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既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优良作风，也存在诸多缺点和不足。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作为先进文化的导引者，知识分子承担着神圣的文化使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开启民智、引领文化，坚守学术良知和人格操守，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知识分子；文化使命；责任；作为
中国的知识分子起源于春秋战国，是“士”或“士大夫”。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是说，只要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能称为“士”。“士”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以儒家经典为主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士大夫以儒学文化道德伦理为核心，探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倡导以人为本、积极入世的人文主义思想，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传统性和民族性。士大夫不仅对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过重大作用和影响，而且对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具有切实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著名文化学者余英时在为其古代知识分子研究论集新写的自序中指出：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因此，系统的总结士大夫阶层对历史发展和思想体系的精要，对于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和发扬积极的儒家文化精神，具有积极而又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精神有如下几点：
（一）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心态，它包括“为天地立心为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开拓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孔颜乐处”的乐观主义等等。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责任感。谈到关心世事，更有到明末东林党顾宪成的一副对联的为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关心”的传统精神仍然跃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之中。邓拓在《燕山夜话》中便写过一篇“事事关心”的杂文。他在一首名为“歌唱太湖”的诗中更写道：“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延绵不绝的明证。知识分子的品格特征：正直、务实、宽容、谦逊、聪慧、睿智；富于同情心，知恩图报；富于责任感，忠于事业；富于爱心，会接受别人的爱，也会爱别人；充满感情色彩，能以性情之心去对待周围的一切；不乏理性色彩，能以达观的心态待人处世；有自知之明，能以谦和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成绩。正是依靠着历史形成的这种主体精神，中华民族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也没有丧失自信心，即使在近代屡遭强敌侵略的时候，也仍然保持着顽强不屈的斗志。这一主体精神也是中华民族走向21世纪的主体精神，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部分。[1]
（二）追求道德至善的人生境界
儒家经典《大学》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大学之道，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修身之道。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人人都有天赋的光明德性，但这种德性不能自然彰显，而是需要人为修明，这就是所谓明明德。在修明天赋的光明德性后，还要推己及人，让天下的百姓都要能明明德，使全社会的道德面貌得以日新，这就是所谓亲民，而明明德和亲民都要止于善，也就是说都要达到至善的境界。传统的士大夫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展现其人生境界的全部内涵的。“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作为君子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志于道德完善，正如荀子所认为的，做人处事坚持原则而不伤人，善辩而不争论，明察而不偏激，正直而不凌人，坚强而不粗暴，柔和而不随流，恭敬谨慎而又宽以奥运会待人。这一至善的境界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君子怀德”是人生的前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牢固竖立起天下为公，公而忘私，最终追求的是人生最高成就和完美境界。同时，对知识分子而言，特别强调“慎独”，“慎独”表现了一种高度和道德自觉，有着非同寻常的生命意义，成为道德修养的极致而为世人所重。在今天，这种道德自觉的传承与建设无疑具有更加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 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职业操守
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向来以“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为己任，“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是崇尚文以载道，天地情怀，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失节操。从忧国忧民不甘同流合污自沉汨罗的屈原，到为《治安策》可痛哭者的贾谊；从不为五斗米折腰甘愿淡泊的陶渊明，到看穿司马昭之心留下千古绝响广陵散的嵇康与竹林七贤，从“常以宣明仁义治天下之道、达到时世太平为己任”宁死不屈的大儒方孝孺，从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的东林党士大夫集团，从呼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太白，从到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容就义文天祥，以及鲁迅、胡适、陈独秀、陈寅恪……他们集中代表了中华民族优良的“仁者爱仁”的忠恕之道、“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经世济民”的参政意识、“以身殉道”的献身精神，或精忠报国、或死而后已、或不阿权贵、或洁身自爱，他们的人生风采深为后世所景仰。所展示的人生境界、人生价值、理想人格以及修身要旨，既对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等人生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深远的影响，也为现实社会人们提供了创造壮美人生的有益启示。
中国古语说，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曾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陈寅恪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之于我们民族和当代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其自由无羁的思想和独立不倚的人格。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是独特的、自由的；其人格是伟大的、极富个性的，他对中国历史所进行的整体性思考，他对中国学术所进行的深刻探究，他对中国文化的与众不同的审视，都是高标独立、卓尔不群的。他的博大深邃的学术研究，他的特立独行的学术精神，都是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所极度缺乏因之也是应亟待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成为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倡导并矢志不渝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知识分子最明显的特质为独立思考、拥有独立人格，具有批判精神。[2]如哲学家杜威所言：“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方面，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因此，知识分子应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批评家”。
二、传统知识分子的缺点和不足之处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悠久的民族，她在创造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亦积淀了过于厚重的历史文化沉疴，而专制思想便是其最为显著的表征。封建社会的专制政体及其文化传统留给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扼杀人的个性思想和独立不羁的人格，通过政治强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的奴性意识，使人丧失自我。而人一旦丧失自我，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剩下的就只有奴性意识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体制最终在历史的渐变与演化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伦理规范、思想体系和文化特征，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便成为规范和制约社会及个体思想与行为的准则，进而深刻而久远地吞噬着国人的灵魂，使士大夫和国民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人身依附的封建思想及奴性意识。[3] 皓首穷经，变节求官，官性大于人性，“官本位”价值观深入骨髓。
儒道互补是中国士阶层的长久传统。在好的意义上，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秉持了儒家忧天下、哀民生的社会责任心，也涵养了道家亲自然、轻功利的超脱情怀。在坏的意义上，士阶层中的平庸之辈以儒家为做官的敲门砖，以道家为归隐的安慰剂。不论是何种情形，中国士大夫的内心都是纠结的。在皇权至上的专制体制下，即使是优秀分子，其社会责任心也被限制在三纲五常的忠君意识的范围内，其超脱情怀也往往成为仕途失意、消极隐退的自我安慰。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将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民治三大阶段，其中有两个过渡阶段，即两次“历史三峡”。同样的，现代知识分子也带有过渡性，他们的形象远未成型，没有现成的模范可供借鉴。他们在“历史三峡”中上下求索，却常常面临统治者的刁难。余英时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边缘化的过程，从晚清的四民之首，到“文革”时期的“臭老九”，其社会地位历经一场悲剧性的转变。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传统社会结构瓦解，而新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还未形成。二十世纪前期的现代知识分子逡巡在中西文化交战的前沿，依违在庙堂和江湖之间，清晰而深刻地感受大历史转圜的阵痛。另外，知识分子还存在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尚冒险，心胸狭隘，自视过高，互不买账，好口舌之争，固执己见，一盘散沙，成则独擅其功，败则彼此推诿等缺点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特别是士大夫文人相轻、不团结的劣根性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人际关系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反右、文革浩劫等一系列劫难，坚守人格道德底线，坚守学术良知、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传统和精神境界成为极为稀缺的资源。著名文化学者余英时在他的《中国文化重建》一书中曾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知识分子虽然组成了“知识人社会”，却出现了一种内外断裂的局面：在其外部，独立了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逐渐分离，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而在其内部，不仅意识形态发生了分裂，而且城市精英与乡村精英之间也失去了有机联系。移居城市以后的知识精英，逐渐与农村发生了文化、心理乃至关系上的疏离。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知识精英，特别是海外归来的精英，谈起西方来，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农村，却一无所知，可以说是面向海外，背对乡村。一般知识分子来到城市以后，就不愿再回农村，即使愿意回去，也困难重重。很难产生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这些致力于乡村建设、乡村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有当初士绅们回到故里那种水乳相融的感觉。对农民来说，这些城市读书人是外在于乡村生活的外面人，无论是他们的知识、语言，还是生活方式和趣味，都与农民们格格不入。传统士绅与宗法乡村的文化一体化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和城乡断层[4]当下在上层建筑某些领域内，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放弃精神追求，对历史劫难的史实集体保持沉默，有些甚至昧着良知搞假大空和虚无主义，极力为权力罪责开脱，这些一方面与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桎梏有关。也有对外开放带来西方世界价值多元观念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国家高速经济发展形成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阶层固化、官员贪污腐化堕落，腐败潜规则盛行，一切向钱看、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一再碰触社会良知的底线，这些问题不断拷问着人们的心灵。知识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性却败坏了，这究竟是为什么？这说明，在社会转型阶段，由于价值多元、利益诱惑、压力倍增，许多知识分子拜金主义盛行，随波逐流、得过且过、明哲保身，迷失了“心的方向”，丧失了道德原则和良知底线。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知识分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公知”大V这个名词再度成为贬义词。这实在是值得知识分子阶层认真严肃地反思拷问的迫切问题。
三、面对社会转型期多元评价，如何重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
必须承认，中国传统文人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存在差异的。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从而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西方知识分子则追求真理、追求知识的力量。就生存而言，就是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独立性比较强，他们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可立足、谋生。而中国传统文人以服务现存体制为主，依附性很强。“学而优则仕”正是这种依附性的表现。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太大的“独立性”，不能独立，自然就不可能坚守“良知”！
当代著名作家周国平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面临一个接续民国传统、重塑独立品格的任务。对于这个问题，陈寅恪有着最为清醒、最为彻底、最为深刻的认识和践行。陈寅恪大力倡扬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这些主张是用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可见陈寅恪这里所说的独立自由不是就政治而言，乃是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自主，其所主张的不是政治的自由，而是学术的自由。在当代社会文化的语言使用中，也有不少把独立自由作为人格操守的特征予以弘扬，其中将“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联结一起，是最常见的。以党报和中央媒体为例，如：“当更多的个体以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真正走进社会践行公共责任，追求真诚善良与公平正义，就可以为这个时代书写出更加美好的内心史。也只有积极生活，才能让这个社会更自由。”“作为有知识、有骨气、有责任感的文人，无论世事怎样变迁，应始终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清醒、良知、理性和人文操守来对待，不随波逐流，不患得患失，始终保持起码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批判精神。”这是就个人而言提倡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同时，个体意义上的独立自由是要和公共责任、真诚善良相结合起来的。[4] 高尔基说过：“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其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
个人思考的独立自由也是马克思终生坚持的价值。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马克思主张的“自由个性”、“自由发展”、“从宗教解放出来的自由”“是相通的。就连与蔡元培、陈寅恪同时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胡适也说过：“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可见，在这一点上，把“独立”、“自由”当成话语的禁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即使在当代政治层面，我们也必须承认自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之一，党报说得好：“公民对公共事务充分、自由地表达意见，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不但是国家政治文明的体现，也是社会包容的标志。十七大对‘表达权’的强调，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进步和政治文明。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建校—百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充分肯定了“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教育追求，为我们在教育、学术领域发扬这种学术精神指明了方向。知识分子应该理直气壮地在学术追求上发扬这种“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学术研究和科学探索上大胆创新、追求卓越，为国家的发展富强、社会的公正和谐、人民的生活幸福，奋力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四、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中，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责任与作为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首次提出，由此，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水平，表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科学思维、民主思维和法治思维等，善于依靠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在这个总目标下，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大有可为。普烈汉诺夫曾说过：知识分子是最有文化修养的社会阶层，其使命是教育群众，向群众灌输人道主义思想和先进思想。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知和核心。马克斯·韦伯曾说：“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往往不是由于其民众落后，而在于其精英落后。”
哈维尔曾在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讲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
王小波说得更简单：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毫无疑问，独立与思想是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说到底，知识分子改变的是人的思想和心灵。无论公开发声，还是用著作和作品说话，他要做的都是这件事。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守护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努力使社会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哲学家杜威说：“知识分子有两个特征，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对知识分子来说，他只忠诚于真理，也就是中国传统上的所谓“道”。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人离不开真理，就像鱼离不开水；在江湖上，鱼是独立的，在真理面前，人也是独立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意志时，为了迎合媒体权力和金钱，甚至因为共同的名利结为攻守同盟，以世故代替智慧，以暴力代替说理，姿态大于思想，油滑大于责任，情绪大于理性，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造成目前“公知”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反义词的主要因素。
历史发展到当代，在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时代要求形势下，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下，如何成长为一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识分子，如何守护我们的知识殿堂和精神家园？坚守良知的品质越发显得可贵。我认为，坚持以下两点尤为重要：
（一）必须重申独立之思考，自由之精神的职业操守
毋庸讳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可谓是命运多舛：先是遭受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迫害、折腾，继之是遭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接着又是遭受官本位等不良因素的种种侵蚀。一些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在减弱，批判精神在钝化，建设及创造精神、特别是社会责任感在消退，一部分知识分子蜕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同时，种种商业功利、讨巧、泡沫、造假、腐败等不良风气开始在学术界出现并蔓延。凡此种种，无不重创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正面整体形象。近年来，不少有良知的专家学者不时呼吁教育体制改革，知识学术界进行彻底的反思的文章不绝如缕，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在去世前曾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所谓良知或良心，实际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个人的良心”，是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的底线。而“社会的良心”，就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在自由民主的国度，人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如何？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或者说担当，只能在知识和精神上发挥作用，主要是著书立说，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不说与自己的真实生活感受和知识逻辑相矛盾的话，不吃嗟来之食，不主动投怀送抱，这已经相当难得了。在这种形势下，重申并坚持独立之思考自由之精神的职业伦理与操守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在2013年夏季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讲话《坚守良知》中指出：作为知识分子，该如何坚守良知？在坚守良知并不需要有过人才华、远大志向抑或不同凡响的能力，而只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良知的本义就是一种先天的道德意识，坚守良知理论上也不难，只要具备是非判断、择善而从即可。但在现实社会中，坚守良知却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一个是非混淆、善恶不明的时代，坚守良知需要极大的勇气，乃高尚人格的代名词。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坚守良知不仅需要勇气，还要坚持专业判断。每一个有志于成为民族良心与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关注社会是本身的责任和使命。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民众苦难的重大问题上，在涉及人权、尊严、公平、正义等价值的原则问题上，知识分子理应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读书、写作、著书立说，展示自己的不同的思想与独特观点，启蒙、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推动社会民主与法制的完善，推进社会治理的自主性与多元化发展建设，积极参与和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在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关心世事方面，更需要知识分子从专业角度出发，以良知为基础，以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己任，发出清醒的、理性的并有充分说服力的声音。解疑释惑，入情入理，入耳入心，让民众信服让社会放心。
（二）对民众进行人文法治启蒙，开启民智，建设公民社会，仍是知识分子最紧迫的历史使命。
目前，我们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好，建设法治中国也好，只要清醒面对现实，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五四”先哲们倡举的科学与民主依然是我们今后的思想母题，对民众进行思想的启蒙与清理依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人面临的重大课题。特权腐败盛行、法治不彰，公平正义稀缺，官本位现象严重，知识分子必须更加认识到改造国民愚昧落后性的任重而道远，理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这一使命和重任。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和清理，激活国民的精神世界，才能使其精华融入现代中国，只有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思想文明，才能使中华文化有容乃大，与时俱进。反思与批判、继承与创新，借鉴与吸收，已成为知识界、思想界面临的紧迫任务。目前亟需普及的是公民常识。公民社会建立不起来，强权专制无法避免，更谈不上国民人格事业的全面发展。没有一个合格健康的公民社会发展与壮大，法治中国亦是空中楼阁。看看现实，我们就感受到这个社会离信仰法治还有多远。建设法治中国任重道远。执政党法治建设的顶层制度设计，司法部门的独立等改革措施固然重要，但对社会大众进行与法治相关知识的启蒙、教育、普及更为重要。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建设法治社会的排头兵、先锋队的重任，把法治的号角吹得更响、把法治精神擦得更亮。让社会和民众法治思维、维权意识转到依法办事的行动上来，让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乃至信仰一点一滴汇聚起来，让社会公平正义公正逐渐凸显出来。事实上，建设法治社会，公众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提高了。公共知识分子面向公众发声，包括公共写作、公开演讲、媒体访谈等，是一个极严肃而有难度的工作。要做好这个工作，既要对公共领域的问题有切实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也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相当的底蕴，并且善于把专业知识转换成深入浅出的语言。唯有如此，才成其为一个学有专攻的知识分子的既内行又能让外行听懂的发声。同时，因为你面向公众，公众就理所当然地要听其言观其行，你必须言行一致，在道德人格上高度自律。所以，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对你、你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这种高度自律和自觉，很难说你是一个合格的公共知识分子。[5]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学术研究是一种职业，更是一项社会事业。作为一种职业，学者需要有一种职业伦理；作为一项事业，学者需要具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学术乃天下公器，人皆不可得而私之。这种社会责任感既表现为学者对学术、对自己，最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一想到自己是在为我们所热爱的人民和社会而从事一项庄重的事业，就油然产生一种自豪感、责任感，就具有一种敢于面对一切困难、经历一切苦难的信心和勇气。对于一个有良知中国学者来说，具有社会责任感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社会责任感可以使学者具有一种定力、一种不竭的研究动力。有了这种社会责任感，个人在所从事的理论研究或文学创作中，必定会体现出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取向。一个潜心于基础理论或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学者，他在理论上的建树也许会比公开发声对社会发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即使一个醉心于内心体验之奇妙和文字之美的诗人，也是在为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做出贡献。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最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把个人追求同国家使命主动结合的那些人。无论自然科学界，还是社科界，概莫能外。今天广受尊敬的那些大家，大多在国家倡导的方向上为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新时期的社会舞台上，我们已经看到新一代知识分子活跃的身影，这些活跃的知识分子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在对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定位上，问题的核心是知识分子在关注公共事务时如何坚持独立的立场，真正发挥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一个民族如果只是强调民族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忽视甚至抹杀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民族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是不能支持久远的。这就是，知识分子是战略思维的先锋，是公共意识的使者，是创新精神的勇士。是务实而又脚踏实地的耕耘者，这应成为当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也应成为无愧于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曾说“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清楚当代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使命。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既要有人类文明的眼光，又要有现实人生的关切，既努力维护民族独立自由，自己也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表现出高尚的品格风骨。从而在社会转型时期真正发挥独立的作用，为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实现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门洪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与作为[N].学习时报,2012-06-16（1）.
[2]刘斌.寂寞陈寅恪[K].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1.
[3]刘斌.寂寞陈寅恪[K].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1.
[4]许纪霖.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文汇报[N].2007-04-15
[5]陈来.略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大学精神[J/OL].http://www.aisixiang.com/data/60944.html，2013-01-29.2-3.
[5]周国平知识分子何为？[Z],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d6f680102eif0.html， 2014-01-26.1.
赵进斌，山东日照市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教授，日照市外向型发展研究基地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