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安亚堡、密西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88 次 更新时间:2016-05-28 10: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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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 (进入专栏)  

  

  

1952年9月我进入密西根大学部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历史学家,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研究明史,理出一套方法,再将历史投射到现在,并逆转推论,证实我对帝制中国时期的发现。如果我可以预见这项任务的艰辛,我一定会退避三舍。

  

   在1952年,我只是想到,以我在国民党军队长达十二多年的资历,我有很多经验可说,因此我选择主修新闻学。我已申请数所大学,全部都在中西部地区,也都名列前十大。密西根不只最先给我入学许可,而且因为认可我毕业自雷温乌兹要塞的参谋大学,还给我十二个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学分。我还想象,如果我更用功一点,也许可以在两年内取得硕士学位。目标果然实现。但对我来说,毕业就是失业。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会说道地的美语,无法有一支快笔符合截稿期限的要求,要找新闻界的工作非常难。但是,当时也不会有人雇我去整理图片或编排索引。我试过出版业,但只是增加一些被拒绝的经验而已。有一份杂志没有拒绝我,还替我的一篇文章印三十五份抽印本。那篇文章登在《太平洋历史评论》(ThePacificHistoricalReview)。

  

   同时我对历史的兴趣也被激活了。“至于这个,”我的朋友和老师都警告我,“别无捷径。你可能要念个博士学位。”有人还说,这个最高学位是在大学教书的通行卡。十年后我才拿到我的通行卡。1964年,在密西根大学体育馆里,我们看到校长将一顶米蓝色的方巾,放在詹森总统头上,因此这位大社会(GreatSociety)的发起人,就能以名誉法学博士的身份,向毕业班致辞。现在我衣柜中也有一式一样的方巾,是我凭一己之力在同样场合获得的。詹森总统戴着方巾离开密大,搭乘直升机离去后,我也收好自己的方巾,不久后就收到一通来自伊利诺州艾德华维尔(Edwardsville)的电话。我成为南伊利诺大学助理教授,并在此遇到我未来的妻子格尔。

  

   不久前席得尼·胡克(SydneyHook)发表一篇文章,名为《天空中的赌场》(CasinointheSky),强调机遇和事件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我完全信服这种说法。在我一生中,我常必须在特定时点做出关键决定。回顾过去,我不确定当时是否由自己来下决定,似乎是决定等着我。

  

   我到安亚堡前的经历如下:

  

   我在东北的任务之旅没有太久。1946年6月初,我从长春回到沈阳,参加到美国留学的检定考。接着全国大考在南京举行,从一千多名考生选出约两百名军官。整整考了一星期,内容包括中英文作文、数学、科学和兵法。口试是由一组美国军官主考,我们进场前要先取下勋章。结果公布时,我又惊又喜,因为我和另外十五人被送到雷温乌兹要塞,但他们军阶都比我高。我们从上海启航,搭乘运输舰“尚克号”(DavidC?Shank),是由运输军团来负责。在船上我们就开始过美国式的生活。不过战后不久的运兵船并没有太多舒适的设备。我要睡觉时,发现上铺离鼻尖不过几英寸远而已。我们要洗澡时,美国人警告:“小心一点,虽然标明是冷水,其实是热的,标明热水其实是烫的!小心不要被烫伤。”虽然如此,但船上的可口可乐只要五美分,一条烟只要五十美分。

  

   到加州的奥克兰以后,我们改搭火车往东行。军方和铁路局居然安排得当,让我们搭卧车顺利抵达目的地,毫不出错,令人啧啧称奇。有一天晚上,有一群女孩来拜访我们。她们是海军雇员,预定前往巴尔的摩,车厢就在我们隔壁。有一个女孩先打开话匣子,最后和她的同伴一起被邀请与我们为伍,她还说:“我不是早告诉过你,这节车厢一定有趣!”我们彼此问了一大堆问题,一直问到午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打算去回礼一番,却发现隔壁车厢只是一般乘客。

  

   在雷温乌兹要塞,我们的校长是哲乐(LeonardT?Gerow)中将。第二次大战期间,他曾在欧洲带兵。在战前,他是五角大厦的重要人物。我们对他的印象是他很喜欢夸大炫耀,有一次,我们要照团体照时,他居然太过高兴,还拍着太太的臀部。哲乐太太也同样热情活泼。在一次聚会中,高级军官的太太问哲乐太太哪里去了,一位女士回答:“她在外头吃雪花。”原来那天是下雪的第一天。

  

   哲乐并不被视为中国的盟友,因为根据已出版的资料,在珍珠港事变前,他建议美国政府就法属中南半岛和日本妥协,以牺牲中国为前提。但在雷温乌兹要塞,他拜访我们这群人。当时中国的内战让我们又沮丧又不好意思,将军说,这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认为,内战之所以开打,是因为大家都太爱国了,看他祖父的兄弟和堂兄弟就知道了。他们全都参与美国内战,而且有的属于南军,有的属于北军。

  

   我们的课程持续了九个月,行事历和一般文理大学差不多,学期从9月开始,6月结束,圣诞节放假两星期。约三百名美国军官就学,大多数是中校,很少有上校或少校。盟军的军官约六十名,官阶就很杂乱,从英国的旅长到海地的中尉都有,后者还是全班唯一的黑人。一名苏格兰军官穿着苏格兰裙来上课。大多数拉丁美洲军官都不说英文,有专门的西班牙传译人员为他们翻译。

  

   课程的大部分内容为地图演练,问题是从陆军的档案夹抽出,但经过修正,以利课堂上使用。我们逐渐熟悉的地理区域是巴黎西南部。假设我们在圣罗(St?Lo)突破后,分两路进攻,一是从吕曼(LeMans)到沙特(Chartres),一是从托敖(Tours)到奥良(Orleans)。另外一个经常用到的设想情况是九州的鹿儿岛一带。我们假想进攻,修补港口设备,建立进攻部队,对岛民实施军事管制等。后勤和人事管理是美军擅长的两点,前提是纸上作业可以实际运作。在雷温乌兹,我们首度得知欧战可能提前半年结束,正如一位五角大厦来的客座讲师所说的,如果“我们再聪明一点就好了”。在雷温乌兹,他们常常提起原子战争,但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核子武器未来将如何影响传统战略。我们仍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在雷温乌兹上课非常气派。在体育馆一样大的古伯厅(GruberHall),近四百名军官学生坐在其中,每个人的桌子都十足大气,堪称“总裁级”。麦克风有数十个,设置在走道两旁和座位两边。一名上校担任课堂监督,办公室就设在大厅后方的小房间内。他指挥十数名男女士兵,调派他们分发教材,开启和关闭麦克风。教师在讲台上授课,麦克风别在领带上。每个人都带着至少三十英尺的延长线,方便在讲台上踱步。他们名牌上的字高达一英尺。各教官就一般主题下的专长发挥,即使授课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也会有一名军士将他的名牌挂在墙上,名牌不短于三英尺。作为视觉辅助工具的地图和图表则贴在木板上,从讲台后方推出来,清晰易见,可以和足球场上的记分板相媲美。

  

   我利用圣诞假期到纽约和华府去玩。一路上总会遇到好奇的民众,他们看到中国的军官不免惊讶。有些人甚至讥讽地说:“看,中国军队来了!”我常被问到关于内战和毛泽东的问题。有些人还问,白修德(TheodoreWhite)的《雷霆后之中国》(ThunderoutofChina)有几分真实性。有些人还问我属于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我几乎要认定这些人简直是大白痴时,却又发现他们真的是搞不清楚。有一名妇女说:“如果你们有两种军队,我们就应该两种都一起邀请来,这样才公平。”

  

   1947年夏天我们回到南京时,马歇尔将军早已停止调停国共间的纷争。不过,美国政府仍然继续协助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和组织。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军官,都被分发到军校或是和训练课程相关的部门。我还获得一个僭越的头衔,成为参谋本部的资浅军官,隶属国防部。事实上,我还是个上尉,月薪约十八美元。在一年多的日子中,我将美军提供的文献译成中文,但美军的流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对美军来说,军务、补给和人力的流动是采取“油管制”,装备和军库都十分齐全。在前线和各驻扎地区设有中间联络站,补充兵源源不绝。人事和设备的流动经常而自动化。如果国民党有能力做到,内战绝不会产生,绝对可以预先防止共产党的行动。日本是否敢侵略中国,恐怕还是疑问。我们听说,在军阀时代,军需官必须从团长太太手中拿钱,才能喂饱士兵。1947年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脱离这样的阶段,但其实没有进步太多,不时要找人、找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油管制,其实不过是空想一场。

  

   不过,我们的将军对油管制仍存有幻想,因为这是外国来的现代东西。我很快就发现,这个现象不只军中独有,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通常给人先进的感觉,他们的学识即使理论上很先进,大多数情况下却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他们的长官仍然很看重他们,原因是可以替部门带来装饰的效果。三十五年前我就有这番个人的体验,因此最近听说同样的事又发生在中国派遣的留学生身上,不禁觉得沮丧。

  

   1948年年底,我从五厅(训练与组织),转到二厅(军事情报)。我的任务是对外国军队和海军武官简报战事,直属长官是陆中校,他现在也住在美国,将名字改成JosephD?Lowe。在图书馆的参考室中,可以发现他的两篇著作。1948年年底,他对我说,行政院长翁文灏是他的舅父,他关心前线的战事,却没有人提供足够的简报。透过正式管道的讯息不是早已过时,就是不正确。我们认为这简直太过分。由于他的官位使然,他已被共产党公开宣称是“战犯”。然而,他甚至不知战事的发展,不知前线在哪里!在陆中校的安排下,我到这位清癯的行政院长家去看他,做了约一个小时的个人简报。

  

   1949年年初,国民党的副总统李宗仁还在做最后努力,和共产党谈和,但人民解放军却正准备渡江南下,国民党的国防部将我们撤退到广东。显然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台湾了。四月,同为雷温乌兹毕业生的袁韦兴(音译)上校,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到东京去。他刚被任命为驻日代表团的副官长,愿意找我当他的助手。我愿不愿意去?袁上校应该知道答案的,这种问题不需要问。不久后,在1949年5月,我并没有加入成群的公务员和家属之列,在临时住所等着搭船过台湾海峡,而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Cleveland)的头等舱,从香港开往横滨。由于是为驻日代表团工作,我具有外交官的身份,拿着红皮护照旅行。在香港,我订制了两套西装,由外交部付钱。上述遭遇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我在东京的所见所闻才更叫我吃惊。

  

在密西根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是威斯理·莫勒(WesleyMaurer)教授。我开始注意历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响。他介绍我看约翰·弥尔(JohnStuartMill)的《自由论》(OnLiberty)、约翰·柏瑞(JohnBury)的《思想自由史》(AHistoryofFreedomofThought)及亚瑟·加菲尔德·黑斯(ArthurGarfieldHays)的《让自由响彻云霄》(LetFreedomRing)。莫勒下巴方正,总戴着无边眼镜,背景颇为特殊。他原先接受的训练是要当美以美教派的牧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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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北京三联书店,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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