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芝宜佳:钱锺书与杨绛二三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0 次 更新时间:2018-02-25 09: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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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芝宜佳  

   钱先生和杨绛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再加上忙忙碌碌的,所以耽误了太久,实在惭愧。现在,钱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了,此次去北京,特意写下这篇短文交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

  

翻译“围城”

  

   解释钱先生给我的帮助,应该从我学汉语开始:我在中学学习了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后在大学专攻英美文学,中文只是副科。写博士论文时,我的论文题目是《庞德与中国》。由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专心研究汉学。

   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情况跟现在大不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汉学系学习,是先从儒家、道家的经典开始,同时也学习新中国的革命文学。那个时候,我脑海里的中国文化是神秘的、陌生的,与西方截然不同。一九七八年,我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汉学会议,在那儿听到钱锺书先生的报告。他用英语演讲,却完全不需要看讲稿,脱口而就,很精彩。和钱先生的相遇,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给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之门。认识钱先生使我突然发现,我以前想象中的中国不是整体的,只是一个小局部。于是我决定和我的中国朋友史仁仲翻译《围城》。这个工作,为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翻译《围城》后,我就开始跟钱先生来往,先是通过书信。钱先生的信都是用毛笔写的,非常好看,而且经常引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等。与钱先生和杨绛女士第一次见面是在八十年代。我那时候住在北大,看望他们还需要由人陪同。那天上午去他们家之前,我相当紧张。曾听说钱先生讨厌麻烦的提问者,极少接见来访者。在他家的门上有个猫眼,为的是让杨绛挡驾不速之客。钱先生有句话说:“外国人来北京,他们先要看的是两样东西,熊猫和我。”我在杨绛写的书里还读到过,钱先生在电话里劝过一位热爱《围城》的女士说,如果有人觉得一个鸡蛋好吃,不一定要看下蛋的母鸡。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经过第一次接触,我发现他们其实是很真诚地与朋友发展持久的友谊。

   那次见面时,首先是由杨绛女士招待,她问我问题多不多?以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的问题不啰嗦,全是为了解决翻译《围城》的具体困难,也没有什么有关私人生活的问题,所以他们夫妇俩对我比较有好感。我的中文名字也是钱先生起的。还有一次在他们家跟钱锺书、杨绛和他们的女儿钱瑗教授一起吃饭,也是很难忘的。钱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常常就是随手找出一本书,很快翻到某页,让我自己看。

   一九八八年德文版《围城》在德国出版发行,受到很热烈的欢迎。一时间,德国大媒体,像《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等,都纷纷发表书评,给予了很高评价,并认为钱锺书先生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围城》有一个特点:它是第一部中西文学合璧的小说。连书名都是中西“合资”。《围城》不但影射中日战争,同时也暗指法国哲学家蒙田(Montaigne)有关家庭生活的一句名言。《围城》里的年轻人也很巧妙地利用外国知识。方鸿渐买到了假的博士文凭,良心有点儿不安,不但靠孔子、孟子推脱,还扯上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叫他们失望么?(《围城》,11页)

   搞恋爱,外国语言更有用,可以克服害羞,大胆向情人求爱。给唐晓芙(杨绛在小说里的化身)写情书,方鸿渐也恨不得能用英文:

   只有英文信容许他坦白的写:“我的亲爱的唐小姐”,“你的极虔诚的方鸿渐。”这些西文书函的平常称呼在中文里就刺眼肉麻。(《围城》,85页)

   连方鸿渐的咒骂也因借了“外援”特别有力:“客人一转背,方鸿渐咬牙来个中西合璧的咒骂:To Hell(滚你妈的蛋)!”(《围城》,281页)

   这都很有趣,但是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说钱先生发现不少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点。《围城》序里就开宗明义地说:

   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人是“具有无毛两足的动物”之说源于希腊柏拉图。人最基本的毛病是人的兽性,人性的自私,用《围城》的一个比喻来讲,是人的猴子尾巴。这个尾巴不但挂在中国人的身上,也挂在西方人的身上。


百科文化全书《管锥编》

  

   翻译完《围城》,然后研究《管锥编》,这部书给了我更大的启发。在我面前出现了千千万万个中国文化的新图景,比我以前的想法更真切、生动、丰富多彩。《管锥编》一九七九年第一版,便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一著作写于极其困难的七十年代,那时,刚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图书馆还是一片混乱。钱先生用那些逃过“文革”劫难,积累了几十年的读书笔记,完成了该书的写作。写这部著作时,他没得到任何政府帮助,同时他还病着,他意识到他的工作是在“与死亡赛跑”。《管锥编》是一部百科文化全书,也涉及文化革命社会形式,体现了与当时政治相冲突的视角。因此它不是用现代汉语,而是用比较难懂的古代汉语写成的。

   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对《管锥编》入门非常不易,让我心惊胆战。我第一次打开《管锥编》的时候,觉得典故像炮弹似的打在我身上,让我莫名其妙。书中旁征博引,上引自西周,下至近代,背景脉络读书者自须知会。书中僻书尤多,查阅类书,也少济于事。理想读者不但要熟悉三千年的经史诗文、佛典、小说、戏曲、笔记、笑林、方言、谚语,还需要熟悉欧洲的多种语言和文学。没有中国朋友的帮助和研究《管锥编》的精彩中文专著做参考,《管锥编》于我大概到现在还是天书。

   像《围城》一样,《管锥编》也把中国和西方“撮”合起来,把“围城”艺术发展为学术性的方法。有一些话题钱先生在《围城》中已轻松处理过。因此可以把《围城》当作《管锥编》的一个很有趣的序幕来读,并从中找到一条通向《管锥编》的捷径。

   比如,“性爱与吃饭”的联想。当《围城》里丰满的鲍小姐只穿着天蓝色短裤和玫瑰色胸罩出现在甲板上时,船上的中国留学生们给了她一个法国外号“charcuterie”(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围城》,5页)。她的性感魔力被描绘成“肥腻辛辣” (《围城》,13页)。当鲍小姐与方鸿渐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甜蜜的情爱之夜后,两个人一起去吃饭;这顿劣质的饭已经预示了两人狂热情爱的终结:

   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曾长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两人吃得倒尽胃口,谈话也不投机。(《围城》,17 页)

   《管锥编》处理同一比喻。其所引述的最早例证是《诗经》中的第十首《汝坟》,内有句云:“未见君子,如调饥。”同样,《楚辞·天问》中,诗人把传说中的禹王同九尾狐的恋爱描写成幸福的“朝饱”。后世诗人如曹植或沈约等人用得文雅多了:现在爱情不等于吃饱,相反,诗人在令人陶醉的爱情中倒会忘掉饥饿的。李后主在哀悼大周后的词中(《昭惠周后诔》)还巧妙地把爱情与死亡连在一起,如:“实日能容,壮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饥是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高雅的浪漫主义重新让位于旺盛的生命力:用活泼生动的成语像“秀色可餐”或“恨不能一口水吞了她”描写自然痛快的爱情。

   接着,钱先生提到西方作家如阿里斯托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菲尔丁、劳伦斯、克莱斯特等作家,用五光十色的名句引文证实和补充中国人的看法并与之相比照。《管锥编》用不止一页的篇幅,描述了《围城》 “性爱与吃饭”这个联想的历史发展及其变异,并举出西方文学中很多栩栩如生的相应实例。

   《管锥编》是为中国人写的,我却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对我最有启发的有两点:第一是丰富多彩的引文。《管锥编》纵横古今,引证了大量令我耳目一新的中西方各个时期的文字。有时候只有几个脚注,看起来很枯燥,查起来却是有形有色的文章。读者像侦探小说的侦探一样,从小小的线索推论整体故事。《管锥编》论述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十部作品,涉及中国古代经典的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如《周易》《左传》《老子》《楚辞》《太平广记》等。《管锥编》不是传统文艺上的包括时代、作品和作家在内的文学史,而是从小枝节出发,书名就指出了这个特点。像一个生物学家,钱先生把经典解剖到约一千二百个段落,每“则”围绕着一个题目,涉及修辞学、文学理论、生活艺术、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

   第二点是钱先生的独特方法。目前很多学者强调区别,认为不应该把中国和西方一概而论,因为这样不够顾及民族的特殊性。中国文学应用中国观点和背景来看。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钱先生并没有把西方观点强加于中国,来硬弓强马地干。他只是指出一些共同之处,让中西方碰头,让两个文化完全保留他们的独特性。这一点从《管锥编》用的术语也看得出来:钱先生从来不把中西方的看法说成是同样的,至多说是 “机杼相同”或“波澜莫二”。此外,《管锥编》常常强调差异,比如“异同”,“貌同心异”或“貌异心同”。也常常让中西方不同的看法互相补充,说“又辟一境”或“又增一边”,也常说“相映成趣”或“互相发明”。甚至说中西方不同概念可以有近似两情相悦的接触,像“暗合”或“相视而笑”。这样,中国和西方文化区别不仅没有被取消,相反,成为一种权利平等的讨论。好像旅行的时候,两个陌生人在路上碰面,只有找到一个共同点,比如一个生活经验、一个爱好,才可以开始聊天。虽然南腔北调,但也能谈笑风生,海阔天空。

   中西方讨论在《管锥编》常常很有趣。比如,“笑”的题目。西方经典表示,耶稣出于对人的同情,看上去总是很忧伤,从没笑过。而佛祖释迦牟尼却相反,据佛教经典记载,他总是笑个不停,“用嘴,眼睛,整个的身躯和全部毛孔”。孔子呢,既不同于耶稣,也不同于释迦牟尼,他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才笑。就是说,中国讲“中庸之道”,这是中国文化的优势。可是我们西方人在“天上有没有厕所”的宗教问题上却走在了前面。中国古代典籍认为天上可能有的,德国权威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提出异议。按钱先生的看法,这是对的:“上帝无矢无溺。”讲到爱情,中国人又占了优势。意大利著名的诗人比特拉尔卡(Petrarca)等在抱怨,他们因为爱的苦闷不能睡觉,中国人却只是为此难过:因为失眠,他们错过了在梦中与情人相遇的机会,表示中国人感情比较深沉。

   这些,十分明显的是开玩笑。在中西对照中,重点不在民族比较上,而在“碰头”、“接触”上。《管锥编》的方法像电影放映机一样,从中国视角转移到西方,又回到中国。我觉得,《管锥编》的方法是先破后立,常常是三步循环:第一步是解剖,第二步是碰头,第三部是回顾。对我来说,正因中西文化地域相隔遥远,由此又展开了一个视野。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带来的魔力,也是《管锥编》的魔力。

《管锥编》不少题目是汉学家少有注目的,如通感、镜鉴、倩女离魂法。我自己教书,演讲,做研究,也常常剥削《管锥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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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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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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