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禹僧:第三次衣冠南渡的历史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9 次 更新时间:2016-08-01 11: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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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禹僧  

  

   (一)

  

   《易》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言》)。超越一般性解释,这里蕴含了深刻的宇宙历史哲学意义。自从无中生有的宇宙大爆炸发生以来,至高的精神者首先让统一场分化为四种作用力而实现了微观结构与宏观结构的协同进化——是为原子结构与星系结构超循环运动体系的形成。与此同时,他让恒星内部的热核反应与引力实现动态平衡而将宇宙点亮,明亮的恒星宛如浩瀚黑夜大海中一座座灯塔,宇宙不再是暗夜了。然而智慧的先民却不把这种恒星点亮宇宙称为文明,它之为物质世界的明亮当然是精神世界明亮的前奏,但尚未达到精神世界的明亮,宇宙中如果没有感觉明亮星光的眼睛,明亮便等同于黑暗。此时天道-上帝还没有将自己的精神充分而集中地浓缩到宇宙中的具体存在者中,必等到太阳系从宇宙历史中涌现出来,在其内部的一个叫地球的行星上有了在田野里耕作的人,宇宙历史才进入精神明亮的阶段。“见龙在田”之“龙”乃是中国人以形象表达抽象理念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精神自由。地球上出现人类耕作的景象——这里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表明人类从狂暴任性中解放出来,遵循着四季的循环,在对地球表面的秩序性经纬规划中,以其耒耜书写的“田”辐射出了自由精神,显现了自己的超越地位——宇宙中最高级的具体精神者。自从纵横阡陌中的“田”出现在大地,宇宙不再荒芜,盖人类精神开始以超越形式辐射宇宙深处,这种辐射固然非如星光那样外在地明亮,却是内在地明亮,她作为绝对精神的非完全全息性影射乃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反思——上帝以人类的精神之光来返照他自我。这是上帝运化宇宙历史最值得铭记的时刻,农业作为人类采集-狩猎时代的历史性发展所达到的更高阶段标志了具体存在者之自由精神的长成。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成果(宗教、哲学、艺术)都是产生于农业时代。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苏美尔人最早进入了农业时代,接下来是埃及人、中国人与印度人,然而地理状况决定了中国文明最为悠久顽强,他们以自己地域的博大和心灵的明敏与韧性把古老文明传统持续地保持了数千年直到今日。古国文明都是大河文明,中国文明也不例外,在亚洲的平原上,在两条奔腾的大河长江与黄河周围,大自然以丰沛的雨水养育了一个个文明群落,在不断出土的彩陶或黑陶中我们依稀领略这些文明群落人民精神的明敏,这些文明群落在战争与贸易中相互兼并而成为更大的文明群落,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时候,“中国”作为对一个巨大文明群落的指称概念便已经形成了。

   然而天道-上帝要把人类精神锤炼成相对纯粹的精神者以便让人类的精神映现出绝对精神——人领悟天道存在,在人类灭绝之前,肉体的磨砺是没有终结的。在大河文明扩展自己文明区域的历史中,游牧民族作为“野蛮人”便起到了锻炼农业文明的作用,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决定了他们性情的善变性,当他们在持续的和平中累积了足够多的人口,便会陡然迸发出巨大能量,宛如平静的湖水忽然为狂风掀起,立即变成惊涛骇浪,发出动物般的号啸声,潮水般地扑向那些安静的村庄,顷刻之间便使农业地区人民数代经营的田园农舍变成一片焦土,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战乱后的中国农人整理残破的田园,继续耕作、制作陶器,在对天灾与战乱的反思中,理性精神变得强健,于是完善自己的国家组织而使“中国”之为文明群落概念向着成熟的国家概念转化,内在的组织是户口所在的州县编制与各级官长的设置,外在的表现便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国王所居巍峨的宫殿与绵延的城墙。

   与物质城墙相对应的是精神城墙——把历史事件与其经验教训记录在文本中,中国人是历史意识最早觉醒的民族——可称为历史民族;游牧民族的史诗也有壮丽的篇章,然而文学想象的发达压抑了他们历史意识的觉醒,中国周边许多蛮夷都已经湮灭了,现代人要想寻找他们曾经的踪迹,除了地下考古挖掘,就是打开中国人的史书。历史意识乃是通达形而上学的桥梁,渴望正义与真理的中国人在安静的农业社会生活中仰望星空,他们中的先觉者说出那个最伟大的词语——天道-上帝。现代一般人听到“上帝”以为是基督教观念,殊不知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了“上帝”,而鉴于文字对于语言记录的滞后性,“上帝”观念要比殷商时代为早。在世界历史最早的几个文明群落中,中国人的哲学最为成熟悠远,至今当我们对宇宙人生遇到疑问,还必须打开老子与孔子等哲人的书,他们是中国农业文明田野里飞出的——龙。

   中国文明发展一定意义上可谓是在不断被侵略中而不断战胜外部侵略力量并将自己的文明洇染到侵略者精神世界进而扩大中国地理疆域与民族共同体范围的历史,这是中华民族的“水”性所在:“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语出《老子》。]”。此种柔弱胜刚强之文明发展并非单纯扩张-输出式的同化外部,中国文明之成就其超越其他世界文明古国之历史地位——离不开异质文明的激励,在与异质文明的冲突中,中国文明经受锻炼并吸纳异质文明的优长。正如锻就绕指柔的宝剑需要千锤百炼,中国四方诸民族是冶炼中国文明精神的熔炉。许多时候,似乎被逼上了绝路,但她总能濒临死地而后生。

   中国历史上,各地人口的迁徙是时常发生的。战争往往造成人口的大量流动,迁徙乃是域内人民运化为文明共同体的内在动力,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秦汉及汉末农民起义的战乱所造成的各地区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对于中国文明完善其整体性是必要的。汉语(以“汉语”指代中国语言,其实早在汉以前如夏商西周直至春秋战国时代,在各地人民之间、诸侯国之间已没有语言障碍,即语言是统一的;列国之间文字略有差别,而造字方式与基本字型是一致的)文明地区的动乱也造成人口流动到“蛮夷”地区,不过规模一般不大,当然累积起来作用也不小,是汉语文明辐射的一种方式。而躲入深山开辟如陶渊明想象的“桃花源”那样的居住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规模更小。这种人口流动的积极意义是使汉语文明之各个地区文化得到了广泛交流。

   区别于内战以及自然灾害引发饥荒造成的人口流动,中国(中国版图一直发生着变化,这里“中国”指中华主体文明之区域性概念)在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战争中可能发生大规模人口迁徙。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明进程,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的,尤其第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至今还在发生着历史性影响。

   这三次大规模迁徙的人口不是一般筋肉劳动者,而是社会精英,他们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文明的中坚力量,故其迁徙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这种文明中坚力量的迁徙一般被称为“衣冠南渡”。何以将文明中坚力量的迁徙称作“衣冠”南渡?附加在身体上的“衣冠”似与心灵无关,然而由于中国的圣人特别看重典章制度,而这些典章制度的外在表现如“礼”便体现在衣冠上,因此这里其实是用“衣冠”来指称典章制度,又用典章制度来指称我们今人所谓的文明传统。又何以是“南渡”、而非“北渡”?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遭受的大规模入侵大多来自北方,中国史书一般将北方诸民族统称为胡人,胡人大多属于游牧民族,体力强悍而野蛮少文,如匈奴曾是汉语文明地区人民的大患。而南方虽然也时有挑战者,但对文明主体构不成太大威胁,因此为了延续文明传统,统治者在遭受北方民族侵略而统治自己旧河山难以为继的时候,只能将经济文化中心(都城)迁移到安全的南部地区,知识精英也便随之到达新的文化中心。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衣冠南渡,分别是:1、东晋王朝偏安江左都建业,西晋缙绅士大夫随朝廷南渡;2、南宋建都临安,北宋王朝的文化精英随之南迁;3、近代中华民国迁居台湾,大批知识精英随之到达台岛,大陆有三十年的文化凋敝荒芜,在此期间中国文明重心在台湾。

   第三次衣冠南渡意义最为重大,因为这次不是因那些地理上与中国毗邻的北方民族的入侵,而是西方文明入侵而其中的乌托邦主义作为非病理学意义上的“精神病”造成中国人精神的迷失所导致的国家分裂。“西方文明”这个总体概念过于复杂以至于包含了它自身否定性的内容,其中的乌托邦主义(一般读作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作为近代最大否定力量也随“西方文明”而到达东方,尤其前者导致了中国人的精神错乱进而造成了中国的分裂。以中国文化中心论而论,西方(欧洲)民族也一度被国人蔑称为“蛮夷”,但这个“蛮夷”却比历史上中国遭受的任何蛮夷的入侵力度为大,因为这次与武力入侵相伴随的文化入侵者的文化起码在技术层面显示出远超中国以及中国四方蛮夷的优越性。中国文明在遭遇西方文明入侵的时候可以说是面临生死关头,但幸运的是上天并没有使中国文明成为失败者。宛如强迫婚姻导致天才儿童的诞生,在野蛮的杀戮、淋漓的鲜血、耻辱的媾和中,东方与西方都因此获得了成果。

   当我们回溯中国文明历史的时候,文明的被迫南迁乃是很自然的事件。然而如果我们把“衣冠”顺利“南渡”的历史事实与其它古国的文明戛然中断相比较,就会发现这种衣冠南渡是何等地难得。我们看美索不达比亚平原,那里曾产生了最早的文明——地球上最早使用文字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但是这个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平原实在是太平坦了(只要留意现代伊拉克的地形图就会一目了然),既没有复杂的地理纵深,也没有险要的屏障可倚。现代人大多从美国进军伊拉克的视频中直接地感受到这块平原的地理状况,数千年前气候与地理状况即使与现代有所不同,但主要地理特征并无太大变化。这块无险可守的平原也就成为战争的舞台,一个民族战胜另一个民族而成为统治者便是一种文明的毁灭和另一种文明的开始。到了二十世纪,这块平原上已没有人记得自己祖先所创造的楔形文字了,必等到欧洲人破译之才能打开那早已封存的历史。古埃及文明也与此类似,尼罗河流域养育了埃及文明,却没有类如中国的南方地区那样足够大的纵深以使文明迁移而持续下去的复杂地理区域,它被包围在沙漠与大海之间固然也有一定的封闭性——这是其文明能持续三千年的原因,然而这块相对封闭的区域因缺乏屏障而难以抵挡英雄的雄心。古埃及早在公元前三千二百年便开始有王朝统治,其所创造的文明如此伟大以至于后起的古希腊文明要追溯到其影响,然而古埃及文明却早已沉睡在坟墓里——埃及那骄人的辉煌金字塔本来就是坟墓;那种缘起了欧洲各种语文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在波斯、希腊、罗马、阿拉伯文明的冲击中渐渐被遗忘,直到欧洲侵略者拿破仑运走罗塞塔石碑,古埃及象形文字才得以被商博良破译,文字所凝结的历史信息才重新向世界敞开。印度河与恒河哺育的古印度文明则缺乏温和气候的保障,热带季风气候使大部分地区终年炎热,这使得他们精神中的诗性与宗教热情泛滥而限制了理性精神的发达。而无节制的浪漫主义需要一种冷酷无情的社会制度保障世俗社会的稳定,于是古典时代欧洲人的贵族与平民、奴隶的差别、中国人的贫富差别在印度则固化为——种姓制。而除了种姓制比较顽强以外,他们对文明史的记忆力似乎太过缺乏,对于自己的历史几乎没有准确的记录,故除了想象力虚高的史诗令人敬畏之外,编年史是没有的;另外只要注意中国人曾经热衷翻译的佛经在印度早已灭绝的事实便知道他们对于典籍的重视程度了。

   论到中国文明一直连续而没有如其他古国文明戛然中断的原因,一般地理、气候原因而外,还有特殊地理因素。如其他古国文明都没有喜马拉雅山脉那样的天然屏障以保证文明充分涵养自己,在航海与飞行技术发达以前,西部广阔的高原与东南浩瀚的大海使中国成为遥不可及的地域。亚历山大大帝远涉印度河流域,却没有能力跨越高原到达中国,古希腊文明也曾通过中亚地区渗透到中国——如云冈石窟雕塑群便受到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而犍陀罗佛教艺术是印度佛教艺术与希腊艺术交汇的结果),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也曾将自己物质文明成果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欧洲——如古罗马人曾以穿戴中国丝绸为荣,然而中国文明受到地中海文明圈的影响远没有达到扰动自己文明进程的程度。中国文明能充分地独立发展,她这种天然的地理条件是其他大河文明所没有的。

河流纵横、山地与平原湖泊交织、气候温和的南方对于中国文明持续的发展实在是太重要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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