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革除苏联模式与国际接轨

——十月革命百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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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 (进入专栏)  


中国改革开放已40年了,这是近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也极为巨大,现今中国工业规模世界第一,贸易总量世界第一,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不久可望坐上第一。40年改革曲曲折折,但从总体上看,有一条清晰的轨迹,即革除苏联模式,与国际接轨。


中国近现代历史从大的方面看,也有一条清晰的路径,即向西方学习。从鸦片战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到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其主题都是学习西方,强我中华。但如何学,如何改造中国,方法路数则有所不同。有“全盘西化论”,也有选择性地学习日本或英美、苏俄,更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及现在的“中国特色”论,不一而足。


一、克隆苏联模式建立新中国


在西方各国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无疑要数苏俄。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成立是苏联“输出革命”的直接产物,中共曾长期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国民党也由苏联派出的顾问团指导进行了大“改组”,引进苏联党政模式。1949年共和国成立,虽也有选择余地,但中共还是“一边倒”向苏联,其结果是“全盘苏化”。我国的政治、经济、文教等各方面的制度,在建国之初几乎是全盘克隆苏联“老大哥”。


上世纪50年代,苏联曾向中国派出大批“专家”,援助中国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人们一般以为“苏联专家”都是经济科技方面的行家,其实不然,“专家”方方面面的都有,当时我国国务院各个部委都聘有苏联行政“专家”,帮助制定条例成规。为了加强高校意识形态灌输,还在各地抽“调干生”,到中国人民大学上“研究生班”,请苏联专家授课,培养政治教员以分派到全国各高校。苏联专家在人大更成批地培养各个方面尤其是财政经济方面的行政人才,以充实各部门管理干部缺口。而有幸留学苏联的才俊,如江泽民、李鹏等,更是成为政府各部司行政业务骨干。当时有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中国党政军乃至工会等制度设施,都是手把手由苏联人调教出来的。


然而苏联制度模式并不先进,中国不加选择地全盘引进,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得不偿失,甚至可以说是上了大当。早在改革启动的1978年,邓小平就曾批评苏联模式“落后”、“僵化”,后更明确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而改革开放,就是要剔除封闭落后的苏联摸式,另找出路。


今年是苏联“十月革命”百周年,当年革命的实际领导者托洛茨基,当即下过一个著名判断:“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随即成立“共产国际”,向四周“输出革命”,不仅苏联自身以党为中心,建立了政教合一、政经一体、高度集权的新型政权,而且其卫星国及依照其理论策略夺得政权的国家,也被要求一律克隆“苏联模式”,并一度建立了占全球总人口1/3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然而,由于其体制封闭专制落后,苏联仅混了75年不出百年就寿终正寝,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其诸多卫星国亦作鸟兽散。当年克隆苏联模式的国家,竟没有一个经济上有起色,政治上甚至思想上都严加管控,使整个社会失去了活力。中国早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就开始了摸索“走自己的路”。先是反修防修搞“始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魁毛泽东将党国拖向“极左”方向,然在内外交困中,毛又来了个“脑筋急转弯”,1971年中美破冰,联手“反霸”,实际上已开始了向西方世界开放,抛弃苏联模式。


到毛死后继起掌权的邓小平“拨乱反正”,重新提出“向西方学习”,打开国门向美、日、欧派出大批留学生,公开向右转,摒弃苏联开辟的所谓“人类新路”。以前我们理解的“拨乱反正”,总以为是拨文革极左之“乱”,返社会主义正道之“正”,这种解释其实太狭隘。从持续至今40年的改革开放路经来看,革除的乱象除文革极左之“乱”外,还包括文革前及至解放初克隆苏联的诸多方面,如集体农庄翻版的人民公社等,而决不是回复到文革之前。虽然其间新旧争论搏弈也很激烈,原教旨极左分子死不甘心,但事实胜于雄辩!连苏联人民自己也推倒了苏联模式,苏联败亡绝不在于出了一两个攫取最高权力的“叛徒”,而是实在混不下去!中国克隆苏联模式也走了弯路,打其旗帜也很难撑下去。苏联模式是一个腐朽落后虚伪的统治方式,是一个失败的革命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已被证伪,按照苏联模式建政的国家,竟没有一个达致繁荣富强成功的范例,苏联道路是一条死路,全球实践已证明它不行!中国40年改革,对象就是苏联模式。所谓开放,更是向先前因“一边倒”而隔绝的西方世界乃至全球开放,即不再“走俄国人的路”。中国若不改革开放,还死抱老旧意识形态走苏联“十月革命”开辟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有步骤地剔除苏联模式弊政


事实胜于雄辩!我国在革除苏式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搞资本主义)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不问姓社姓资”,冲破意识形态重围,更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后朱镕基总理主导加入WTO,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使中国经济发展获得了加速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经很明确,就是剔除苏联模式,与国际接轨。


而剔除苏联模式的改革,除经济体制之外,在其它领域其实也早就展开了。如大学高教体制,在上世纪50年代初,曾按苏联模式搞了“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等被调整为单纯的工科大学,北大等高校原有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砍掉了,又将理、工、医、农、林、矿等院系分离出去,办专业“学院”,以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苏式“院系调整”可谓是我国高教事业的一场浩劫,改革开放后,各高校纷纷恢复原有学科,或合并学院。如清华大学即由“院系调整”后的工科大学,恢复为综合性大学,这其实就是革除封闭落后的苏式高教体制,“与国际接轨”,走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道路。


行政“大部制”改革,也是破除苏联模式。因除苏联和克隆苏联体制的国家外,古今中外都少见国家直辖行政机关上百的冗散政府,连中国古代也长期维持行政六部制。管理幅度不超过20的“大部制”,几乎是古今行政通则,超过20通常会增加行政层级,所以说苏联模式的行政体制无效率很落后,其中管理工业的中央部委就有好几十个,如我国先前光“机械工业部”就分为“一机”乃至“八机”部,而所有工业及经济贸易各部加起来,效率却敌不过日本一个通商产业省,其官僚化管理体制的冗散无效,简直成了笑柄,而这一切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初克隆苏联模式的结果。


克隆苏联后患无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革除苏式行政体制方面,下了大力气,但因牵涉部门利益,阻力大反复多,进展并不顺畅。2012年中共十八大及次年的“两会”,都重申“大部制”行政改革方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人大闭幕会见中外记者时,表示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除既有利益格局,同时说年内要解决“劳教”改革问题。而这些改革事项,其弊源也都是出自苏联模式。早在2013年1月7日一次工作会议上,新任中共政法委书記孟建柱已宣布要推进“劳动教养、涉法涉訴信訪工作、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户籍制度”的改革。这4项改革,很明显都是旨在剔除苏联模式弊政。其中劳教、信访制度是直接移植于苏联,司法、户籍制虽不能说移植于苏联,但也都与苏联体制相同,可谓都是苏联模式题中之义。如户籍制虽中国古代就有,但以户籍分隔城乡,阻隔人口流动,及司法不独立,重在管制,中苏都一样。


劳动教养和集中营制度,是苏联强力机关“契卡”的首创,对“敌人”或罪犯实行专政,对够不上犯罪的人如“怠工者”实行“劳动教养”,这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推行了。而同时,人民有冤屈则可向政府“上访”,苏联党政各机关都设“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列宁对此更是相当重视,并亲自过问,要求“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节假日也应有专人接待。但苏联的劳动教养也好,信访也好,表面上看似乎设计得很好,听起来好象很仁慈,却是典型的人治而非法治,其机构伪滥,官老爷多打官腔赐皮球,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没有法律准绳,最后对老上访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以强力关进集中营了事,实质上是残暴落后的制度。


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说穿了就是全面革除苏联模式病症,另寻出路。苏联十月革命并没有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其留给人类的并没有什么优秀制度遗产,“血与火”之后是干部特权,是不公平不正义,是吹牛说假。苏联败亡后的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弊端,有所谓“三垄断”说,即对经济、政治和真理的全面强制性垄断,从而扼杀了社会活力。我国40年的改革,就是以苏联模式为对象的渐进改革,先经济后政治,从革除苏式官办行政命令式计划经济和高教体制,到行政体制,以及苏式司法、劳教、信访及隔绝城乡的户籍制度等,可谓步步为营,力求稳妥。苏联模式的“三垄断”现已破除了一个,即计划经济体制,其它两项垄断也有所触及,下一步改革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灌输体制,应该说是顺理成章,也无可避免。


三、政治体制与国际接轨就是实行宪政


我国政治体制在建立之初就克隆苏联,至今大体框架仍是苏联模式。但有人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虽效率低,政治体制党政模式却很有效,仍要坚持,甚至对斯大林留恋有加。其实,对引进落后的苏联政治体制,邓小平早有批评,1986年9月接见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时,邓小平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改革就是要全面革除苏联模式,政治体制也不例外。


革除苏联模式后怎么办?邓小平早在30多年前就讲得很明白,“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从总体上讲。而就各项具体制度来看,仍免不了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我国在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主动谈判加入WTO时,常讲一句话即“与国际接轨”,也就是在市场规则及其运作等各方面,要学习发达国家并与之对接。然而,接轨并不仅仅限于经济,高教体制改革也向欧美发达国家看齐,改革后我国大学学科齐全有了博士、硕士、学士学位体系。行政“大部制”也是如此,因为欧、美、日各国政府从来都行“大部制”,苏联垮台后连新生的俄罗斯也行“大部制”,我国搞“大部制”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也“与国际接轨”。


中国改革“与国际接轨”的轨迹历历在目,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就象改革对象是苏联模式一样,各方面因克隆苏联而产生的弊端,都在一步一步地剔除,对此越是往后回过头来看,就越是清晰。


“与国际接轨”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所摸着的“石头”。这其中也反映了某种必然性,因为落后的我国要改革发展,不可能固步自封,必定要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轨道上前进,也就免不了仍然要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各方面的改革都“与国际接轨”,那么,政治体制改革能“与国际接轨”吗?这个问题,可谓是当今中国的最大禁忌!


然而,邓小平就此早有表述。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极权专制的残暴血腥,斯大林屠杀共产党人竟比沙皇还多得多,屠杀的红军元帅、将军竟比希特勒还要多。邓小平就此沉痛反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在英、法、美不可能发生?因为有法制,有宪法,权力受制约!说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比苏联先进,值得我们学习,而且毛泽东也有过这种认识。


政治制度向英、法、美学习,完全可以理解为政治体制也“与国际接轨”。政治体制“与国际接轨”,就是实行宪政。宪政梦,就是百年中国的民主政治梦想。百年前的清末改革,就提出了“预备立宪”,并于1906年派大臣出洋考察,要“仿行宪政”。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立即制定了《临时约法》,自后百年政权虽多有更替,但宪政框架一直存在,现代任何政权都需要一部宪法,甚至连袁世凯称帝也不反对宪政,定年号为“洪宪”,意即洪大的宪政,行君主立宪。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公开反对过宪政,即使是文革高潮时也曾修订宪法。问题的关键在于真立宪还是假立宪,是否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有了宪法执行不执行?前苏联也有宪法,但党和领袖却可以随意凌驾于宪法之上,是最明显的假立宪,这种作法也正是我国改革所要着力革除的。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强调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并说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其实是相当明确地指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


四、与国际接轨和中国特色并不抵触


实行民主宪政就是政治体制与国际接轨,70多年前中共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提得最多且最有力的口号就是民主宪政。相反,国民党反而死抱苏联一党专政模式,不听美国人搞多党“联合政府”的劝告,最后在大陆失败。1950年邓小平在重庆就直接批判了国民党“以党治国”模式。这一切都说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实行民主宪政,是中国现代政治的大方向。


然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与国际接轨”,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直强调的“中国特色论”,是不是有矛盾而理悖呢?我看两者并不抵触,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借鉴而绝不照搬的提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我国先前全盘照搬克隆苏联模式吃了大亏,而苏联也是西方白种人,有了这个教训,今后当然再也不能照搬包括苏联在内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了。从另一方面讲,西方各国政治制度也不尽相同,英国有女王,日本有天皇,美国总统与法国总统权力也不一样,各国政治制度都有自己的传统与特色,中国当然也必需结合自身的国情特点,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制度。


保有特色和“与国际接轨”并不矛盾,因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也都保有自身的特色。但是,也有些基本原则和人类共识需要大家遵守,否则,就谈不上“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也无法“与国际接轨”。例如中国主动加入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国际政治方面遵守联合国宪章,以常任理事国身份投票议决国际事务,履行大国义务。而这两大国际组织的所有章程规则,都是在中国加入之前就已经订立好了的,中国虽也强硬发声,但也自觉遵守游戏规则,共同维护国际秩序,说明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自觉地“与国际接轨”。


人类历史推进到21世纪,对政治制度的优劣早已形成一些共识,如“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优,专制是劣。怎样实现民主防止专制呢?回答是以宪法限定权力,分权制衡,毛泽东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说的就是用民主来制约最高权力。怎样制约呢?西方各国有“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我国领导人却三番五次声明“绝不搞三权分立”。既然绝不照搬西方模式,也就不照葫芦画瓢搞三权分力。然而,不搞三权分立,并不是不要权力制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是要制约政府权力。至于如何制约权力,则是可以讨论的。


孙中山先生也不搞三权分立,却也并非不要权力制衡。他提出了“五权分立”,即在西方行政、立法、司法权三分之外,加上了中国传统的监察、考试两权,中西合璧,搞具有“中国特色”的五权分立,为国民党设计了“五院制政府”。


前苏联不搞三权分立,斯大林专制独裁不受制约,结果造成了巨大灾祸。但列宁临死前对斯大林的专制倾向已很不放心,提出了两权分立方案,即在党政合一拥有巨大权力的党中央之外,建立“工农检察院”。工农检查院与党中央平起平坐,不受党中央领导,是群众组织,委员由工人农民直接选举产生,其职责就是监督党中央,实行权力制衡。列宁还设想以工会组织制约各级党组织,工会具有独立性并具政治性,代表先进工人阶级来监督官员“公仆”。可惜列宁早死,其“二权分立”的方案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斯大林取消,工会系统也被纳入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变成了为官员采办福利的机构,成为没有任何政治作用的“群众组织”。而如果列宁寿命能延长若干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绝非我们所见的那个模样,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苏联模式看得那么神圣。


实际上我国“以俄为师”克隆的是斯大林体制,这一政经体制甚至连列宁也不甚满意,而且苏联也已垮台,其落后性残暴性被苏联人自己揭批得体无完肤。但是,在我国却仍有人愚顽地为其大唱赞歌,变换花样地拼命保留旧式苏联模式,顽固阻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明事理,是螳臂当车,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事业的艰巨。


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就是革除苏联模式与国际接轨看齐,只要回头看一看40年渐进改革的有效路径,就会十分明白清楚。苏联模式是一个封闭落后虚假的制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抛弃,包括被苏俄人民自己彻底抛弃。普京就沉痛地总结:“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甚至说列宁的思想与制度,是“安放在俄罗斯大厦下的核弹,后来这枚核弹爆炸了”,把苏联解体的缘由直接追溯到了列宁头上。苏联模式是西方文明中的一个另类制度模式,在世界范围曾产生巨大影响,但其实践效果是完全负面的!苏俄是中国的最大邻国,近代以来侵略中国、影响中国也最大最为惨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对中国“输出革命”,大大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段历史,这个进程,现在看来完全是负面的!留给中国人的教训弥足惨痛。近现代我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走俄国人的路”,是走了弯路,移植克隆苏联模式,是上了大当。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剔除苏联模式,而今后仍要下大决心全面地革除苏联模式那一套。


然而,要革除苏联模式,也并非易事,因为我国克隆苏联模式受其荼毒乃是全方位的,而受惠于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却根深蒂固。我国渐进改革40年剔除的苏联模式,如计划经济、高教体系、行政体制及劳教、信访等制度,虽取得不少成绩,但应该说步子迈得还太小,革来革去至今尚未及革除其一半。还有党政军体制、意识形态灌输体制等等,相当部分版块根本就没有触动,甚至不敢动手革除,或故意拖延。既得利益群体仍在千方百计维护早已过时、且苏俄自身都已全面摒弃的苏联模式政治旧体制,而且相当顽固,甚至摆出了拼命的架式,这正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


就拿官办工会来讲,我国至今保留的仍是斯大林式工会,而非列宁晚年论述的独立政治性组织,也不是西方各国为工人说话与雇主讨价还价对着干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由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大官”兼任,以示工人阶级地位崇高,却没有列宁赋予的政治监督职能,也没有欧美国家工会的独立性、群众性。中国工会系统庞大冗散得荒唐可笑,全国各地有上百万“工会干部”坐享国家工资,而仅仅干些采办福利的事,根本就不能代表工人利益,成为安插干部冗员的清闲衙门,而早已成为改革的对象。但碍于体制和意识形态,“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打着“工人”招牌而由国库长期供养的干部“疗养院”、虚假的“群众组织”,经历了40年七、八次精简机构的改革,竟得安然无恙,至今仍然存在且由财政供养。


窥一斑而知全豹,苏联模式的落后制度安排,在我国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实际上至今仍在起着主导作用,许多地方是明知其腐朽,该改却不敢改,或想改却改不动。如党员8千多万,就是一个相当可笑的数目。党本身至今仍完全实行着科层官僚化治理,这一点在国际共运百年史上就不断受到内部批评。考茨基、卢森堡早在“十月革命”前就看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科层官僚化倾向,对不允许自由表达的所谓“民主集中制”提出过批评。“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很快看出“坐机关”的总书记斯大林通过干部官僚化揽权,列宁对此也忧心忡忡,但他们挡不住掌握了党政官僚机器的斯大林顺势专权,直到“肃反”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处决。二战后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德热拉斯,更是指控出现了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党员干部“新阶级”。后来文革时毛泽东甚至号召群众造党政官僚的反,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更对党政干部腐败现象重拳出击,但却都不能在制度上有所突破,反来反去反而是强化旧的体制机制,以收紧体制来反腐败反官僚主义,苏联模式的阴霾仍挥之不去。


我国现今的政治体制仍是苏联模式,中共对其是爱恨相加,彻底推倒怕自己“站不住”,所以提出“中国化”思路。然其体制性弊端却难以扭转,如以党代政、议行合一、党政不分、政教合一、党管干部等,8千多万党员一半以上是干部,党本身官僚科层化,党的干部数量多层级多,党与官僚组织完全重合,党委和政府平行两套班子,职能混淆,效能低下,由宣传部统一控制思想言论,乃至万马齐喑等等。委员制的党政领导体系也并没有什么中国特色,委员制本是一种现代西方民主制形式之一,委员由选举产生,有会议投票民主表决机制,中央委员有投票表决权,候补委员没有,开会时只能列席,要待有委员死或开除,你“候补”进中委才有投票表决权,由于一届中央委员不可能意外伤亡或开除缺位太多,所以候补委员不会有太多,但我们的候补委员却与中央委员一样多,成为一个官阶等级,而不管你候补不候补,这是对委员制的扭曲。党的组织庞大冗散,上下等级森严,党中央则有政治局,又有书记处,叠床架屋,会议表决机制成为形式,还是少数人说了算,甚至出现过“一句顶一万句”。我国改革对国务院行政系统多次瘦身简政放权,而党中央却从未见其简政,地方党组织更是与地方各级政府重叠,党政干部多如牛毛,官满为患,取巧钻营寻租腐败现象难以遏止。而这一切都源自于苏联党政模式,是体制性弊端,中外学界包括共产党人对此早就多有分析批判,公认苏联模式不是个好东西。今年是“十月革命”百周年,中国改革开放亦已40年,年底将要召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九大”,中国改革往何处去?如何深入?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力度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反思当年苏联“输出革命”对我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进一步明确改革成功的路径,对腐旧的苏联模式各项制度,特别是其政治体制,大刀阔斧地加以革除,以求全面地与国际接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将触及体制根本,下一步的改革尤更需要新思维,需要彻底改变思想观念,突破意识形态牢笼,痛下决心加大改革力度,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义无反顾地摒弃另类苏联模式,走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

(2017.6.10)

(载《世界与中国事务》 2017 年·夏季号·总第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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