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佳:打算研究“宗教”的青年费孝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 次 更新时间:2017-05-02 14: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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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佳  

   学界普遍认为,费先生不太重视宗教,认为它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意义不大。但费马通信说明情况并非如此,青年费孝通认为 “祖先崇拜” 就是中国的宗教,值得长期研究。

   我已决定9月30日从法国上船,等不到我的书在英国出版了。我急着回去。吴[文藻]博士已经去云南创建我们的研究所了。我已经制定了一个长远计划,打算研究中国宗教,即祖先崇拜。我希望去田野工作之前得到您的批准。”

   这段话摘自费孝通写给马林诺夫斯基的书信,时间是1938年9月10日。此时, 28岁的费孝通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江村经济》也脱稿付梓了,他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费孝通从伦敦寄信,辞别正在意大利小城博兹阿诺度假的导师。青年费孝通向马林诺夫斯基明确表示,自己的长远计划是研究中国宗教,即祖先崇拜。

   这与我们熟知的费孝通先生颇为不同。学界普遍认为,费先生不太重视宗教,认为它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意义不大。但费马通信说明情况并非如此,青年费孝通认为 “祖先崇拜” 就是中国的宗教,值得长期研究。

   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是人类学一代宗师,特别欣赏这位中国弟子的才华,称他“值得我给予极大关注。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双方受益良多”。马氏给他开小灶,让他到自己家里逐字逐句把论文草稿读给自己听,催促他赶在自己赴美之前完成答辩。马氏还跟梅贻琦说,自己将通信指导费孝通回国后的研究。临别,马先生又把为《江村经济》做序的稿费送给费孝通。在地球另一端,费孝通的业师吴文藻博士已经在昆明等着他加盟自己的研究所,开展实地调查。此时,中国东部已然沦陷,很多人的研究戛然而止,能到大后方展开实地调查,算得上一种学术奢侈了。青年费孝通不可能不清楚自己肩上的重任,更不可能随便想个题目应付继续指导他的马先生。“研究中国宗教,即祖先崇拜”的“长远计划”,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

   为何选择“宗教”做课题?费先生晚年回忆提供了一些线索:“在通过我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答辩时,马老师认为我的文章只是描绘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的农民,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物质生活长卷的开始,他要我回国后慢慢再深入,继续描绘这幅长卷的其他画面,包括信仰、风俗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层次文化内涵的文章,他甚至为我想好了第二本书的名字:Earthbound China。”费先生又说,马老师当时认为“这篇论文只是你研究中国的开始,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宗教、意识形态、语言等等”。费先生晚年经常回忆青年时代,大量细节都能得到外围资料佐证,这次也不例外。彼时,马林诺夫斯基正在构思《文化的科学理论》,研究“信仰”、“宗教”等“高层次文化”的功能,正是这本著作的旨趣,可以说,马先生的建议同样是深思熟虑的。

   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宗教”,并非亚伯拉罕系宗教,甚至不是印度教、儒教这样的有经书体系的“高级”宗教,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神秘契约”。它与巫术、科学等一道,发挥着整合社会的功能。马氏认为,宗教并无实用功能,却有着强烈的感召力,促使社会成员自愿遵守。依据马氏这一看法,费孝通将“祖先崇拜”视为中国宗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祖先崇拜”遍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挥着维系家庭的功能,而家庭是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制度。因此要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怎么可以不从“家”出发?

   费孝通实际上早有类似想法。早在留英之前的1933年,他曾写过一篇短文《宗教热忱》。借用派克,费孝通强调 “任何社会制度形成时没有不是带着宗教色彩的” ,这宗教 “并不单指拜神的意思” ,而是人们把整个身心投入一个目标并为之服务。宗教热忱维持着一切的社会制度,“最明显的是家庭”, “俗语所谓‘想不穿’,实在是维持着家庭的最大的势力。若是我们打着算盘说话,头脑冷静些,看看穿,父母们都觉得为儿女当牛马是一件不公平的事,这一念之差,立刻会使家庭制度破坏到不成样子”。费孝通接着说,人自知有死,想穿不难,难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去想穿“‘没有想穿”或‘不去想穿它’认真的做人,就是宗教的热忱”,社会必须靠“看不穿”维系。他最后写道,中华民族能几千年“兀然独存”,就在于有孔子的“宗教热忱”,“世界上哪里有一种宗教能赶得上我们儒家那样的深沉彻底”。儒家是一种成全人生和社会的态度,是“其他宗教家所不能了解的,亦所不能及的地方”。

   年仅23岁的费孝通,已经为中国宗教与祖先崇拜的关系破了题。《宗教热忱》的思路很清楚,既然任何制度的形成和维系都离不开宗教热忱,那么中国的改造必然始于“看不穿”,终于“看不穿”,同样需要宗教。但他在何为中国宗教问题上似乎尚无定论,一面说父母们凭着 “看不穿”的热忱维系着家庭这个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另一方面又称赞儒家这一深沉彻底的宗教。马林诺夫斯基的宗教理论,帮助费孝通锁定了儒家与家庭之间的关联点:如果说宗教是日常生活中那种“看不穿”的热忱,维系着社会的整合,那么中国宗教就不该仅是文字里的“儒家”、庙堂上的“儒家”,而是 “成全人生和社会”的儒家、日常生活中的儒家、实践中的儒家,那就应该是祖先崇拜。只有它称得上日常生活中的神秘契约,称得上实践中的中国宗教。这并非出于对中国传统的诗性固守,而是对中国未来的理性判断。青年费孝通打算长期研究作为中国宗教的祖先崇拜,实在是因为自己的宗教观与马老师的宗教观产生了共鸣。

   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打算研究中国宗教的费孝通,却写了一本几乎没有涉及宗教的著作《禄村农田》,并未完成他的计划。禄丰县大北厂村不乏宗教,《禄村农田》提到女巫、洞泾会、土主庙、圣谕会,甚至提到专门祭祖的团体,但费先生并未专门讨论,原因何在?

   费孝通到达昆明不过两个星期,就进入禄村。9天之后,也就是1938年11月24日,他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信说,“三年前,曾有人在这个村调查,有人口和耕地材料。因此,我可以很快从这些事实入手,这是有利条件。一个不利条件在于,先前的安排让我只能住在一个基督徒家里。我要花点时间才能穿透其他家庭,观察活生生的祖先崇拜现象。”就是说,阻碍他研究中国宗教是另一种宗教——基督教。这进一步说明,青年费孝通并未忽视“宗教”,更没有因为阅读韦伯而断定中国现代化无需宗教,他坚持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宗教,且与基督教格格不入。但是在禄村,相对宗教而言,土地问题有现成的资料,更容易研究也更可行。

   第一次禄村调查只有38天,帮助费孝通进入田野的是他基督教姨母杨季威和燕大同窗王武科,而他却特别感谢了李有义先生,称“在人事方面得到他极大的帮助”。虽然我们无从知晓“人事”指的是什么,但基督教家庭很可能构成了研究祖先崇拜的巨大障碍。此时,费孝通在云南大学有繁重的教学工作,魁阁研究团队刚刚建立起来,百事缠身的他,只能利用1939年的暑假,完成第二次、也是《禄村农田》成稿之前的最后一次调查。除了专注土地问

   题放弃祖先崇拜,恐怕没有别的选择了。

   其实,第一次调查转岁的1939年,费先生就已经决定专门研究土地问题了。这年的3月12日,费孝通再次写信给马老师说,“我曾在一个村落住了六个星期,简要考察了这里的土地制度。我尚无法向您详细阐述我的发现,但我可以高兴地说,解读那些田野中的复杂现象,让我感到理论基础增强了很多。我正在准备一份文稿,先用中文写,我要阐述在一个当代工商业影响甚微的村落,人们是如何利用耕地、并为了这个目的形成关系的。它代表另一个类型,不同于我曾描述的开弦弓。”这封信写在两次禄村调查之间,费孝通已经不再提及宗教,集中精力研究禄村农田。

   但费先生并没有放弃祖先崇拜问题,而是将它交给了燕大和伦敦的同学许烺光。1941年,学成归国的许烺光应费孝通之邀加盟魁阁,很快转到大理北部的小镇喜洲,执教华中大学。他基于在喜洲的调查,出版了《祖荫之下》,成为中国祖先崇拜问题的经典之作。这个题目显然是在一开始就确定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在1943年就曾说过,许烺光正在研究 “上关到下关的祖先崇拜”。许烺光本人在《祖荫之下》序言中,郑重感谢费孝通教授为本书命名。2001年,我有幸到费孝通先生府邸汇报自己的研究计划,借此机会,我向费先生请教为何以“祖荫之下”命名许著。费先生说,他之所以提出“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这个名字,是因为当年他自己也很重视祖先崇拜和家的问题。家是中国社会的总体特色之一,理解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离不开对“家”的研究。过去如此,现在我们恐怕也要发扬“家”的精神。可见,祖先崇拜问题虽然没有出现在《禄村农田》,但已经领导魁阁研究团队的费孝通,却一直很重视这个问题,把他交给了许烺光研究。

   青年费孝通对祖先崇拜的关注,最终升华为《生育制度》。该书虽然没有专门讨论“祖先崇拜”,但却超越了单纯的“中国宗教”问题,考察整个人类为什么会结成家庭这样的抽象的理论问题。该书脱胎于费先生在云南大学的授课讲稿,与禄村研究时间重合。为了准备《生育制度》,费先生也先后研究了亲属称谓、家庭、周代继嗣等问题,并广泛借鉴世界各地民族志。1940年代后期,费先生相继出版了《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系统论述 “士绅”问题。这与当年的关注祖先崇拜一样,都是在寻求庙堂与乡野之间的连接点。费先生在传统社会快要“礼崩乐坏”的时代研究士绅,就是因为他相信士绅有促使中国现代化的能力,也有坚守中国传统礼乐的执着,这正是一种“宗教热忱”,只是费先生不再称之为“宗教”。从这个脉络上看,费先生虽然没有对祖先崇拜展开经验研究,却一直没有放弃《宗教热忱》中就已经提出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问题,并一直坚持要将讨论落实在经验研究层面上。此时的费孝通,为了区别中西,已经不再坚持中国也有宗教的说法,而是将“宗教”限制在促进欧洲现代化转型的基督教了,这一转变在他晚年的表述中讲得很清楚:

   中国是一个看重祖宗和子孙的社会,个人是上下、前后联系的一环。我在写《生育制度》时,已强调了这个特点,我曾有意指出,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正在于这种将个人纳入到祖先与后代的历史连续性之中的做法。那个时代,在比较中西文化中获得显著成就的梁漱溟先生,已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祖先崇拜与基督教一神信仰之间的差异及其社会效应。已故的人类学同人许烺光在《祖荫之下》这本书里,用来自民族志的资料论说了中国人生活中祭祀祖先仪式中香火延续的观念及它代表的亲属制度的历史性。这些论述让人想到,过去的中国,为什么不需要宗教。人们用祖宗和子孙的世代相传、香火不断的那种独特的人生观为信仰,代替了宗教。

   社会科学到了今天,已经基本否定了“信仰”、“崇拜”、“宗教”这些概念的普遍价值,不再用它们分析社会和文化了。但这种认识不应用来否定前辈学者的论述。相反,今天的认识能让我们更细致地还原前辈学者讨论问题的语境,体会他们的真问题。青年费孝通并非为了研究宗教而研究宗教,也并非为了土地问题而放弃宗教研究,更不是为了某种学术转向而窥视宗教。对于费先生来说,中国有无宗教,祖先崇拜是否属于中国宗教,士绅和“礼”是否可以比附基督教,都不是真问题。真问题仍是中国社会的构造,以及这构造提出的现代化难题。打算研究“宗教”的青年费孝通,仍是那位我们熟悉的费先生。

   作者::梁永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文汇学人》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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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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