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怎样读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5 次 更新时间:2018-08-01 20: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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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 (进入专栏)  

  

   中国在二十世纪有很多地方适应于孟子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说法。首先对日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与强敌作生死战八年,战线连亘五千里已是洪荒之未有。而接着一九四五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土地革命其范围之大程度之深也超过隋唐之均田。今日重创法制性的连系以便从过去农业式的管制方式进展到以商业为准则的管制方式也势必工程浩大,牵扯极多。不少写历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不能甩脱个人的观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去议论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后面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

   孟子还有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中国人在二十世纪不仅推翻了超过两千年的专制皇权,停止了科举取士的制度和与之共存亡的传统教育方式,也在社会组织,婚姻关系,宗教思想,对人态度甚至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变。如果这种社会革命没有更换我们所用的语言,至少它也增订了我们常用的辞汇。可是传统古籍仍是以旧时代的眼光写成,连《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在内。这教我们如何是好?将所有古籍全部放弃?或是待全部历史重新编订功成之前叫一班人暂时不读历史?

   我们不敢赞成这样削足就履的办法(在过去朝代国家内曾如是通行,即“文化大革命”也步其后尘),可是不得不提醒读史人,务必放宽胸襟,增广视野。读史的人也要和创造历史的人物一样,认清自己在时代内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轻人既已崇慕自由,则更要蕴育各个人对公众事务判别之能力,而读史是增进这种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径。

   对中文已有相当根底的年轻人讲,我主张在研究现代史之前,先对“传统中国”的这一段有基本的认识。中国历史的特色,即是长期的以文化上的力量和社会价值作行政的工具,数量重于质量,纪律重于法律。虽说经过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这些因素已在逐渐消磨,可是却并未全部被摈斥于我们的生活圈外。纵使有人企图将它们整个剔除(有如鲁迅,他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而且要让“孩子们”再不被其污染),至少也要知道它们的内容和活动的范围,才能掌握着我们身历其境的长期革命之背景和沿革。

   《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诸书仍为今日治史者的原始资料,即教科书和新著作不能脱离这些原始资料之窠臼。诸书既已标准化,又在后期经过各朝代审订,当然不如理想。其中最大通病,是其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我们今日检讨传统中国之成败,亟要知道各时期土地政策、军备情形、社会状态等。道德不仅是一种抽象笼统的观念,也是一种无可妥协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则泾渭分明,好人与坏人盖棺论定,故事就此结束,如此最容易阻塞技术上之检讨。好在各书以道德饶舌的地方既明显又重复。读者只要稍加用心,不难一眼看出。

   原始资料之过于庞博,可能使初学者望而生畏。我的办法是将每一主要朝代的兴起、最后的覆亡和当中重要的转变分作三五个大题目,而用原始资料充实之,因为我注重从技术角度检讨历史,所以曾花了相当的时间披阅《二十四史》的“食货志”。此中食为食物,推广之则为农业;货为货币,推广之则为商业。只是《二十四史》里有“食货志”共只十二篇,而且繁简不一。如《宋史》之一篇,则共十四章,本身就像一部专书。《辽史》的“食货志”只寥寥数页。而且因为古今眼光之不同,我们很难在一章一节内找到有价值的资料下结论。所以只能利用它作开路的引导,而向其他方面推广搜索,再以各文之互相引证前后联贯作复审的根据。例如我在《辽史》“食货志”里看到“禁朔州路马羊入宋”,后来细看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则当日之开封连大车都用黄牛与水牛骈拉,也可见得其禁令之彻底。回头再读拉体摩(Owen Lattimore)的专书,更相信马匹因耕作地区之差异,在中国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中极为重要。我自己读“食货志”的一种心得则是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自先秦至明清,可以连贯的用财政税收解释。

   中国的现代史也可以概略的看做传统中国与外界接触和冲突又经过大规模的调整后更生再造的一种纪录。因此对中国青年讲,又不能不对外界的历史有最低度的了解。因为牵涉过广,又面临着今日之特殊情形,我建议先以十七世纪的英国作出发点。这建议包括着重点主义之立场,也借之了解两种文化汇合之源远流长。英国在十七世纪人口才由四百万增加到六百万,但是经过亘世纪的流血动乱,才将一个农业基础坚固的国家,改造而为一个以商业法制管理的国家。迄至世纪之末,全国已如一个城市国家,全可以用金融操纵,银行业与保险业也开始露面。这不仅可以用资比较,还可以从这原始型态(prototype)里看出各国须要现代化的这个问题之由来。

   在政治哲学方面我也主张从根本的方面着手。今日之读史者纵未翻阅过柏拉图之原书,或未参加过基督教堂的礼拜,也应当获悉他们思想体系之轮廓和“原罪”的意义。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家如马企维立(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为古典派经济学家之先驱,也透过后者而影响马克思。如果读者全不明悉这思想线索之由来,则很可能对今日之西方生误解。以上的作家从自存(self-preservation)解释到人性为恶,最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反感。可是这已经无数的学者解释:现实的承认人性为恶,并非提倡人类应当为恶。如果我们呼吁今后不用暴力,这还讲得通,要是历史家否定过去暴力之存在,又不承认其在历史上之作为,就不合实际,其所写历史也与实情不合了。

   综合以上所述,这“长宽深远”的设计,无非针对着目前地覆天翻的局面,其用意也仍是注重“时间上之汇集”(timing),亦即不离孟子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着眼。又因为最后须要读者作主而自存信心,所以又必加上一个“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附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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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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