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进斌:磨道岁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9 次 更新时间:2016-12-07 10:59:24

赵进斌  

  

   近年来,我在由钢筋混凝土堆砌成的城市中蜗居、匆匆行走的同时,也免不了应朋友之邀到郊区一些人造“茂林修竹、小桥流水”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建造的园林别墅区去观游,每当在这些的地方,最能触动我思绪的当属那一个个石磨盘。如今,这些一盘盘锈迹斑驳布满道道沟壑,皆负载酸涩沉重历史的磨盘,早已光荣退休或被主人们遗忘抛弃,被城市里的地产开发商们以很低的价钱集体收购后,成为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与世无争,点缀着自然风光,再为主人赚取最大的利润另类的“农民工”。它们静静地躺在地上,或被排成一排,成为南来北往、俊男靓女游客的垫脚石,或被安放在某处复原独立,成为城里人照相机录像机中有关乡情、记忆的景观。每当看到它们那熟悉的身影,我记忆深处的那坛贮满酸甜苦辣的缸瓮,就被揭开岁月尘封的盖塞,脑海中便闪现出那艰难困苦我蹒跚在磨道岁月的一幕幕画面,思绪的涟漪层层荡漾开来。

  

   中国能工巧匠的鼻祖鲁班发明的这种石磨,最初叫硙(wei)汉代才叫做磨。它的发展分早、中、晚三个时期:从战国到西汉为早期,这一时期的磨齿以洼坑为主流,坑的形状有长方形、圆形、三角形、枣核形等,且形状多样极不规则;东汉到三国为中期,这时期是磨齿多样化发展时期,磨齿的形状为辐射型分区斜线型,有四区、六区、八区型;晚期是从西晋至隋唐(至今),这一时期是石磨发展成熟阶段,磨齿主流为八区斜线型,也有十区斜线型。我老家的石磨,基本上是十区斜线型的。

  

   在祖辈以吃煎饼为主食的我老家农村——沂蒙山区,石磨是家家户户生活生存必需品。从我记事时开始,它们就被竖立在每家院中一隅,一年365天,每天,它都是最先开始劳动,吞吐下无数的切碎的瓜干,把其压榨成稀糊糊摊成煎饼,养活一代代庄稼人。

  

   吃地瓜,吃地瓜干做成的煎饼,是鲁南地区人们一日三餐的主食,也一直伴随我在农村近30年。关于地瓜(学名红薯)进入中国时间,文学大师郭沫若曾在1963年特为红薯写过一首《满江红·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三百七十年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原产地,南美北;输入者,华侨力。陈振龙,本是福建省籍。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既是一首红薯和引进者陈振龙的颂歌史诗,又是红薯传入中国后迅速种遍全国、贡献极大的概括。“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戏剧台词,说明红薯在中国种植的普及与广泛。

  

   我的家乡一带种植地瓜从何时开始,查阅地方史志,才知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在上谕中说:“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必“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清朝官员以至朝廷频劝百姓广种番薯。山东才普及种植起来。因我小时听不少老人们经常说他们小时吃饭是“穇子煎饼两把捧,秫黍糊都照人影”可见那时煎饼还是以穇子和高粱为主,瓜干尚未成为主食。

  

   家乡座落于鲁南黄淮海平原沭河与浔河环抱之中,属于冲积平原区,土壤全是黄沙土,这种土壤特别适宜地瓜种植。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全公社周边几十个大队,就数我们大队秧地瓜最多。小麦收割后,几乎所有田地都秧上地瓜,社员们一年大部分季节的农活都和地瓜关联——每年开春从畦地瓜种、烧地瓜炕、浇地瓜苗,扶地瓜沟、秧地瓜,锄地瓜、一遍遍地翻地瓜秧、刨地瓜,切地瓜干、晒地瓜干、拾地瓜干,挖地瓜窖、贮藏地瓜……这样的沉重劳动循环往复无穷无尽。而男女老少社员们经年累月吃进胃里的地瓜及制成品,由于饱含淀粉糖,每天都在千千万万的胃肠中重复产生高浓度的胃酸,导致绝大多数社员患有胃病犁心,都不间断的打地瓜嗝冒酸水、放一个个地瓜响屁。岂止是人,庄稼人家养育的鸡、狗、猪等家畜,也全部以地瓜为生。如果将陕西高原放羊娃的传说稍作改字,我的老家祖辈就是娶媳妇—生孩子—秧地瓜—娶媳妇循环往复的历史。随着品种的不断改良,文革前后,一种叫“胜利百号大地瓜”的品种特别出名,产量也特别高,以后随着品种的不断改良推广,白皮的、红瓤的,特别面的,特别软甜的陆续种植开来,社员们吃地瓜的口味也丰富起来,但无论品种怎样丰富变化,人们吃地瓜嗝酸水这一亚胃病特征始终如一。

  

   每年霜降前后刨地瓜切地瓜晒地瓜干时,湖田空地上、河沙滩上、道路旁、房前屋后……几乎有点空的地面上,都摆满了被地瓜推子切成密密麻麻白色的瓜干,满田遍野,一片褚白,切瓜干、运送瓜干、起五更、睡半夜是家家户户的生活常态。

  

   说到晒地瓜干,由于当时没有天气预报手段,老人们凭经验预报老天爷的脾性又常常失灵。老天爷造孽的后果尤其令人难忘——晚秋时节,历经春夏秋艰辛劳动晒出的地瓜干,最怕下雨天,每逢这个时节,社员们谁不在心里祈祷一遍遍——老天爷,刚晒出去,可千万别下雨阴天啊……而老天爷偏偏这时不断造孽。晒成半干的地瓜干,最怕下雨,沾上雨水必起黑斑点长绿毛,而在口粮严重紧缺的时代,乱掉一斤瓜干则意味着肚皮又要增加不少骨碌碌响动的节奏。故当时在广大社员们中流行的口号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死牛乱地瓜”。多少个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夜晚,男女老少呼儿唤母、人仰马翻,推车、挑担、挎蓝、扛袋,呼天抢地、迎着风雨抢收那些晒出的地瓜干。那些被淋雨抢回家中的地瓜干,半天功夫,就发粘沾连,起黑斑长绿毛,必须迅速被切碎推磨,家家户户推磨的工作量这时骤然加大。只有把其磨成糊子摊成煎饼,乱瓜干苦涩的的味道才能被稀释、下咽。吃被霜冻后煮不烂的乱地瓜、吃因贮藏不好发霉变质的地瓜、吃被淋雨而发黑变味的瓜干和煎饼,这些因霉烂变质的地瓜及其制品,本应被扔掉,但因那个年代口粮严重短缺,没有一户社员们将其丢掉,仍忍受苦涩酸楚吃进嘴里,皱着眉头、瞪眼强行咽下。吃烂地瓜的那种痛苦令我刻骨铭心,至今一想起那强行下咽的情景我还不寒而栗。这种对老天爷造孽无可奈何的状况,直到70年代后期国家发明一种广播小喇叭,县广播站每晚播报天气预报,可以预测老天爷的脾性后,社员们乱瓜干的几率才显著下降、改观。由此,这种小喇叭在农村中迅速普及,成为家家户户社员的必备之品。每晚广播天气预报时,千千万万个社员们站在小喇叭下屏气凝神听天气预报是必备功课。

  

   在农村近30年时间繁重的生产队劳动,瓜干煎饼是一日三餐的主食,平均六七口人的家庭,每人每天吃10个煎饼计,一家人每天要吃掉100多个煎饼。而推磨、摊煎饼的时间表和工作量以不耽误妇女早饭出工为底线。这就决定一次推磨及摊煎饼的工作量必须在小东南响(9点之前)完成。那时只有少数4口人以下的社员家隔三两天推一次磨,推磨对大多数家庭是每天的必需劳动。

  

   推磨的过程是头天晚上先把晒干的瓜干用水泡软泡透后,用菜刀切成细小块粒,用铁笊篱盛在瓦盆里放在磨盘上,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不管身体多么劳累疲惫,在一日三餐皆是用煎饼填饱肚皮的日子里,推磨是和生存生命紧密相联的。那时没有钟表,掐算时间只好以鸡叫二三遍为令,先是家庭妇女们打着长长的哈欠起床,将瓦盆盛好的瓜干拾掇好,然后招呼男人孩子们起床推磨。这个吆喝家人的过程长达10多分钟甚至更长。原因是在生产队一天劳累疲倦的家人大都沉湎于床上梦中,光凭吆喝很难有效果,需要女人们到床上去掀棉被或骂着拍打几下,或揪着孩子的耳朵硬往上拽才能奏效。

  

   推磨是四个人力气才能使石磨正常运转不至于太劳累,所以每户家庭的孩子们从七八岁甚至十多岁开始,就注定和推磨结下不解之缘。上下两盘磨盘一般用底座支起有1.5米高,上面磨盘上有两个套绳索的木耳朵,一个大人的磨棍用绳索直接挂上,另一个小孩的磨棍需要用绳索套在大人的磨棍上,然后人们抱起磨棍放在小腹部用力向前迈步,沉重的石磨便转动起来。那时的青少年由于经年累月推磨,大都锻炼出一脑绝活——边习惯成自然地拱步推磨边迷糊睡觉,直到睡得有些深沉,掉了磨棍戳了磨盘上的糊子,才在大人低声叫骂中警醒,然后抱起磨棍又习惯成自然地转圈,直到再一次重复掉磨棍。总之推两小时的磨,因边走边睡觉掉磨棍被呵斥三五次是最寻常不过的事儿。

  

   在我的记忆里,我推磨的历史大约在七八岁,因为全家共五口人,妹妹又较小,父母和我们兄弟俩推磨正好满足了四个人的要求。

  

   多少次推磨,我被母亲一次次吆喝、骂着从床上懵懵懂懂着起身,极不情愿甚至满腹沮丧地起身;有时听着院中鸡窝中的公鸡在不时地打鸣,有时看着月亮在西天上懒洋洋地看着大地,我在哈欠连天地走到磨道抱起磨棍,迷迷糊糊地走着,睡着。磨棍掉下腰身橛起了一棍头糊子,在母亲大声苛责声中警醒,然后抱起磨棍又在昏昏沉沉中习惯成自然地走着。磨盘发出沉重的呜呜沙沙声,这个时间,天地万物都处于沉静中,只有广袤大地上一个个村庄,一户户茅舍院中,传出这种千篇一律地脚步声和两盘沉重的石磨发出低沉的转动声;母亲不时用铁勺子往磨眼里添原料时和磨盘碰撞出清脆响动,这种特有的伴奏响动声,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多少次回响在我的梦境中,将伴我终生。我那时曾多少次想到:要是活着不推磨该是多么美好!

  

   屈指算来,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从50年代成立人民公社开始,到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在磨道中步行达20多年,以一圈6米计,推磨一次走600圈,一次推磨便步行3600米,一年推300多次磨计,便是步行1080000米,相当于走过1080公里的里程,20多年在磨道中竟步行2.1万多公里,差不多等于围中国陆地边界走了一圈。山东省曾有一个诗人苗得雨,以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石磨为诗,歌颂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我记得有两句诗句是这样写的:磨不尽的米,磨不尽的面,磨尽了蒋家王朝八百万。

  

   后来看书多了,才知道石磨问世后本是用毛驴拉为动力的。看看中国歇后语中关于驴拉磨之多—磨道上的驴—听吆喝的;磨道上的驴—不走直道儿;卸磨的驴—下道了;磨道上的驴—听吆喝的,拉磨的驴戴眼罩—瞎转悠,长毛驴儿推磨—兜圈子,懒驴上磨——屎尿多,懒驴子上套—打一鞭走一步等等。但这种农耕文明传承了数千年的历史产物,却终结于20世纪40年代。驴拉磨自我记事时起,就从未见过。只是听老人们说起他们年轻时见过不少大户人家都是用毛驴拉磨。因为在广大乡村,养起毛驴、骡子推磨推碾的大都是地主乡绅大户人家,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改运动,随着共产党人号召贫下中农、佃农们打土豪劣绅分田地风起云涌,绝大多数地主乡绅,被从肉体上消灭掉。他们用来推磨的毛驴、骡子均被贫穷人家瓜分,而靠分得土地和家产牲畜的贫下中农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不可能养得起牲畜也不舍得用毛驴来推磨。于是驴拉磨变成人推磨。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时代要求,在养育几只鸡鸭尚且被反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形势下,用毛驴拉磨无疑于痴人说梦。

  

   驴拉磨这种农耕文明的消失,伴随着的是对中华民族千百年绵延的乡绅阶层的彻底消亡,这将成为将来历史绕不过去的沉重命题。

  

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电动机驱动的钢磨问世,记得邻村用电钢磨磨煎饼糊糊时,经年累月推磨的社员们不仅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把千家万户、千千万万个社员从磨道里解放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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