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科举文官支撑唐中宗、睿宗朝政治乱而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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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每与刘备论及汉室倾秃,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之世。 而唐朝中宗与睿宗时的政治衰败,其实并不亚于东汉末年桓帝与灵帝之时。然其最后结局却大不一样,衰败一阵后唐未见倾覆,反而不久就跃入了开元盛世。


唐中宗李显(656—710)和睿宗李旦(62—716)是武则天与唐高宗生的两个饭桶儿子,他们的胞兄李弘和李贤因贤能而被母后害死。弘道元年(683)高宗驾崩,两兄弟先后继位当过几个月的傀儡皇帝,武则天先是“临朝称制”,不久就篡唐为周自己当了皇帝。李显被流放远外,其子李重照虽高宗时就被立为“皇太孙”,也被亲祖母所废并杖杀。继任〝皇嗣〞的李旦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只得逆来顺受,他带头上表请改国号,并自请改姓武氏。流放中的李显更是不思进取,多次想自杀,是妻子韦氏的鼓励才让他熬过十五年流放生涯。圣历元年(698),武则天在宰相狄仁杰劝说下,招李显回朝重任皇太子。七年后82岁的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迫她退位,迎立中宗。


李显复皇位后,恢复唐国号,平反冤狱,封弟李旦为安国相王,妹为镇国太平公主。但这位历尽劫难的皇帝却昏聩得可笑,他没有趁悍母去世铲除武氏外戚势力,反而助长他们继续作威作福。他把与武三思有奸情的上官婉儿纳入后宫掌诏令,其女安乐公主则是武三思的儿媳,上官婉儿又怂恿韦皇后与武三思私通,这伙人互相勾结,淫乱宫闱,以裙带关系组成腐败集团,操控了中枢政坛。他们诬告兴唐功臣张柬之等谋反,加以杀害,中宗对他们是听之任之。马大哈皇帝对政事没有任何决断力,成天嬉戏,竟在朝堂与大臣玩拔河游戏,变着花样寻求刺激。韦皇后守着个白痴天子得以恣行所欲,竟得寸进尺,想做武则天第二。其女安乐公主也当仁不让,求为皇太女。皇太子李重俊(非韦后亲生)实在看不下去,联络羽林将军李多祚杀武三思,进一步想除韦后,被中宗制止,最后兵败被杀。韦后、安乐公主以此构陷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不果,最后竟进毒饼将中宗毒死。


公元710年,正当韦后要按武则天故事临朝称制之时,太平公主与相王第三子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尽杀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扶李旦复辟﹙旦文明元年﹙684﹚曾任皇帝﹚,是为睿宗,太平公主于是成为新的政坛女强人。


睿宗并不睿智,他是武后44岁高龄所生,史书记他“谦恭孝友,好学”,但实际上十分庸懦弱智,没有政治魄力和皇帝气度。即位后他立李隆基为太子以酬其功,让太平公主参预政事,掌握实权,宰相奏事,他先问有没有与太平公主商量过,自己却没有什么主见。太平公主以皇妹恃功独霸朝政,行事有其母武则天之遗风,朝臣趋附其门者如市,自宰相以下进退系于公主一言。她见皇太子英武,欲废之另择闇弱,以长久把持权位。并将正直的宰相宋璟、姚崇、张说摈出京师。愚闇的睿宗虽提前禅位于太子,但当朝宰相七人竟有五个仍出太平公主之门,朝政仍得姑妈说了算。最后李隆基再次发动政变杀太平一党,才使得唐政局归为一统,结束了政治动荡。


从公元705到713年中宗、睿宗在位的短短九年时光,唐发生了四次宫廷政变。武则天死后的皇后、公主们个个贪婪权力,而从恐怖中爬过来的中宗、睿宗倒是都不眷恋权力,没有男子汉气,一个佞佛,一个崇道,愚弱昏懦,使唐中枢险象环生,政局动荡不安,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中宗时诸多公主王公开府设官,公开卖官鬻爵。想求官者,只要花钱三十万,就可“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省。即不通过正式手续任官,叫“墨敕斜封”。当时人将这些未经科举考试和吏部考核而授的官鄙称为“斜封官”,甚瞧不起。先前武则天“试官”虽也有“车载斗量”之称,但所授多是拾遗、补阙等低品秩官,真有才能才有升迁之望。中宗时各级官加号“员外,检校,同判,试,摄,知官”的不计其数,只看钱不看才,而且动不动就赠司空、司马高位,以致“司空见惯”,搞得滥官充溢,铨衡失次,府库空竭,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和规矩。睿宗即位时曾下旨停废斜封官,但不久在太平公主影响下又下旨叙用。直到开元二年玄宗坐稳皇位后,才在宰相姚崇、宋璟的主持下悉罢员外、检校官,精减冗员,恢复官僚制度的正常规范。


唐中宗朝公开卖官,上层糜烂,皇后公主公开宣淫,其政治腐败较之东汉桓、灵之世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由于太宗、武后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略和制度建设,唐有了一批经科举入仕的士大夫精英和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虽也遭皇亲贵戚的败坏,伪滥者充斥,但终未成主流,不致倾毁全局。其科举选官、吏部考课、铨选的优胜劣汰机制,及三省决策、行政的制度主导构架,始终未见倾动,良好的制度安排一直稳固地发挥着作用。这就保证了唐朝政制在乱中能不出轨,中枢淆浊而地方吏治一般还算清明,科举精英在朝中始终能占有一席之地,并实际主导着官僚系统,使腐败政治不至于向全社会蔓延,社会矛盾最终未致激化至临界点,唐朝统治基础因得以保持相对稳定。


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张说、刘幽求、郭元振、魏知古等一班科举出身的文臣,以办事干练升为宰辅。他们自幼都深受儒学熏陶,文化素质很高,入仕后又在基层行政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成为治国的栋梁之才。如宋璟在地方就为官清严,人吏莫有犯者,入朝后敢于当面抵制武韦集团的倒行逆施。当太平公主擅权议改立皇太子时,众皆失色,独宋璟不顾个人安危出来抗争,与姚崇一起请公主避居洛阳,以免政出多门。睿宗盛夏为两个女儿修道观,魏知古上书以非急务谏止。张说也能持正平反冤狱,抵制亲贵构陷忠良。这批科举精英忠君体国,为人正派,他们在乱局中苦力支撑,敢于谏诤,勇于负责,自觉地维护李唐社稷,安邦求治,关键时刻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各级地方官也以他们为楷模,禁军统领也都向他们靠拢,而那些斜封官在他们面前则自相形秽,不敢过分逾制。有了这样一些科举精英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主心骨,有他们主导掌握的各级政府机关的不停运转,终于使唐倾斜的大厦能维持不倒,使大唐航船终于越过险滩渡入开元盛世。


(载《华夏文化》, 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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