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戏中人看戏:从杨绛《干校六记》说到中国政治运动革命的文学书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4 次 更新时间:2017-03-09 01: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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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进入专栏)  

  

   杨绛先生以105岁的高寿仙逝,各家媒体纷纷发表纪念文章,其中有不少谈及她的《干校六记》(下引此书,略作“《六记》”)。陆建德认为《干校六记》“跟其他同题的回忆相比特别不一样,蕴含着一种不怨不忿的力量。当年知识分子到乡下去很不容易,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杨绛无论在什么样的非常时期,都能够看到生活中的价值,这让人敬仰。”(《新京报》5月26日C04版)陈平原则说:“薄薄一册《干校六记》,既不同于臧克家不明大势,为五七干校唱赞歌的《忆向阳》,也不同于巴金直面惨淡人生、反思‘文革’惨祸的《随想录》,保持了特立独行,但又不摆出对抗的姿态。所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悱恻缠绵,句句真话’,既是写作风格,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脱离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一味唱高调者,不太能体会杨绛文章的好处。”(《新京报》5月26日C04版)。也有相当数量的文章联系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或明或暗、或激烈或温婉地指责杨绛(还有钱钟书)在书写政治运动时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对运动本身轻描淡写,相反花费大量笔墨去写趣闻轶事,甚至有人上升到知识分子人格的高度,指责其圆滑懦弱,明哲保身,等等。我觉得这些评论各自都有自己的道理,他们概括的杨绛书写政治运动的方式和策略也是笔者认同的,但是笔者觉得与其就杨绛论杨绛(至多带上钱钟书),就单个作品论作品,不如把她和她的作品归入一类知识分子中加以考察,分析其何以这样书写政治运动的原因。

  

   1、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虽然是很薄的一个小册子,才3万多字,但名气却很大,特色鲜明。除了因为它较早尝试书写干校题材,除了作者的名声外,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写作风格。此书虽然是写知识分子干校劳动改造生活,而劳动改造又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羞辱形式,也是很多作家,特别是右派作家反复书写的主题,但杨绛先生的书写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就是记忆的选择性。《六记》记了干校时期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细节和趣闻轶事,比如种菜养狗养猫养猪之类,唯独不见政治运动的影子。什么阶级斗争、相互检举揭发、残酷批斗打人等等方面的内容,被尽力剔除(当然,偶尔也会露些峥嵘)。[1]连作为干校生活中的家常便饭的政治学习也没写(比较一下同样是回忆社会科学院干校生活的《无罪流放》、《干校札记》,对比尤为强烈)。作者显然是在刻意回避干校生活中的这些酷烈的政治内容,把非政治化当成自己的自觉追求。[2]就连同样远离政治的钱钟书先生,对此似乎也有些微的不满和调侃。他在此书的“小引”中写道: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

  

   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症,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钱钟书在这个“小引”中还指出,凡运动,总少不了三种人:受冤枉和批斗的,他们可能会写出“记屈”“记愤”;第二种是一般群众,他们虽然不是加害者也不是典型的受害者,但是却难免是糊涂虫或懦怯者(钱钟书说自己就是后者,我估计杨绛先生自己也是)。这些人或者在盲信的情况下参与了运动,批斗了好人,或者因为懦怯而明哲保身,“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他们在回忆时记愧是应该的;第三种是“明知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这些人当然是最应该记愧的。

  

   按照钱钟书先生自己说的这个道理,钱先生和杨先生虽然既不是典型的受害者,也不是典型的加害者,但记愧却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始终也没有看到杨绛先生记的愧,也没看到她对于最应该记愧者及其所作所为的记叙。这样的选择性记忆书写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其次是叙事语调。此书叙事平静从容、含蓄节制,语言简约洗练,淡而有味,胡乔木称之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从中很难发现同样经历过政治运动的老干部或“右”派知识分子回忆录中那种浓墨重彩的情感抒发和反思议论(“我抗议”、“我控诉”、“我痛心”、“我冤枉”等等),而是始终像一个旁观者那样有距离地讲述劳动改造时期的日常生活,波澜不惊。这种叙事充满了革命事业、红色江山的外围人士或旁观者才能有的一种冷静从容,在她的笔下,干校改造生活有时甚至不乏有趣和温情(比如关于小狗“小趋”的部分)。

  

   最令人深思的就是这种旁观者视角,始终与所叙之事保持距离,不温不火。《六记》第一记是“下放记别”,写下放干校时的别离之情,但却没有像其他一些回忆录那样一个劲儿地渲染悲情,以表达对摧残人性和生命的政治运动的血泪控诉。作者写到:1969 年11 月,杨绛本来打算和钱钟书吃一顿寿面,庆祝钱钟书虚岁60岁生日。谁知等不到生日钱钟书就得下放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杨绛自然心情不好。但从文字上很难看出来。当天中午,俩人在饭店吃饭时杨绛用鸡汤泡了半碗饭,“但还是咽不下”。(第3页)送别钱钟书时候,有杨绛和女儿、女婿。而到杨绛自己次年7月下放干校时,就只有女儿一人送她,女婿得一因为拒绝捏造名单加害于人已在一个月前含恨自杀。这个场景本来是非常凄惨的。但即使写到这样伤心欲绝的离别场景,杨绛笔下的感情也非常节制、含蓄:“火车开行后,车窗外已不见女儿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当然,没有控诉不意味着没有锋芒,偶尔的、内敛的锋芒毕竟也是锋芒,不动声色而又暗含机锋。有时候这种锋芒是通过我们并不熟悉的黑色幽默表达的。比如干校的目的是锻炼知识分子,而在作者看来,“经受折磨,就叫锻炼。”(第3页)又比如写到自己为钱钟书准备行装,“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像个布满经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第4页)再比如把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喻为“炼人”,说什么“显然炼人比炼钢费事”“炼人靠体力劳动。”(第6页)等等。还有《六记》中记到的埋死人场面,着墨不多但是却有骇人的力量。这些文字中深藏在幽默冷峻中的抵抗、嘲笑、拒绝,是值得细细品味的,有时候比浮华的抒情议论更值得玩味。

  

   还有一些杨绛风格的抵抗是必须通过调动你的知识才能体会的,比如《六记》第二记为“凿井记劳”,写到干校有一次演出一个关于钻井的节目,“演员一大群,没一句台词,唯一的动作是推着钻井机团团打转,没一句台词,一面有节奏地齐声哼‘嗯唷!嗯唷!嗯唷!嗯唷!’.......那低沉的音调始终不变,使人记起流行一时的《伏尔加船歌》。”(第14页)这里暗藏的机锋是:《伏尔加船夫曲》是揭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民水深火热生活的歌曲,了解这点就知道这“嗯唷!嗯唷”意味着什么。对于这里的“声音政治”,当事人其实都清楚,大家不点破,只是“会意地笑。”(第14页)

  

   那些指责钱钟书杨绛这类知识分子圆滑、懦弱、犬儒,不敢直接冒犯政治的人应该知道,并非只有金刚怒目才是战斗,更何况在一个人头攒动、人人争先恐后涌上戏台表演的时代,冷眼旁观、尽可能不做先锋已属不易,偶尔通过自己的方式嘲讽几句就更可敬了。

  

   2、回到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杨绛为什么要这样明显有选择地来写干校生活?为什么会做到或能做到如此冷静、从容?是因为心有余悸还是心如死灰?是因为怕惹是生非,还是为了明哲保身?还有,是不是因为本来就对自己时代政治不感兴趣,视其为肮脏不洁?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杨绛之所以这样书写记忆,包括不去触碰政治运动,很可能是因为她根本不认为这些运动和自己有太大关系,更谈不上重要。在她看来,这纷纷扰扰的政治是他们的政治,而非我的政治。《六记》的结尾写道:“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及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第74-75页)人人企及的“进步”我没有,也不屑于有。“回京已八年。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作此六记。”(第75页)好像压根就没有把“改造”当回事,好像这一切只是一次有趣且难得的经历,戏中人还能看戏,只是因为从来不曾是主角。“琐事”一词点出了此书的内容,“难得的经验”大概也是就其稀罕性而言,透着一股子观赏意味:仿佛是异国情调般的难得。也就是说,杨绛把自己定位为政治运动的局外人和旁观者(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杨绛毕竟不是、也不能完全处身这个运动之外,所以我说她是戏中人看戏)。

  

   接下来的问题是:她为什么会这样定位自己?戏中人看戏是如何做到的?对此,我想试着提出一种解释,更准确说是一个猜测:这大概是与杨绛(也包括钱钟书及其他同类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年纪、经历、教育背景、政治身份,特别是他们与中国革命、与“组织”的关系有关。这是一个客观论的而不是主观论的解释或猜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比如“思想改造”“反右”“五七劳动”“文革”等等)中,都有大量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他们在文革结束后开始通过小说或回忆录形式书写自己经历的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其中主要有这么两类(当然还有其他类别,在此略过)。

  

   一类是30年代和40年代初出生的革命作家,大体上属于李泽厚说的“解放一代”。这些人大多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坚定信奉共产主义,是中国革命的热烈拥护者和讴歌者。他们风华正茂之时(20岁左右)见证了新中国成立,接着经历过50年代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中年时期(30岁左右)经历过文革。“新时期”开始大量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大约40岁左右,现在年龄80岁上下。其代表性作家有王蒙、张贤亮、丛维熙等(大多为“右派”作家)。

  

   就出身而言,他们中大家子弟不多(只有少数是地主资本家出身而后背叛自己家庭和阶级投身革命);就经历和教育而言,他们没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有些小时候接受过启蒙主义思想教育,但对西方文化、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所知不多。他们接受的主要是革命文化教育,其中很多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所谓“少共分子”),早在延安时期(甚至更早)就基本放弃了启蒙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是革命文化和革命组织的内部人,解放后更成为社会主义实践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成为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主要是在文化领域)。当然,不同于纯粹的政工干部,他们一方面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另一方面又是满腔热血、满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某些现状(比如官僚主义)有不满,但由于身份、思想资源和利益考量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怀疑革命,包括其理念、制度和组织。

  

相比党外或无党派作家,这些人是革命的“亲儿子”、组织的“内部人”。他们虽然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或别的什么,但与革命与“组织”其实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包括主义、信仰乃至思维方法,当然也包括各种共同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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