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尊明 王兆鹏:词的本质特征与词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 次 更新时间:2016-05-24 11: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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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尊明   王兆鹏 (进入专栏)  

   在中华民族这个古老诗国里,词虽中道而起,然而时至今日,它也走过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行程。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伴随着词的创作的发展、繁荣和演变,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词学也逐步形成。如果从宋代算起,词学研究也历经了千余年的历史,堪称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是回顾这段漫长的学术历程,我们便会发现,传统的词学研究主要局限在资料考证、作品笺注品评等狭小格局与零散状态中,缺乏理论性与系统性。至于近代以来的词学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词学研究的老路,加强了理论意识,引进了更先进更多元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但是仍远远未能达到系统、完善、科学与规范的学术境界。比如有关词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与体系的界定与建构、词的本质特征的体认与揭示、词的起源与词体成立的探讨与论述等基本词学理论问题,至今仍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该学科是否达到系统完善的理论境界。词学研究理论的薄弱既是由词学研究现状所决定的,那么反过来它又必将对词学研究的发展起到制约与妨碍作用。比如,词学研究的一个最基础的工程便是作品文本的编纂整理,这项工作的进行就必须依据一定的词学理论的指导,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的对词的定义、对词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定。我们姑且不论《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清词》等历代词总集以及各种词别集的编纂,单就《全唐五代词》这一断代文本总集的编纂而言,由于受唐五代词作为史源阶段与萌芽状态所具有的模糊性、复杂性等特征的制约,同时也因为唐五代词的研究乃至整个词史、词学研究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尤其是上述有关词学理论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因此给《全唐五代词》的编纂带来了特殊的困难。寄希望于新的历史资料的发现以解决实质性问题的想法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有新材料的发现,也面临着如何解释的问题。因此资料问题实质上或最终仍归结为观念问题,归结为理论问题。

   下面,我们将结合近年来我们编纂《全唐五代词》的研究工作,试图对有关词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理论问题重新进行探讨与阐述,以期对今后词学研究的发展有所启示和贡献。

     一、关于词的名称与本质特征

   “词”是什么或者什么是“词”,这是词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它既关系到如何划定词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也关系到如何编纂词的文本总集与选集。对《全唐五代词》的编纂来说,这个问题尤须首先明确与解决。按照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唐五代只有“曲”或“曲子”而没有“词”,“词”是唐以后宋以来产生的文体概念,是指一种按谱填写的新型格律诗体,而唐五代的“曲”或“曲子”则是配合隋唐燕乐曲调歌唱的歌辞,是一种综合艺术型态的音乐文学形式,因此反对用“唐词”的名称概念将“唐曲子”纳入“词学”的研究体系。可见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全唐五代词》这一文本总集的命名,而且更关系到它能否作为词学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文本总集来编纂。其实,关于“词”的名称并不十分重要,最实质性的问题乃在于我们对“词”的本质特征的认识。

   实际的情形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式,“词”在产生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内,一直是多种名称同时并行、流动变化的,宋以来才逐渐并最终约定俗成地用“词”的专称固定下来。这本是很自然的现象,它反映了人们对于“词”这种新型的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的认识过程。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词”的名称可考知者有数十种之多,似乎每一种名称都有它产生和存在的背景和依据,它们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词”的内涵和特征的一种体认,有的注重于从诗歌的整体系统来认识,有的则偏重于音乐艺术的角度来观察,有的又侧重于从文学形体方面来观照;有的名称可能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特征,有的名称则不免具有“深刻的片面性”,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符号而存在。另外,“词”的名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具有不同的流行特色。我们承认,就唐五代的历史情形而言,“曲”与“曲子”的名称更为流行,但流行并不代表科学,就对事物本质特征的揭示来讲,“曲”或“曲子”的名称都具有片面性,即偏重于音乐艺术一面。实际上,“曲”或“曲子”也并非唐五代唯一流行的名称,在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总集《花间集》中已有“低声唱小词”的描写(牛峤《女冠子》),在“花间词人”欧阳炯为《花间集》写的序中已出现“诗客曲子词”的概念,在“花间词人”孙光宪的杂史《北梦琐言》卷六中也有对另一“花间词人”和凝“好为曲子词”的记载,这说明至迟在五代时期,“词”或“曲子词”已作为特指这种新兴的文学艺术形式的概念名称而出现。我们不否认,在唐五代,“词”或“曲子词”的名称确实不如“曲”或“曲子”的名称那么流行,但就对事物本质特征的反映来看,应该说“曲子词”的概念更全面、更准确。然而我们不能苛求历史的选择。实际上,任何一种名称、概念作为对一种事物的指称,除了尽可能地切近该事物的本质特征之外,也不排除约定欲成的因素与作用。“词”的名称确定也不例外。就对事物内涵的揭示来看,“词”的概念似乎更偏重于文学形式一面,这与它所指称的这种文学艺术形式在后期的创作实际及其内涵的演变是相联系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词”看作是对“曲子词”名称的简称,那么它还是能够涵盖该事物在早期或前期的一些本质特征的。

   我们认为,有关“词”的各种不同的名称,实质上反映了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的内涵或本质的多面性、复杂性和流变性。在“词”的名称已约定成俗、“词学”研究已成为一个学科领域的今天,我们已用不着重新选择一个名称来取“词”的名称而代之,而是应该对“词”所代表的对象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地体认与揭示。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唐五代的“曲子”或“曲子词”能否纳入“词学”系统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把“词”定义为一种按照格律谱填写的特殊型态的格律诗体或抒情诗体,那么唐五代的“曲子”或“曲子词”就要被摒弃在“词”的范围以外,甚至连大部分“宋词”也不能被接纳入内;如果我们仅仅把“词”定义为一种配合隋唐燕乐曲调的歌唱而以“依调填词”方式创作的歌辞形式或音乐文学形式,那么这又不能适合于宋以后已脱离音乐歌唱而以书面文学形式呈现的“词”。可见,对“词”的定义应该避免片面性,注意它的流变性与系统性。尽管情况复杂,但是通过综合考察和系统观照,我们还是可以对“词”的本质特征或主要内涵作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界定与阐释:

   (1)“词”是一种流动变化的文学艺术形式,它经历了从综合艺术型态向纯粹文学形式的转变历程。在唐宋时代,“词”主要是为配合流行音乐曲调的歌唱而创作的歌词,宋以后始与音乐歌唱相分离而演变成一种具有特征格律型态的抒情诗体。这譬如“乐府”由原本入乐歌唱的歌辞演变为不可歌的徒诗一样。

   (2)“词”在初期阶段即唐五代,原是多种歌辞体裁中的一种特殊型态,当时主要称之为“曲子”或“曲子词”,与“声诗”等其它歌辞形式相区别;“宋词”主要是在唐五代“曲子词”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宋以后的词又是承宋词而继续衍演变化的,它们之间有着明显而确切的渊源传承关系,已构成一个不可分割有机联系的“词史”与“词学”的整体系统。这譬如六朝的拟乐府与汉乐府、唐代的新乐府与古乐府同属“乐府”系统一样。

   (3)作为一种音乐文学形式,唐宋词主要是一种融诗、乐、歌、舞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型态,这与宋以后已脱离音乐歌舞而仅以书面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以长短句为主要形体特征的格律诗,在功能和性质上又是有所区别的。这种区别也譬如汉乐府与六朝拟乐府及唐代新乐府之间的区别。

   (4)唐宋词与音乐曲调的配合主要是以“依调填词”或“因声度词”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里的“调”或“声”是指音乐曲调或谱式,词的创作是先有曲调后填词,由乐以定词(宋代少数“自度曲”的创作有所变异),这种创作方式既与汉魏六朝乐府歌辞的创作方式有了重大转变和突破,又与宋以后的词按照在曲调谱的基础上凝结而成的格律谱或具体的作品范例来“填词”的方式,不可等观共语。

   (5)唐宋词所依之“声”、“调”,主要是指隋唐新兴音乐——燕乐曲调,这是在魏晋以来中原音乐、南方音乐和西域音乐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新音乐,是与“雅乐”相区别的以“俗乐”为主流的娱乐性、艺术性音乐的总称,它与前此的周秦古乐系统和六朝清乐系统划出了较明晰的分界线,也与宋以后南、北曲的音乐系统相区别。

   我们对《全唐五代词》的编纂,正是建立在上述对词的本质特征的全面揭示及对词学体系的总体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的认识基本符合实际或接近历史事实的话,那么《全唐五代词》的编纂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二、关于词的起源与形成过程

   词的起源也是词学研究中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复杂的问题,它要回答或解决词是什么时期产生以及怎样产生的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这与我们上面所谈词的名称及本质特征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也就是说要解决词的起源问题,自然必须首先明确词的定义或本质,否则也就失去了具体操作的依据与前提。在明确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自然要把关注点转移到词的起源问题上来。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而深入地展开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只能就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阐释。

   几乎从晚唐五代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关注和探索词的起源问题,然而千余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却并没有获得很一致的认识与实质性的结论。透过这一现象与事实,我们除了看到词的起源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复杂性等特征之外,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传统的词学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与规范等问题呢?应该说,概念的混乱、定义的模糊、传统的文学观念、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等,便是有碍于词的起源研究的几个重要因素。其中概念的混乱更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比如在历代对词的起源问题的论述中所经常运用的一些概念术语,如“起于”、“昉于”、“滥觞”、“启”、“具”、“寓”、“源”、“祖”等等,便缺乏明确的规定性与一致性;又比如究竟什么叫“词的起源”,是指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还是指一个适当的时间段?是指其在母体中的“孕育”还是指其与母体分离而“出生”?是指它的萌芽状态还是指它的体貌形成呢?这在历代乃至现当代有关词的起源研究中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大家各自站在不同的逻辑起点上各凭自我感觉行事,又如何能指望得到一致的认识、圆满地解决问题呢?比如仅就历代对词的起源的时间的考察与确定来看,从“三百篇”到楚辞、到汉魏六朝乐府,从隋代到初盛唐、到中唐、到晚唐,几乎把探源的角法伸向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的任何一种诗歌或音乐文学形式之中,这种“泛源论”的做法当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另一种相似的做法则是把词的起源笼统地确定在“隋唐”或“唐代”,这虽然比“泛源论”的做法明确多了,但把“起源”确定在一个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段上,同样也是一种模糊的、不科学的做法,于问题的解决没有多大效益与作用。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很明显,除了对“词”的定义模糊不清外,还因为对“词的起源”缺乏明确的界定,混淆了“词的起源”与“词体的成立”这两个相关而又有别的问题。此外,关于传统的“诗教”观念,对娱乐性文学艺术形式的鄙视心理,以及直观感悟型的思维方式等因素对词的起源研究的妨碍与影响,我们就不一一描述了。

任何一种事物,都要经历一个从孕育到出生,从萌芽到成形,从小到大的发生发展过程,词作为一种客观事物的存在,自然也不能例外。不同的只是有的事物较单一,其发生发展过程相对清晰,有的事物较复杂,其发生发展过程也相对模糊罢了。词应该属于后一种情况。与同样作为音乐文学形式的汉乐府相比,词所孕育其中的“母体”与环境、起源的动因与机制、发生发展的时限与过程等,都比前者显得复杂多了。比如,如果我们从词最先乃是作为配合隋唐燕乐曲调的歌唱而创作的一种歌辞这一本质特征方面来考察,词又与“声诗”等其它燕乐歌辞形式处于同一时代与同一系列;如果我们改从词的形体特征方面来考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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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6年05期第120-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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