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有富:赵树理在文革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88 次 更新时间:2016-05-16 20: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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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有富  

   1964年秋到1965年底,赵树理对《十里店》作了4次修改,并由晋东南地区上党梆子剧团两次到省里作了汇报演出。结果受到了有关领导的批评,说他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写得“太黑暗”了,明令不得对外公演。1965年春,赵树理到晋城任县委副书记,一到任便先去了晋城县剧团。剧团按迎接县委书记的规格欢迎他,他从口袋里掏出《十里店》剧本说:“什么书记啊,我是为着这个来的。从太原到长治,本来买了张飞机票,但又怕飞机出事把剧本丢了,临走前又抄了一份给闺女留下,退了飞机票乘汽车来的。有人说我这剧本不能对外公演,咱就在太行、太岳山里演出,还对什么外啊。”

   赵树理性格执拗,凡他认定的事,很难让他改变。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但也给他带来了悲剧性的遭遇。《十里店》由他设计音乐唱腔、由他导演,由晋城梆子剧团分三队下乡四处演出,仍满足不了当地农民的要求。他被因该剧揭露农村干部以权谋私、不法分子贪污盗窃、支部书记软弱无力而受到农民欢迎的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他自己也已受到当时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致使《十里店》也落入了“地富不甘灭亡,梦想变天,腐蚀拉拢党内干部,同流合污,破坏集体经济,遂使农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政权变色,红旗落地”论断的窠臼。赵树理原本是反对“把任何问题的原因都反映为阶级斗争”的,他说过:“老区的地主富农已经不起多大作用,农村困难的根源不在阶级斗争,而在于干部作风和如何真正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对他的说法,有人批评是思想跟不上形势,再加上当时毛泽东一再强调:如果忘记了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赵树理通过学习,又“听了几次大的政治报告及京郊的几个调查报告,看了《夺印》等戏,逐渐认识了地富篡夺领导权的可怕”。当时地区梆子剧团急于参加1964年山西省现代戏会演,苦于没有合适的剧本,剧团多年和赵树理关系密切,对赵树理这位大作家十分敬仰,便多次找他要剧本。他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仰与忠诚,急于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剧团也催得急,于是便动笔了。在写作《十里店》时,他“自以为重新体会到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大题材”。1966初回太原过春节时,赵树理又对《十里店》又作了第五次修改,就是除夕夜里,他也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埋头修改剧本。

   当他回到他蹲点的晋城南村公社峪口村时,大队干部正为响应省委、县委的号召,在村里掀起一个学毛著、建大寨田的高潮,还制定了一个“拦河闸坝”建设大寨田的规划。赵树理仔细勘察了一番,又和一些老农反复商议后,认为这个规划不切实际:闸沟垫地,把河沟两边的好地铲了,熟土变成生土,沟底沟坡上都将会不长庄稼。他急忙把大队支书尚贵生和其他干部叫到一起,对他们说:“学大寨不能盲目乱干,投多少工,建多少地,收多大益,一项一项都要经过科学的核算。学大寨不能光图形式,一定要因地制宜,把改变峪口面貌的长远规划和当年的收益结合起来,这样群众才会有积极性。”大队干部对赵树理的话很不理解:县里和公社领导下的有闸沟垫地建设大寨田的亩数指标,而他却开口闭口总是强调经济核算、群众收益。于是大队干部对赵树理就常采取两套手法:他在,就集中劳力抓生产;他走,就把劳力调去搞大寨田。赵树理知道后愤然说:“这又不是捉糊日本鬼子,光图形式打不下粮,遭罪的还是老百姓。”

   对当时的学毛著、背警句活动,赵树理也感到不对头;看到村里黑板报和田间地头到处写着毛主席语录,就说:“为什么不换一换,春耕时,咱要宣传搞春耕生产;植树造林时,就要宣传植树造林的好处。假若到处都写上语录能多打粮食,咱就把满地都插上语录牌算了。”看到县、村文艺宣传队表演时演员手上总是拿着一本毛泽东著作说:“有了它,泰山能低头;有了它,河水能让路;有了它……”就说:“这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在搞迷信,很庸俗。农民不光是要几句政治口号,他们是希望具体化的。思想教育必须有物质保证。土改后分了土地,老百姓知道勤劳耕作,省吃俭用能发家。土地入了社,一切归集体,个人如果得不到更多的好处,光说毛泽东思想是灯塔,有了它就能怎么怎么的,他们是不会相信的。”“过去,进门有门神爷,动土有土地爷,群众都信仰。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得叫群众信仰,不信仰,你强迫也不行。”

   赵树理曾反复钻研过《矛盾论》和《实践论》,还多次在峪口、南村及县城宣讲毛泽东著作。晋东南地委在1966年2月5日写给山西省委的“(66)13号”文件中称,“以前领导干部给一般干部和工农群众辅导学习‘毛著’的人很少,现在多了。……比如晋城县委书记常三毛同志,1965年给干部、群众辅导毛主席著作学习共四十五次,副书记赵树理同志辅导二十多次”。但赵树理在辅导时,大多讲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他说:“判断一个地区的工作是否政治挂了帅,是要看参与工作的大多数人的工作热情,是否是由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支持着的”;“政治思想只有落实到生产和业务工作上才能表现出它的作用”;“如果片面强调‘自觉能动性’、‘精神变物质’,忽略毛主席同时强调的‘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那就会胡闯盲干”;“五九年我曾讲过这样的观点,即‘领导生产中的主要工作是逐渐认识生产中的规律,并且依据或利用那些规律逐渐为生产造成有利条件’。‘以搞好生产作为物质基础,通过思想教育和时间安排,使群众有钱花、有粮吃、有功夫伺候自己,可以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地参加生产。’这才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强调政治挂帅的目的”。赵树理这些话,后来都成了他的罪状。

   1966年4月16日,山西省委领导人卫恒、王谦等到邯郸开会返山西途径长治,晋东南地委请他们和来晋东南视察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一起看了《十里店》。卫恒、王谦走后传下话来说:“你们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还演这样的戏?”当时,《解放军报》已发表了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已公布,《文艺报》也发表了《“写中间人物”论反映了哪个阶级的政治要求》一文,但赵树理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山雨欲来,他心里苦恼的是自己的创作找不到头绪。不久,他看了晋城县剧团排演的从河南省焦作市豫剧团拿回来的剧本《焦裕禄》后,感觉该剧把焦裕禄神化了,他认为焦裕禄也是个普通人;作为县委书记,他虽在群众之上,却也在群众之中。况且剧本也不象个完整的戏曲剧本,因此他产生了创作欲望。他又把报告文学《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仔细读了几遍后,决定亲自到兰考农民群众中去调查了解一番,为梆子剧团写一个新剧本。

   有人为他担心,劝他说:“赵老师,你就算了写吧。”赵树理说:“我是个写家儿,怎能不写呢。我说过,鲁迅先生所谓‘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意思,就是甘心为人民拉磨。我虽不像鲁迅先生拉得那样卖力气,但作为一个为人民的拉磨者,性质是相同的,过去没有偷过懒,今后仍不会偷懒。”

  

   4月的中原,已十分炎热,61岁的赵树理按焦裕禄的足迹,先后采访了秦寨、韩村、双杨村、赵垛楼等村庄。一天,赵树理到赵垛楼村访问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正和交谈着,进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他问:“你也是来采访俺们焦书记的吧?”赵树理点头递过一支烟,老头说:“俺们焦书记真是个大好人啊!去年秋天下暴雨,眼看俺老俩住的两间破草房就要倒塌,要不是他领着人来救俺,俺老俩早就没命了。谁知后来他刚帮俺盖起这座新房,他自个儿却早早地走了。同志,你是……?”赵树理答:“我是从太行山里来的。想把焦书记的事编成个戏本,好让干部向他学。”老头说:“那好,那好。你们太行山上有能人,抗战打小日本时,俺跟刘伯承上过太行山,在武乡看过一出戏,叫《小二黑结婚》,真是好戏文啊!”赵树理曾是河南选出的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他并没有张扬自己的身份。经此次调查访问后,他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夜以继日地赶写《焦裕禄》。但满街高音喇叭里反复播出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等充满火药味儿的文章,终于搅得他无法写下去了,《焦裕禄》只写了3场,便不得不辍笔。他曾向周围的人流露过这样的思想:互助组,初级社,他和党的路线、农村工作的认识是一致的。自高级社以后,他就钻不进去了,农民不安心,生产秩序乱,文章没法儿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吴晗是历史学家,赵树理和他一起出过国。“三家村”的文章,他多少也看过一些,难道他们真的意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吗?如果都要加以批判,那以后谁还敢写文章呢?

   5月下旬,晋东南专署文化局奉文教副专员孙立功指示,邀赵树理到长治去帮助修改剧本《两教师》。他一听《两教师》是一出反映教育革命、宣传刘少奇提倡的两种教育制度的剧本后,便应允了。他和原作者张效武及其他被请来的陈奇、张仁义、李振杰、潘文展等一道,先后到陵川、晋城的几所农业中学作了调查,又对剧本作了反复推敲,正要着手修改时,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彭、罗、陆、杨被作为“反党集团”审查,文革风暴震荡全国,《两教师》创作组无法继续工作,其他人各回单位,赵树理也就回到了晋城。事后有人曾笑话赵树理的“愚”:“眼看已开始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了,他还自讨没趣地去为刘少奇唱赞歌?报纸、广播早批开了吴晗,别人问他吴晗究竟是个啥人物,他还说‘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专家,有本事,我就是崇拜他的一个’。还说什么‘他是北京市副市长,有错误,但也有可学之处’。别人躲着还怕受牵连,他还公开说他和吴晗一同出过国。真是个榆木疙瘩脑袋铁疙瘩心。”也有人赞叹他的“直”:“老赵就是这样个直人,从不会拐弯抹角,才尽吃些死家伙哩。”

   风暴乍起,外省已是雷声阵阵,雨点纷纷,地处高原山区的晋东南,毕竟还是闭塞,除了大街两旁贴出一些“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等大幅标语外,很少有大字报联系本地人和事的具体内容。赵树理一方面对局势感到困惑不解,一方面又觉得多年来党的肌体中也的确滋长了许多官僚主义作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说假话、好大喜功、欺上瞒下……真该从思想上、工作作风上,进行一次检查清理。但这与“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是什么关系呢?文化领域中所谓的“学术权威”指的是哪些人呢?赵树理也搞不清楚。这一段,他除了参加一些学毛著讲用会,听听“学毛著积极分子”介绍如何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外,找了一本已被中央高度肯定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来读。读后,他感触道:“我已经不了解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

  

   1966年6月26日下午6点多,长治刮过一阵龙卷风,全市近30个生产队遭到侵袭。不少迷信的上党人冥冥中似乎觉得一场灾祸即将来临。

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点名批判周扬,说他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总头目”、“大黑伞”。众所周知,周扬是文艺界最赏识、最器重赵树理的领导人:他撰写了第一篇研究介绍赵树理的专论长文,将赵树理介绍给各抗日根据地;他把《李有才板话》和《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带到上海,才使赵树理得到了郭沫若、茅盾等的高度赞赏;时隔15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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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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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长治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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