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端:眷眷之心别杨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 次 更新时间:2016-05-27 23: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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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端  

   【摘要】我与杨绛相识已有三十多年了。她的人品和学识,在文化界称得上交口赞誉,而随着与她交往的增多,我对老人的修养和情操,也有了更多的切身感受。

  

   钱钟书先生去世时,我写过一篇《心祭钱钟书》的悼文,那时表达的是深深的悲痛之情。如今杨绛先生寿高百零五善终,虽难掩伤感与不舍,但想到这是她所说的“回家”,心生几分慰藉,唯有在无尽的怀念中,对远去的老人致以祝福。

   我与杨绛相识已有三十多年了。她的人品和学识,在文化界称得上交口赞誉,而随着与她交往的增多,我对老人的修养和情操,也有了更多的切身感受。杨绛当然是位谦逊慈祥的大学者,但她同时又是一位执着的、坚持原则的老人。在她的性格中,既有宽厚待人、宽容面对非议的柔的一面,又有诚实做人、绝不与虚伪妥协的刚的另一面。仅举出以下两桩往事,就足可为证。

   杨绛从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中译本,而且获得了西班牙政府授予的嘉奖勋章。但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刮起了批评《堂吉诃德》杨译本之风。先是批评她把一个雄壮无比的女汉子形象形容为“胸上长毛”,是明显误译。随后更有人批评杨绛译本“任意删节”,是翻译的“反面教材”。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有点过分,便打电话向杨先生求正。她先是叫我不要去辩解,但见我多次提及,这才函复我,大意是:译成“胸上长毛”,是考虑到作者对这个人物带有调侃的语气;至于她的译本字数比别人少,是她参照了唐朝刘知己对文字的“点烦”,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删去了赘文。

   得到杨绛的解释后,我立即发表了《学术批评切忌扣帽子》一文,替杨绛辩解。随后有好多位翻译家,也在报纸上对杨绛表示支持。就在许多人以为这场争论有扩大趋势之际,杨绛突然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不要小题大做》一文。她一方面承认自己是自学西班牙文,那些批评她的西语教授都是她的老师;另一方面表示,是我透露了她的一些看法,并非她要为自己申辩,她欢迎大家对自己译文的错误提出批评,希望不要再为此事争论。杨绛表现得如此高姿态,果然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后来我去北京看望杨绛时,她还笑骂我:“就你多管闲事!”尽管我不认为我这是多事,但我领会了老人家与世无争的宽厚态度。

   说起杨绛的执着,不能不提到她对待“钱钟书故居”的态度。钱、杨二老向来拒绝沽名钓誉。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一直反对无锡修建“钱钟书故居”,不料当地还是执意修建了起来。杨绛一直未予承认,并拒绝向他们提供钱钟书遗物。她曾对我说:“无锡的那所房子,是钱钟书叔父家的,不是钱钟书的故居,里面摆的什么床,根本不是我们睡过的。”

   有一年社科院有个单位要在无锡“钱钟书故居”举办一次有关钱钟书的研讨会。杨绛得知后不但反感,还较真起来,特意写信给院领导,表示“故居不实,开会不当”。有次在她家里聊起这件事,我说:“你白写信了,人家故居照办,会议照开。”她显得很无奈:“我无力反对,但我不能自己骗自己。我的态度表明了,别人听不听,我就管不了了。”

   面对他人批评她误译,她表现得很宽容,无意辩解;眼看“故居”与史实不符,她坚持反对到底。有柔有刚,严己宽人,这就是杨绛先生多面性格中的一部分。谨以对这两桩往事的追忆,遥祭杨绛先生,愿她在天堂安息!

  

   【注】李景端,《译林》杂志创办人,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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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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