。埃徳蒙·摩根称之为“在权力上有名无实的政府”。〔[16]〕对中央集权体制的长期怀疑促使《邦联条例》的制定者拒绝授予邦联国会任何实质和有形的权力。邦联不能征召常备军,无权征税,也不能管制州际和国际贸易,且不经各州一致同意,邦联国会也不得修改《邦联条例》。各州将上述权力都保留给了自己,如此一来,各州就使得自身凌驾于邦联之上。摇摇欲坠的经济——新英格兰地区各州尤其恶劣——工商业者和农场主之间的矛盾,以及政治精英对国家偿还战争债务能力的日渐忧虑,共同造就了政府管制的溃败。随着越来越多人将这些问题的根源追溯至《邦联条例》的固有缺陷,一种呼吁召开会议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贸易问题——的声音兴起了。〔[17]〕1787年9月17日,费城制宪会议结束,代表们为美国制定了一部新宪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政府形式。

   1787年宪法是对《邦联条例》的彻底背离。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制宪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在为宪法草拟序言时极为出色地为这部新宪法确定了广泛的目的:“我们联邦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内部安宁、建立共同防御、促进普遍福利、保证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自由和幸福,特此为美利坚联邦设立和奠定这部宪法。”〔[18]〕

   首先,“为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十分清晰地表明了制宪会议的目的就在于创建一个更好,更稳固的国家。序言内部的平衡状态也暗含了制宪者实现目标的规划,宪法正文则设计了实施这一规划的具体机制。序言内容实际上表明制宪者普遍认为由《邦联条例》创建的政府形式内部并无任何正义可言(请注意,宪法序言在语言上用的是“树立正义(establish justice)”,而不是“促进”或“保持”正义之类的词语)。新宪法的另一个普遍目的是“促进普遍福利”。“普遍”一语就意味着即便是对我们深具敌意的人也几乎都能从这一广泛的原则中寻求依靠。

   不可否认,联邦宪法的原始文本并不包含权利宣言的内容。因为制宪者认为其毫无价值。〔[19]〕例如,激进的联邦党人詹姆斯·威尔逊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宪法确认大会上为这种“遗漏”进行了辩护,他反问道:“谁敢保证能够将人民的所有权利都列举出来?”“一旦在宪法上列举人民权利,那种列举必然是不完整的,如此一来,没有列举到的权利将被假定是制宪者有意忽略的。”〔[20]〕

   然而,在这个特定议题上,威尔逊和他的联邦党盟友们最终并未获胜,《权利法案》的诞生就是最好的证明。事实上,承诺制定一部权利法案是很多州确认宪法的前提条件。〔[21]〕最终,《权利法案》于1791年获得通过。这部法案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认了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刑事被告人的基本权利等。其中,法案第二条,也即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保障一个邦的自由,必须有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不得干涉人民持有、携带武器的权利。”

   建国一代普遍认为,对于确保年轻的美利坚联邦的健康和活力来说,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极为重要的。尽管理论资源各异,但在论及第二修正案的目的时,约瑟夫·斯托里和桑福德·列文森都强调了公民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天然捍卫者的角色,这一角色内容包括“抵御突然的外敌入侵”、“镇压国内暴乱”,以及“反抗统治者的强取豪夺”。〔[22]〕很多学者也认为,制宪者对人民的自卫权以及以此为目的的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深信不疑的。〔[23]〕甚至连联邦党制宪会议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也承认在反抗专制政府、入侵者和刑事罪犯之间并无实质性区别。〔[24]〕这一立场也为近来的很多学者所认可。唐·凯特认为,自卫是天赋人权,而国父们甚至将之视为良善公民的责任和义务。〔[25]〕就连那些认为第二修正案旨在保障各州民兵的持枪权的学者也承认人民的自由是其终极目的。〔[26]〕且先不论第二修正的适用范围——即是适用于公民个人还是各州民兵——学界至少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第二修正案试图“保障州的自由”。

  

三、Miller案与Heller案:探究第二修正案的含义

  

   (一)Heller案:解释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如果将历史拉回到两百年前,我们会发现有关枪支的权利以及其与宪法秩序的关系问题是当时美国政治话语中十分耀眼的论题。2008年上半年,联邦最高法院听审并裁决了一件有关第二修正案的里程碑式的案件——Heller案。该案的事实十分简单:自1976年开始,作为全美最不安全的城市,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出台了全美最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规定除了现役和退役的执法人员以及法律颁布之前就拥有手枪的人以外,居民一律不得拥有手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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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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