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杨绛的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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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 (进入专栏)  

杨绛:伶俐乖巧,出手无声


   杨绛从历史深处的无锡走来。这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在西湖边做过小官,恰如白居易吟咏:“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父亲杨荫杭(1878~1945),“荫”是辈分,如杨绛的二姑母、三姑母,分别叫荫枌和荫榆,“杭”八成寓指杭州,有其字“补塘”为证。杨荫杭生于清光绪四年,值清王朝行将土崩瓦解之际,“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这是曹雪芹的喟叹,是借薄命的贾探春自喻的。但是对于叛逆者而言,末世又象征着变化,象征着机遇。杨荫杭是得风气之先的人物,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而后又留学日本、美国。南洋、北洋、东洋、西洋,时人最羡慕的洋墨水都叫他喝了。学而优则仕,杨荫杭在日本和美国学的是法律,归国后,历任民国政府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生性耿直,颃世颉俗,所以在官场就混不圆,终于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丢了官。据杨绛回忆,那件事与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有关:

   ……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权。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回忆我的父亲》)

   谁能说,父亲的个性,没有在杨绛的身上留下烙印呢?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1878~1937),与父亲杨荫杭同龄,娘家为无锡富商,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同学。杨绛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的知识,而是她和丈夫的关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这当然是杨绛成人后,读了法国古典作家拉布吕耶尔的书才产生的联想。拉氏形容朋友间的默契,说:“一起幻想,同他们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同他们聊,想到他们,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只要是同他们呆在一起,这就足够了。”有夫有妻如此,无疑是人生的极佳状态,用古话讲,就叫“琴瑟和谐,鸾凤和鸣”。进入二十一世纪,吴学昭曾问杨绛:“您父母这种敞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你们姊妹有多大影响?”杨绛回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杨荫杭膝下有八个子女,杨绛排行老四,她上边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她最早的地位。八个孩子,排头的有排头的优势,属于领导阶层,殿尾的有殿尾的好处,属于“最小偏怜”,动不动就撒娇耍赖,唯有排中间的,像杨绛,不上不下,两头的好处都不沾边。杨绛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午饭后要休息,一帮小孩懂事,自动散去。父亲有一次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乖觉,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冬天到了,父亲屋里生着通红通红的炉火,火苗要不时加煤,不然就会熄掉。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笨活,也是屏息敛气,出手无声。杨绛早慧,她小小年纪,就懂得把自己的脚放进父亲的鞋子里,进而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这可是大大的能耐。童年是成年、老年的雏形,我们在日后将会不断看到,这正是杨绛之为杨绛的“独门武功”。

   杨绛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这是中国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杨绛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跟,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木底一般高5-10厘米,有的高达二十多厘米,但不会超过一尺,所以又称为“寸子”。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杨绛六岁,进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她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包饭。一天,小学生们正在用午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的不是别个,正是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她当时担任女高师的“学监”。贵客驾临,饭厅一片肃然,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杨绛背对着门,没有看清形势,她吃得吧嗒吧嗒,面前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看了,也照她的样子办。

   父母就是儿童的领导,兄弟姐妹就是儿童的朋友和同事,儿童感受社会,不是用理论,而是用心。杨绛在童年时期就已充分感悟父母(领导)的气质,这是长大了读多少本书也抵不上的。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杨绛迅速适应了自己不上不下的地位,她用一颗纤细的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应对从容,进退裕如,有若天启。

      

杨绛:天生一颗读书种子

  

   杨绛八岁随父母南下,在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初中阶段,国文老师教授老子《道德经》选段,她背得滚瓜烂熟。有一天,父亲拿出《左传》,教她其中一篇,她不过瘾,私下通读了全书。杨绛小学的后半期是在上海启明女校度过的,那是所教会学校,所以她英文功底较好。振华英文课本上有Lvanhoe的选段,她不满足,暑假找来原著,前半部生字较多,边查字典边啃,到得后半部,生字渐少,越读越顺,她尝到了读原著的乐趣。杨绛有时借病不去上课,在寝室偷读狄更斯的英文作品。假期加读中文典籍。父亲有一次问她:“阿季(笔者注:杨绛小名),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

   高一时,国文课本上有李后主的词,杨绛一读之下,若有宿缘,爱不释手。课余,她找来大量李后主的词,以及其他诗人的作品来读。父亲评价杨绛,说她“喜欢词章之学”。其实,父亲自己也钟爱诗歌,尤其耽读杜甫的诗。杨绛记得,父亲过一阵就会对她说:“老杜的诗,我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父亲读而不作,是纯观赏派。父亲每天晚上临睡前,总爱高声朗诵诗词,那时,杨绛就常常站在他的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高中国文老师在班上开讲诗词,也让学生试做,这正中杨绛的下怀,她调动腹笥,精心结构,完成的作业,常常高人一等,颇得老师赏识,有好几篇,被推荐在《振华校刊》发表。下面这首“五古”,就是其中之一:

  

斋居书怀

松风响飕飕,岑寂苦影独。

破闷读古书,胸襟何卓荦。

有时苦拘束,徘徊清涧曲。

俯视溪中鱼,相彼鸟饮啄。

豪谈仰高人,清兴动濠濮。

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

安得敖游此,翛然自脱俗。

染丝泣杨朱,潸焉泪盈掬。

今日有所怀,书此愁万斛。

   老师给的批语是“仙童好静”。

   杨绛上课,不光带了耳朵,还带了脑瓜和嘴。有次国文课上,一位姓马的先生讲胡适的《哲学史大纲》,说到古人公孙龙的一个命题,“白马,非马也。”杨绛立马顶牛:“不通,就是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杨绛这里显出了黠慧冲动的个性。马先生不以为忤,笑着反唇相讥:“杨季康(笔者注:杨绛的本名),非人也;杨季康,非人也。”这一师一生,在课堂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此情此景,令笔者想起当年陈衡哲与胡适的通信:“你不先生我,我不先生你;你若先生我,我必先生你。”有同学见状,乘机起哄,说:“喔!马先生原来不是人噢!”结果挨了马先生的臭骂(嘻嘻,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而始作俑的杨绛,却怡然观变,平安无事。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用五年修完六年的中学课程,提前一年从振华毕业。杨绛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外文系,孰料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是年清华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杨绛不得已,转而报考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金陵女大她考了第一名。东吴大学初试第一,复试第二,状元为孙令衔夺得;但是校方说,论真本事,状元仍应该是杨绛,因为孙令衔是东吴附中毕业的,复试的考题,他在中学曾经做过。

   杨绛选择了东吴。这是根据家人和中学老师的意见,他们认为男女同校有利于广交朋友,健康发展。第一年不分文科理科,各门功课一起学。到了第二年,要分专业了,杨绛遇到了难题:她喜好文学,但是东吴的文科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杨绛选择法预科,她想的是父亲已经退出官场,从事律师行业,自己学了法律,将来可以当父亲的助手,再说,在法政部门做事,有机会接触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熟悉人间百态,有利于将来写小说。出乎杨绛的意外,父亲虽然干着律师,却不爱这个职业,坚决反对女儿步其后尘。杨绛在法预科读了一年,无奈,又改读政治。这是唯一的选择。

   杨绛对法律兴趣不大,对政治更是索然寡味。尽管如此,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以自己超群的实力,奠定了才女的地位。杨绛是那种过目不忘、一点就通的学生,她不用头悬梁,锥刺股,从不开夜车。杨绛进校之初,童心未泯,课堂上还和同学玩吹球,她双手合成船式,小球可绕手指转十几转。大一大二,个别功课偶尔失手,降为二等。到了大学三年级,她的各门功课,包括“四肢发达”的体育,都夺得一等。像她这样的“纯一”,全校只有三个,四年级一名,她班上两名,另外一名,是学理科的徐献瑜。

   杨绛中英文俱佳,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出自她的手。杨绛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于昆曲。大学期间,她还自修法文,径直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蛮地道的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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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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