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收到了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等发来的《第二十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函》，这使我想起了20年前，第一次参加科举学会议的情景。

在被誉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一百周年之际，具有纪念、反思、总结等多重意义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还没有冠以“届”），于2005年9月2-4日在厦门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巴西、越南及海峡两岸的诸如艾尔曼、李弘祺、贾志扬、近藤一成、刘海峰、潘懋元、杨学为、缪进鸿、叶尚志、王德毅等一百余位专家学者欢聚在“嘉庚楼”，就中国科举制度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科举学的广博性、特殊性、现实性与重要性，以及众多的具体分支方面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当时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看到这么多外国人与会，有一种“万国来朝”的自豪感。回家后，我写了一篇新闻报道：《科举研究重心回归本土——“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1期上），本人的深切感受是：经过大陆学者20余年坚持不懈的拼搏，国际科举学的重心，已从上世纪50-70年代的漂流海外，毫无悬念地回归本土；在科举学的理论构建、探索广度及科举制度的得失评估等方面，中国学者显示了颇为强大的阵容与整体实力，出现了一批不俗的论著。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内、也是国际的科举研究中心，作为“科举学”的首倡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海峰教授，已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

但遗憾的是，我们在史料挖掘的深度、量化分析的难度、个案展开的充分、逻辑推理的稹密、语言表述的细腻，尤其是文风反映的朴实等方面与海外学者相比，仍有相当的距离。

总之，当时的“科举研究重心回归本土”，主要是指研究队伍、论文发表数量和对科举制度的重视程度及其体制优势，就论著的质量而言，还不能与海外名著比肩为伍。就我涉及的明清科举社会史、科举文化史而言，顶礼膜拜的，还是美国何炳棣、艾尔曼，台湾萧启庆以及张仲礼先生早期负笈美国时完成的成果等。

一、从量变到质变

在2005-2025年的20年间，随着国势的强盛，大陆科举学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首先仍表现在数量上的猛增。据刘海峰等提供的资料[1]，加上笔者参加过18次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含没有列入该系列的2010年在宁波天一阁召开的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下同）的观察，迄今为止，仅参加过国内召开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的学者，就达2400人次之多，排除重复者和海外学者，仅参加过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的大陆学者就达七八百人之多，那从事过科举研究的学者肯定超过千人。再以成果计，包括各市县的进士录在内，科举学专著应在千部左右。2025年7月22日，笔者从中国知网主题栏输入“科举”，有23398个结果；从篇名栏输入“科举”，也有5674个条目，这说明，关于科举学的论文，应该在1万篇左右。而这些科举专著和论文，绝大多数产生在近20年间。

如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制造业从量变转型到质变，出现了华为、中兴通讯等引领行业潮流的企业一样。这20年间，大陆科举学领域也涌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论著，整理了众多的科举原始文献，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史料支撑。

就论著而言，代表当代科举学研究水准的是两套科举学通史。1，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5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分为隋唐五代卷（金滢坤著）、宋代卷（张希请著）、辽金元卷（武玉环等著）、明代卷（郭培贵著）、清代卷（李世愉、胡平著）。2，刘海峰主编：《中国科举通史》（6卷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分为科举前史卷、隋唐五代卷、宋代卷、辽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作者分别是张亚群、金滢坤、钱建状、李兵、郭培贵、王日根。这二套书的明代卷都由郭培贵撰写，加之他其它的明代科举论著，郭培贵教授堪称明代科举研究的集大成者。

继2005年出版奠基性的《科举学导论》后，这20年，刘海峰又推出了《中国科举文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等数部专著，及数十篇高质量论文。

此外，比较优秀的专著还有郑若玲的《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希伟的《清代科举冒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关晓红的《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沈仁国的《元朝进士集证（上、下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李林的《清代武科考试研究》（中华书局2022年版），毛晓阳的《清代贡院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杨齐福的《清代科举考试与台湾社会》（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

当代人研究科举考试的文本主要是明清，而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核心文体，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意味着八股文教学在形式上消亡，逐渐断裂，尤以大陆为甚。而对具有严格的格式（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和内容要求（代圣贤立言，以四书五经为纲）的八股文撑握，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生的外语，成为出国的一道门槛，重起炉灶，十分困难。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科举宗主国的大陆学术界，对科举制度考试文本的解析，成了科举研究中的一块短板，令人唏嘘。可喜的是，202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复旦大学陈维昭教授的《考官·命题·文风——明代乡会试四书文命题研究》，一举突破了这一技术瓶颈。如果说吴宣德教授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标志着在科举人物的量化研究上，大陆学者“技不如人”的时代结束，那么陈著的出现传达出我们在“理学文章”的探讨上，也可以与海外汉学家较劲了。

以上仅是我所涉及的领域，挂一漏万，也许其他朝代、其他分支有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1990年代“科举学”刚提出时，大家都依赖台湾的文献。如1969年学生书局出版的《明代登科录汇编》66种，1992年成文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420册。

近20年间，大陆学人整理和出版了非常可观的科举文献。如学苑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了来新夏主编的《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100册。2009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陈文新主编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辑，共17种、22册，计2700万字。《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于2010年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影印线装本，共有进士登科录68册，会试录62册，乡试录297册，武举录32册，共计460册。龚延明、祖慧主编了《中国历代登科总录 》，现已出版的有：《隋唐五代登科总录（全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宋代登科总录 （全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明代登科总录（全2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这期间，民间学人整理的科举文献异军突起。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了贾江溶编《贾江溶藏稀见清代科举史料汇编（全20册）》。该出版社2022年又推出了陈维昭、张文达主编的《张文达藏稀见清代科举文献汇编（全50册）》。等等。

可以这么说，这20年间，大陆出版界推出的大部头的具有工具书性质的科举文献史料，可能超过了以往一百年中外出版的同类书籍之和，为科举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养料，某种角度上也彰显了国家的软实力。

科举学的专业学术辑刊——《科举学论丛》（半年刊），自2007年创刊以来，已成为科举学领域学者发表成果的重要平台。

二、从仰望到平视

科举学的内容十分广泛，笔者仅选择进士的地理分布和科举的社会流动两个角度切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国门早已开启，大量西方和海外名著涌入国内，或名家应邀在大陆发表高论。我有幸较早地读到这些论著。如美籍华人何炳棣的《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台湾萧启庆院士的关于元朝科举的系列论文：《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台湾《汉学研究》第5卷第1期，1987年）；《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还有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按：该著是张仲礼1953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1955年华盛顿大学以英文出版。

由于这些论著的内容都正好吻合自己研究的题材，故我十分虔诚地反复地拜读，从方法到史料，从观点到论证，如饥似渴地吸取营养，对我的学术产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

如这些论文的共性是宏观，大开大合，我后来的数十篇论文也几乎都是以全国为题材，或者是以整个专业为背景的。再如，何炳棣的进士是人才分布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最佳资料”的论断，坚定了我以进士的地理分布为主攻方向，我的近半论文就是以此为题材的。再如萧启庆的元代儒户制度使南宋科第仕宦世家之家学、家风的延续得到了保障，元代恢复科举使不少江南士大夫家族皆能浴火重生，跃登宦坛，元朝的科第之家构成了联系宋明两代江南精英阶层的桥梁之推断，启发我对明初科举的社会流动率有自己的看法。又如，张仲礼通过统计19世纪科举功名获得者的数量，地理分布和经济背景的揭示，使我对清代全国绅士规模及其形成，以及社会构成有了比较明确的把握，并用于相关的论证。

同时，虽然我不懂八股文，但通过艾尔曼的《晚明儒学科举策问中的“自然之学”》（雷颐译，《中国文化》第13辑，1996年），深深地被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此热爱和钻研精深所感动，更自觉地探究科举制度，也为后来分析何炳棣与艾尔曼之争做了铺垫。

要之，当时这些海外学者（含留美时的张仲礼）的学问，对我来说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我既仰望，也是追求的目标。

后来，随着自己的研究深入，我也体会到，我开始时的仰望，除了他们的理论经典，也由于自己的起点低，两者有巨大的落差。我需要迅跑和提升。经过30年的忘我拼博和付出，发现他们的成果也非完美，尤其是在量化处理上比较粗糙（这与当时没有计算器有关）；伴随基础渐渐夯实，也逐步具备了与这些学者对话、商榷的学力。窃以为，对前贤学术的回报和尊重的一种形式是，把他们的思想发扬光大，反映在行动上，就是沿着他们的成果继续说，包括切磋可能存在的问题。

于是，在这20年来，我对大师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话。

现按时间顺序罗列如下：《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9期），《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314-322页），《张仲礼对太平天国前后绅士估算的表述及适用性》（《社会科学论坛》 2014年第7期），《澄清对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的评价》（《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2期 ），《对何炳棣“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若干笔误的修正》（《科举学论丛》2022年第2辑），《元至正十一年右榜、左榜进士人数辨析》[2]（《科举文化》2023年第2期），《何炳棣与艾尔曼之争重探——写在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中译本问世之际》（《社会科学论坛》 2023 年第5期）。

瑕不掩瑜。以上讨论无损于大师的威望，他们各自的成果至今仍代表着相关领域的水准。更重要的是，筚路蓝缕，正是他们的努力，使科举研究不至于中断；没有他们的铺垫和奉献，近30年来的大陆科举学界的推进可能就不会如此顺利。

不知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还是家国情怀，在科举研究中我有大陆情结，海外其他学者可能的不确之论，我也总会不计得失，与之理论。

例如，美国学者罗斯基在他的《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一书中提出的： “18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人为30-45%，女人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之论断，在学界几成定论。有的还进一步发挥，并藉此来当作否定“废科举”的重要理由。但据笔者考察，罗斯基的观点是孤证，并无左证，且更多的可能是反证。故提醒那些把罗斯基的说法当作否定“废科举”的重要理由的作者，应谨慎引用这一史料和观点。[3]

再如，面对3位香港学者2020年发表在英国《经济学报》上的，经不起史实推敲的论文：《科举万岁！中国科举制的持久影响》，笔者撰《研究方法如何创新，都不能疏离基本事实——对〈科举万岁〉若干问题的商榷》（微信“学人”公众号2024年6月26日）。就明清各府进士的密度，与同地2010年度入学年数呈较强的正向关系之因果，以及一个府到其最近的竹子产地的河流通航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以解释其与科名成绩的正向关系是否成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商榷和批评。传递了大陆学者在这一分支上的研究水准和学术话语。

笔者以上提出的学术争鸣不一定正确，所幸的是至今并无遇到反批评。

在科举学领域，我的治学条件并不好，掌握的知识和治学时间极为有限，但我多次积极地与诸大师们进行国际对话，几乎以一己之力，弥补了大陆学者在一些有争议的学囿，默不作声、洁身自好的缺憾。捍卫了大陆学者的尊严！如持续数十年、围绕何炳棣的研究展开的关于科举社会流动率问题的国际大争辩中，不才忝列为中国唯一的代表性质疑者[4]。我的底气来自我的独立的思考和人格，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与追求。有的事总得有人去做。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蓦然回首，对科举学研究中长期观察发现的问题，以下一吐为快。不当之处，敬请大家匡正。

三、从污名到自恋

这20年，尤其是最近几年，研究科举的论文内容之广泛，用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来形容一点也不过誉。但所写文章，良莠不齐，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情况，在当今的学术界有相当的普遍性，且任何时候可能都存在的，故对此笔者不与置喙。我关注的是科举学界的爱屋及乌与自恋情结。

差不多整个20世纪，科举制度在绝大多数国人的印象中是落后、腐朽的代名词。

在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周年之际，刘海峰在《书屋》2005年第1期发表了《为科举制平反》之雄文。该文发表当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惜不少人对刘文的理解过了头，在他们的认知中，从科举污名化一下子转到眼里容不得沙子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产生了一股否定废科举的思潮

2005年前后，在科举学界产生了一股否定废科举的思潮，且一度成为学界主流。解铃还须系铃人。也许刘海峰也察觉到了这不妥，3年后，他把“为科举制平反，并不是否认科举制的弊端和局限”，修改《为科举制平反不等于否定废科举》（《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才使这一思潮渐退。但至今仍有一定的市场。故有必要略作讨论。

否定废科举思潮中，人们认为从教育的角度废科举弊大于利（这等于从整体上否定了“废科举”），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废科举后“教育普及率下降”。但他们是怎样论证的呢？先把一个经受不起推敲的洋人的1880年代国人的识字率20%（含女性）[5]，奉为圭臬，再以废科举后头几年的学龄儿童的学堂就学率，与之比较，却对当时普及教育的主体——私塾只字不提。众所周知，科举时代民间的教育启蒙，除了家教，几乎百分之百地靠私塾完成的。而废科举时并没有废私塾，20世纪初，由于生存的土壤还在，私塾相当完整地保存了下来。1902-1912十年之间，虽然小学生数增加了500倍，但“私熟相对于学堂，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初等教育的重心仍在私塾而不在学堂”. 直至1923年，“试把全国学校的学生数合计，都远不及私塾学生之多”。[6]

有趣的是，废科举后“教育普及率下降”的论证者，不约而同，都把私塾这一教育普及的大头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似乎废科举前在私塾读书属于教育，废科举后在私塾学习就不能算教育了。如此滑稽的划分，除了如同恋爱中的一些当事人会失去理智一样，这些学者的所为，可能只有恋上了科举才能解释了。

（二）忽略经济因素对科举的重要作用

20世纪，在科举社会流动的讨论中，大家主要采用的是官衔、功名及平民这三个指标。但这无意中把也许是最重要的指标——经济因素排除了。所谓的“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中之“寒素”，是相对于“世家”而言。平民出身不等于贫寒出身；庶民、布衣也不等于不是地主、富商。且官衔、功名追求的一大动力与目的，也是为了创造或保持更好的经济条件。故排除经济因素讨论科举的社会流动是不客观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本世纪初，艾尔曼与笔者在大洋彼岸，不约而同地关注到造就科举人物的经济因素[7]，我们之间高度的吻合之处在于，都认为“经济因素造成的事实上对90%左右的人参加科举的排斥”。2022年，笔者又以太平天国前全国的人口、学额、绅士阶层总人数及当时年参加童生试的童生数等做一估算，又结合张仲礼前辈对生活在19世纪绅士传记的经济情况所作的调查[8]，实证 “经济因素造成的事实上对90%左右的人参加科举的排斥”，以及“长期的科举成功取决于经济实力”的论断是成立的。[9]

不过，此与科举制度本身是否公平无关，这是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而且，官职的非世袭性和家庭财产继承上的均分制，个人的天赋、好恶不同，加之天灾人祸等原因，使社会财富在不断地流转，如果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取士标准，为下层平民的奋斗提供了理想与动力，那么，财富的较快流转使这一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 故笔者并不否定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10]

笔者之所以强调经济对科举的决定作用，是因为在大陆的科举学界这个观点是边缘的，在微信“科举群”，每当发起这个讨论时，我的观点总是比较孤立的。与学者私下交流中，他们常常用寡妇也能靠自己的努力培养儿子成进士（本人并不否认一定数量的实例），或以“山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等格言来说服我。

窃以为，大陆科举学界主流认为如果经济条件是决定因素，那么就有损于科举的公平和形象，其积极意义之一：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流动将大打折扣，也会贬低科举学的研究价值，甚至影响学者的社会地位。[11]可我的观念相反，强调经济的作用，却却是科举公平的一个象征，难道在录取尤如今天买彩票中奖的几率下，家庭经济条件好坏中式的概率是一样的吗？在几乎没有公共教育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那些家境殷实、有文化底蕴的阶层垄断几乎都靠教育获取的功名不是很正常吗？百姓用自己的财力和理念，支撑着帝国的文化大厦，不是同样值得我们自豪吗？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各种史料的展开，“长期的科举成功取决于经济实力”之结论，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如刚付梓的也比较优秀的《清代学额研究》，在第十章专辟一节“江南多进士，经济是根本”[12]，笔者完全赞同。

（三）呵护科举社会流动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科举制度进步的一大表征。关于科举社会流动的讨论，以美籍华人何炳棣的研究为主流和代表。何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明代进士出自A类者，即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更谈不上有官职和官衔的家庭的占47.5%；出身B类者，即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占2.5%；余为出身C类，即是指那些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13]何氏把前两部分都看作平民，这样，明代一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其中，明初平民出身的占58.7%。清代A类进士占19.1%，B类进士占18.1%，两者合计为37.2%。明清两代出身A类的进士占30.2%，出身B类的进士占12.1%，两者合计为42.3%。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初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初三代无功名的A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以企及的。此后，流动的速率就呈下降趋势。[14]

但何的成果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明初科举社会流动率高，总体上提升了明清五百年间科举社会流动之频率，而明初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其结论在科举史（特指明初）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另是，各类登科资料是逐步完善的，明代，尤其是明初的登科录所载的家世是相当欠缺的。即使同一时期的原始、权威的登科类史料，民间的要比官方的丰富的多。[15]

近20年以来，随着各类史料尤其是清代朱卷的充分利用，晚清中高级功名获得者的家世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16]。遗憾的是，研究者在对待这些来之不易的真实数据，作了淡化处理，以显示何炳棣的成果和地位，即较高的社会流动率不可撼动。

1、郑若玲的研究

名师出高徒。厦门大学郑若玲的《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名家刘海峰指导的优秀的博士论文，笔者多次引用其成果（“新三级学人”的生源构成）。郑老师通过对《清代朱卷集成》7791个中高级功名获得者的统计，发现父系直系上三代均无功名的仅占总数的12.70%（取表11、13的均值），又据其表7-9的推算，无功名中占45%的先祖的身份是有官阶或封典的“其他”。则父系直系上三代中无政治、文化地位的仅存7%。

我们又据相似的方法求得，父系祖上三代无功名的举子中，其岳父或外祖父有功名者约占34%（两个不同的样本，取占比大的+占比小的三分之一，下同）），又排除占45%的“其他”，则祖上无政治、文化地位的仅占2.5%。

由此可见，郑文对科举社会流动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主要是生员占比大幅度上升），但也许囿于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流动这个“政治正确”，作者对自了己的成果做了淡化，甚至相反的处理。这首先反映在划分上。何炳棣虽然把B类进士也划入平民，但他是把A类进士和A+B类进士分别讨论的，且他看重甚至得意的是A类进士的占比。可郑只讨论A+B进士，以说明她与何的出身平民家庭的统计比较接近（郑文46.4%/何文42.7%）。但这掩盖了两者统计中在A类举子和B类举子中的较大差别：何的A类进士占30.2%，B类进士占12.1；而郑的A类举子仅占12.7%，B类举子高达33.69%。也即郑文统计的上三代仅出过生员的家庭，是何文的2.8倍，极大地提高了生员的占比。

是金子总会发光。抹去18年的岁月尘埃，郑博士的这项研究，似乎是1962年以降科举社会流动研究的最大的实质性突破。

把生员划入平民仅从其没有任官资格考虑。但我们研究进士的家世，是分析他们受到政治、文化等积累对举子成功的实际影响。而生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生员不仅是一个文化指标，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尺度。因为生员家庭通常也是殷实的家庭。平民中父祖辈有否生员，产生进士的概率完全不同。

日本学者通过明清时期常州科举世家的研究显示，祖、父有无功名，对后辈出中、高级功名获得者的影响很大，而功名高低(含生员)，则对后代影响不大。[17]却把生员划入绅士阶层是学界的共识[18]。故郑老师没有把生员划入“功名”讨论，等于放弃了自己研究的“最亮点”，笔者感到非常惋惜。

另是何炳棣把祖上三代没有功名但有官阶（此暂不讨论封典）的进士划入C类。可郑文以这类进士找不到功名为由，划入“其他”，并称祖上的官阶“与朱卷作者的功名无关”，这自然降低了C类进士的比例。

要之，郑著在归类上，从有否任官资格时，把生员挤出功名系列；从有否功名时，把官员踢出C类进士[19]。那怕牺牲自己的研究价值。这可能只以受某种学术思潮左右而无奈来解释了。

2、林上洪、刘海峰的研究

林上洪、刘海峰发表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1年第3期上的《寒门子弟何以考取科举功名——基于清代浙江科举人物朱卷履历的定量分析》一文，通过考察《清代朱卷集成》和《未刊清代朱卷集成》（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中1194个浙江籍举人、进士朱卷履历的定量分析，探析寒门子弟考取科举功名的影响因素。

由于此文的统计对象与郑文基本重合，且核心数据求得的方法也与郑文相似，故本文不再罗列其具体的推理步骤，直接得出统计结果：父系祖上三代及岳父或外祖父均无政治、文化地位的仅占1.8%。[20]这进一步降低了科举社会的流动率。

与郑文的角度不同。作者讨论的是寒门子弟何以考取科举功名，这有创新的意义。但寒门子弟的占比这个读者同样关心的问题，作者仅放在表格里，而没有拿岀来做明确的交待和分析。也许作者担心如果这样做会使人感到，晚清科举社会的流动率非常低之心态吧？

顺便指出，以力挺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为己任的，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徐泓（《明清社会史论》译注者），通过明代57科进士登科录的统计，得出了明代A类+B类进士占50.85%的结论，比何的原著50%增加了0.85%。遗憾的是，紧接着何氏在讨论“明代进士社会成分变迁”时，计算（方法）失误，愣把明代A类+B类进士的平均值拉高到56.29%。[21]也即这个56.29%完全是杜撰的。有趣的是，在同一平面，何氏全额统计的、正确的数据就在左边，林、刘却要采纳右边的、错误的数据，以提高平民向上流动的力度。这不仅仅是引者的疏忽问题[22]，恐怕更反映引者需要他愿意看到的数据之心绪。如果右边的数据低于左边的，作者会引用或不细究吗？这种情况似乎也可以用对科举的自恋来解释了。

还要提示的是，以上的讨论都还没有涉及到经济因素，也不涉及伯叔的功名与官职等。

行文至此，笔者非常感谢两文的作者，因为他们的研究表明，我2008年提出的“以贫农、下中农、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为主体的其他社会阶层，若没有外部力量的帮助，仅凭自己(一代)的努力，侧身甲科的概率超过1%的可能性也不大”之假设[23]，至少在晚清与实际差距不会太大。而整个科举时代，社会结构相似，科举的社会流动率，各朝代、各阶段可能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如果我们充分占有史料，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率至少在生员层面的占比有较大上升的空间，即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更谈不上有官职和官衔的家庭的占比，会大幅度下降。

再致细琢磨，郑、林的统计揭示，这些以晚清为主体的近八千名中高级功名获得者，假设他们的母系统计到曾外祖父，他们的妻系也统计到曾祖父，则两项相加祖上三代具有科举功名、官职及社会政治地位的占比，不会少于举子祖上三代的占比，换句话说，晚清多数举子，得到了三重“直系”（父系、母系、妻系）上三代具有科举功名、官职及社会政治地位者的恩泽，如果再加上伯叔的功名与官职等，施膏泽者更多。所以，尽管笔者不否定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但更倾向艾尔曼的精英循环论。

也就是说，大陆科举社会流动的坚定支持者，无意之中坐实了“非流动派”对何炳棣的研究没有考虑到家族、母系、妻系的家世之质疑基本成立；西方汉学家一个甲子的努力，皆因缺乏史料的支撑劳而无功，却被大陆学子的无心插柳轻松搞定。这对呵护科举社会流动的海峡两岸学者来说，情何以堪！

这最次证明：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回避或不承认都无济于事。

历史学家一旦发现和梳理了新的史料，并公诸于众，如何解释就由不得他（她）了，他（她）不愿解释或往另一方面解释，也不影响他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所以，对科举的自恋情结，是否会影响科举学的健康发展，应该引起同仁的注意。20年来大陆学者在埋头苦干，特别是在题材开拓上遍地开花的同时，在对待科举的重大事件上的认识，如废科举的时机及得失；在较大的理论构建上，如经济对科举人物的产生及其地理分布上的作用、科举实际的社会流动频率的阐述方面等，也要与时俱进。思想性的学术要引领工具性的技术；弟子不必不如师，学生不一定唯导师理念马首是瞻；要打破圈内几无学术批评的局面，提倡学术争鸣，尤其是要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学术争鸣，你如果真正对自己的认知自信，对外学术交流时应当仁不让；对待现有权威成果的质疑者，要有更大的胸怀和包容。在科举研究上，大陆学者有独特的优势，理当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多的话语权。

年轻的学子，一定要带着质疑的精神去读书。例如本文提及的徐泓教授的计算失误，我首先是对56.29%的数据怀疑，怎么会这么高？当然，这首先要对相关研究的熟悉，否则，你质疑的依据何在？再验算其两份表格的数据，不仅证实数据是错误的，而且还发现其错误的原因在于方法不当：把各阶段的平均百分比之和，除以阶段数。这种方法只有在各阶段的权重（进士的样本数）相等时才能应用（所以，这种问题，对于数学有功底的人文学者来说，是一目了然的，可我不能），而徐提供的每阶段样本数是不等的。确切地说，是四阶段中的第一阶段（洪武四年至宣德八年）的75.84%（实际更高：77.95%），拉高了整个明代的平均数。

这些，也可以算本人在学术转型之际，对30年的同行的规谏和告别词吧。借此机会，对一路走来，在科举学范畴帮助、鼓励过我的刘海峰教授、李世愉研究员、郭培贵教授、胡平研究员、常建华教授、张亚群教授、周腊生教授、毛晓阳教授、徐征伟先生等众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更欢迎大家对拙作的交流、批评和修正。

最后，祝第二十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2025-08-17

注释：                                                              

[1] 刘海峰、韦骅峰：《“科举学”的出现、进展与前瞻——刘海峰教授访谈录》，《中外论坛》2021年第2期。

[2] 本文系对萧启庆：《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载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版，第101-127页）右榜、左榜进士人数考证的修正。

[3] 沈登苗：《孤证不足为证——对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质疑》，《科举学论丛》2015年第二辑。

[4] 见徐泓：《何炳棣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载徐泓《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247-260页。

[5] 沈登苗：《孤证不足为证——对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质疑》，《科举学论丛》2015年第二辑。

[6] 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155，240页。

[7] 我虽然约在2006年春节前后，收到过艾尔曼发给我的《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的电子版，但因我不懂英文，只能望书兴叹。

[8] 拙作先由学人公众号于2022年12月11日首推。

[9] （美）艾尔曼著，高远致、夏丽丽译：《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该著于2001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45页；沈登苗：《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2期。

[10] 沈登苗：《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2期。

[11] 这也就是为什么质疑科举社会流动的，多为西方学者的原因之一吧？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精神压力。同样，作为独立学者，我也没有学术之外的任何包袱。

[12] 梁志平：《清代学额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15页。按：是书似乎没有张仲礼先生那样的“清代全国各省学额分布汇总表”，这对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大遗憾。

[13] 注意，何氏在诠释三类进士的特征时，始终把是否有功名或官职并列考量的。

[14]  (美)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英文）1962年版，第112-114页。按：近几年海峡两岸推出的中文版，若干数据略有修正，但不影响讨论。

[15] 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9期，沈登苗：《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322页。

[16] 我原以为朱卷上举子的家世记载，仅能对《登科录》起拾遗补阙的作用罢了，拜读了郑、林两文（详后），并看了若干朱卷后，方知岳父和外祖父等的记叙是清代朱卷的标配，从中是可以提取相对完整的信息的。故修正自己以往的观点。

[17] 参见(日)仓桥圭子：《科举世家的再生产——以明清时期常州科举世家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天津古藉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194页。

[18] 如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19] 即使的确是没有功名的官员祖先，怎能会“与朱卷作者的功名无关”呢？这也完全摒弃了何炳棣的界定。

[20] 从朱卷踢出的样本比例推理，林文择取的有效样本家世之记载，整体上比郑文更为完整，这可能是两者相差0.7%的主要原因。

[21] 徐泓：《明代向上社会流动再探》，载师毅主编《日下新谭——第十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234-254页。

[22] 从文章应用了不少比较复杂的计算公式来看，作者具有较深厚的数学功底，故只要稍留意一下，徐泓的计算方法不当，是一目了然的。更不要说，相似的史料，占比突然增加了13%（56.29%/50.00%），这本身就要引起警惕的。

[23] 沈登苗：《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