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内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7 次 更新时间:2016-05-28 10:11:06

进入专题: 黄仁宇   黄河青山  

黄仁宇 (进入专栏)  

   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用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还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入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深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有机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

  

   战事于1937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9月,教育部要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溃。12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1938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强逼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事可做,毛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道都刊在一张纸上。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沫沙,和其他两位作家共用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极左派。毛泽东对他们翻脸时,三个人都在1966年下狱,毛泽东趁此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他两位作家就因此毁于“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幸存。至于田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l)或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Williams),也死于狱中。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们已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论知不知道,都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头一年,没有人在乎谁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员一派乐天,充满温情,和叛变压根儿扯不上任何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岛,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论调,他们才放你走。

  

   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门户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在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决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当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员了。不跟从毛泽东,就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身上。我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虽然他一年不过来视察一两次。人人都可以称他是“委员长”,但在军校中的我们,不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必须说“我们的校长”,说者或听者都要立正致敬。

  

   受训时间长达两年。学校的确教我们如何进攻及防御,但必须先经过数个月的枯燥练习。大抵而言,可以说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毛泽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皱皱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

  

   如果军校想要锻炼我们的心智,也是透过不断的操练来训练我们,颇有禅宗的味道。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操场上,演练如何立正。我们的军官解释,当一个人确实在立正时,他的观察力也跟着凝结。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命令我们长期处在这种不舒服的姿势中。有一名军官会伸出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我们是否眨眼。另一名军官会藏在我们身后,突然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绷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教官说,如果一个人确实立正站好,头盖骨底部有压力时,身体会直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头一样。这时我们已经练习太久,全身酸痛,害怕再被罚,因此不敢要求长官示范。

  

   我们的立正练到差强人意后,就学习如何敬礼及转弯。训练的目的在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我们必须无视于眼前潮湿土壤散发的蒸气,虽然鼻子可能觉得不舒服。我们假装没注意到邻近甘蓝菜田里的蜜蜂,虽然其声嗡嗡颤颤,回响在春天的成都郊外。我们接下来就忘了自己身处中国,忘了自己在这个打着败仗的国家,在这个每两个月就沦陷一个省的国家。这个步骤完成后,接下来就练习踢正步。

  

   踢正步的优美之处,不在于踢得有多高,而在于踢得有多慢。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要“半天一步”。在正常的行进中,我们每一分钟可以走一百一十四步。如果慢到一分钟不到一百步,场面会更加壮观动人。有一连可以做到一分钟九十步,简直美得令人屏息。不过,为达此目的,军乐队必须做特殊安排,重新调整节奏。

  

   芭芭拉·涂克门女士(BarbaraTuchman)曾说,我们是“展览用军队”。说得没错,我们的确常表演给来宾看,穿着制服和皮靴,戴着闪闪发亮的头盔,配备闪亮的现代武器,观者无不印象深刻。有一次,一组美国新闻影片记者拍了我们三天。四个兵团集合时,一字排开,占了好几英亩。对他们而言,我们军容壮盛,铁定可以改写中国数百年来的形象。但是,我必须要说明,我们无意欺瞒。

  

   多年以后,经过不断的阅读和反省,我才了解到,国民党对统治的心态,具体呈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手腕。我们必须了解到,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不清楚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其准确度有多高,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公共事务都转变成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切实际的。为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再令各阶层从而效法即是。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谋的官吏必须绞尽脑汁,设法加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个人的牺牲在所难免。无可避免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一定有落差。但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需竞争的地位,即使理想和现实有出入,也无关紧要。如果人人默不吭声,缺陷就会缩到最小。只有在失调扩大到无法管理的规模时,才有必要进行改朝换代,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

  

   国民党的难题是,它打算在20世纪再重复这个过程,但中国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无处可隐藏。将所有事物一一加以测试后,没多久我就觉得理想破灭。

  

   军校毕业后,我取得任命状,首先担任排长,后来代理连长。不过我的这一连只有一名少尉及三十六名士兵。我隶属于国民党的第十四师,奉命驻守云南边界,紧邻日军占领的越南。

  

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党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这样的装备原本是为了从中国沿海的都市出发,沿着铁路移动。国民党军队被赶到内地之后,失去了现代化生活的支撑,必须在明朝的生活条件下过活。许多美国人很难了解此话何解,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在战争期间,上述种种都可动员为军方所用。不只是牧师的训道及教师的演讲,连营建工人的炉边闲谈及理发店、酒吧中的谈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黄仁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黄仁宇   黄河青山  

本文责编:gouwany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835.html
文章来源: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北京三联书店,2001.6.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