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互不信任的群体何能产生合作——对XW案例的事件史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8 次 更新时间:2020-11-05 09: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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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的研究主旨与制度规则和社会资本建设的关系有关。与现有研究主要将社会资本视为自变量并论述其对社会发展之作用的视角不同,本文将社会资本视为因变量,追踪具有公共品性质的通用社会资本如何生发,尤其是在不利的群体冲突条件下获得生长的原因。研究发现,通用的社会资本不必然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出现,它依托于特定的公共社会规则而生长和巩固。XW案例中出现的社会资本扩展——村民合作的广度由宗堂内转化为跨宗堂,明显是公共决策规则革新带来的结果。本文描述了这一通用社会资本的产生机制,以推进对合作行为的改进和社会资本的扩展,展开理论阐释。本文同时提示了有关政策改进的可能性:运用制度规则的突破进行自我改造,有助于打破群体冲突和控制权竞争的循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品质。

  

   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资本对于组织治理和公共品的作用一向为诸多研究所关注(边燕杰、丘海雄,2000;帕特南,2001;蔡晓莉、刘丽,2006),但不同的研究对社会资本的性质存在不同理解。部分学者把社会资本视为通用的公共资源,注重其对公共事务(比如社会发展)的作用,还有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其视为某种社会关系中的特享资源,注重其对个人的职业流动、商业活动的人际资源的作用。二者的关键差别为是否以特定的关系识别为条件和目标收益者的范围,其核心是这项资源在什么范围可以共享,它是不是一项公共品。

   从下面这些代表性描述可以看到上述差别:“我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生活的特征——网络、规范和信任,这些特征使参与者得以更有效地联合行动,以谋求共同的目标……简言之,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联系,以及随之而来的规范和信任”(帕特南,2020:126);“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朋友、同事及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可以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Burt,1997);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或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Porters,1998)。

   这两种社会资本的性质及作用类似吗?多数学者认为,通用的社会资本具有正向作用,拥有较高水平社会资本的社会更容易获得发展(帕特南,2001)。而内外有别的社会资本,即通用性低而特享性高的社会资本,在某些方面也有正向作用,比如,推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学者发现,存在宗族的地区可以更加有效地通过非正式关系提供信息,以及进行利益分享和产权保护,乡镇企业因此往往也更为蓬勃和活跃。

   特享的社会资本有什么限定性?它无法解决哪些问题?何种条件能够使其向通用的社会资本扩展?这些问题较少在经验研究中被讨论。从通用的社会资本角度看,如果社会资本受制于局部关系边界,往往难以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公共领域(张静,2011),除非先将公共关系转化为个人关系或者特殊关系,比如常见的认干亲、交朋友、送礼品等。这样建立的“公共”信任与合作仍是以区别使用对象为前提,只不过是要先构造不同的关系,激励“被特殊对待”的预期和承诺,性质上还不是通用的具有公共品性质的社会资本。在社会秩序方面,同样的逻辑,如果部分组织通过寻租、和权力组织建立特殊关联等方式以求获得特别对待,他们之间的高度信任与合作就势必会引起其他组织的不信任,导致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本流失,甚至是社会冲突。

   那么,通用的社会资本如何可能出现?这个问题涉及社会文化环境,令不少人感到悲观。孙中山晚年曾经提出批评说,国人崇拜宗族主义,其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更有学者指出,亚洲传统社会的内聚纽带以特殊主义的庇护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为特征(Eisenstadt and Roniger,1980);虽然亚洲社会人际关系的广泛度和达高度普遍比其他案例社会更高,但公共生活中的诚实与合作水平较低(福山,1998,2002)。在这些论述里,通用的社会资本显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一些文化机体中,它之所以难以形成,似乎是因为缺少社会基础,与本土的社会结构和观念体系难以吻合。于是,人们找到大量例子来说明,外来的新组织规则,比如产业资本下乡,往往无法获得本地村民的信任及合作,导致最后遇到内外有别的软对抗而失败(徐宗阳,2018)。

   这里值得深究的问题是,在上述社会文化环境中,作为公共品的社会资本如何可能发生?它必须是外来的吗?它是否可能内生?

   相关的大部分研究都承认,社会资本的存在可以使有利于发展的制度有效运转,能够减少人际障碍,降低社会规则运行的成本。在这里,研究者把社会资本的存在水平——社会信任与合作程度——作为前提(自变量)去解释制度运转的效力,认为制度规则需要有与之适应的社会资本环境,比如,拥有社会资本和处于强大地方关系网络的权威人物(传统领导人、酋长、宗亲长辈),具备更高的组织动员能力(Baldwin, 2019),反之,如果不经过本地精英发挥转化作用,多数自上而下的规则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实施,无法发挥真正的治理效力(左雯敏,2019)。这样的论述逻辑不仅给社会资本标注了前定的不可变化属性,而且给社会资本的生长和改进,特别是从特享性转化为通用性,判了“死刑”,它无法回答通用的社会资本如何在不利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出现。

   解答通用社会资本的内生问题,需要进入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基于事实深挖实践,观察它究竟有没有出现内生以及如何内生,而且需要在问题意识方面,倒置原先的因果设定提出问题:如果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信任与合作资源,那么这一资源怎样通过人的活动创造?比如,在不信任的人群之间促进信任与合作——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的生长和改进”问题,究竟有没有可能?在分裂乃至激烈冲突的群体之间,这种发生合作的条件和动力来自哪里?结果怎样?本文提到的XW案例也许可以作为一个现象窗口解答这些经验问题。

   这一问题的理论价值在于揭示制度规则与社会基础(社会资本、观念或组织结构)建设的关系,特别是规则变革的系统动力作用,探索社会资本的扩展机制:它的变化更新是通过什么途径做到的。笔者希望透过对本土案例的事件史分析,在中国基层自己的实践中发现并描述这一机制,以推进对合作行为的改善,即社会资本的扩展,展开理论阐释。如果这个解释可以成立,悲观就变成希望:通过有所作为的建设性活动,人们可以推动政策规则的改进,构建更好的社会秩序。

  

   二十年的上访村

   XW村地处中国南部ZCH市的SHT镇,面积约4平方公里,有600多户家庭,人口超过3000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受雇打工、个体经营和村集体分红。集体分红来自村庄公共用地和建筑的租金或承包金,根据惯例,这些收益每年年底由全体村民共享。由于村边就是往来几个市区的交通要道,借着区位条件的优势,20世纪90年代,XW村兴起了开发商业建设的热潮,几个临街酒店和商贸城项目陆续开建。这些项目属于集体资产,村民预期每年的分红会显著增加,实际情况却困难重重。20年来,没有人能顺利经营这些资产,因为酒店和商贸城的出租或承包总是被对抗打断:村民对征地拆迁、物业出租、工程承包、收益分配等各个环节的质疑不断出现。问题不断累积,最后发展为群体冲突或干群对抗:村民阻止干部就任和承包商入驻的事情屡屡发生,到各级行政部门的上访活动此起彼伏……。自1994年开始,这样的对抗持续了20多年,XW村的干群关系紧张因此远近闻名。

   在90年代中期,村民不满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政府征地的补偿款去向不明。有村民回忆说:“当时修路建经济开发区,征地我们村1277亩,补偿标准是每亩1.5万元,但补偿款没有分给村民,返还地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二是宅基地交易不公平。当地设立经济开发区后,村庄的土地价值倍增,有约60间不同大小的宅基地向村民售卖,“房子价格都一样,但村干部以及他们的亲戚把最值钱的好地——靠近开发区、十字路口、公路边的——都先占了”。

   旧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20多年来,从乡镇、县、市委到省委及中央,村民上访的层级不断上升,投诉焦点都集中在村庄公共资产的使用和分配上。围绕公共资产资金的处置,村里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不同的村干部各执一派,双方都有不少村民支持。

   两派和宗堂关系的吻合度很高。XW村的村民多数姓郭,历史上应为同一宗亲的后代,但同姓无法造就团结,两个派系的利益组织化沿着郭宗的两个“堂”展开,各有自己的核心人物。出于“维护平衡”的考虑,上级默许他们轮流出任村干部,但无论谁上台,都会将好地、好机会分给自己的堂亲,另一派不能接受。因此,凡是新班子就任,就是新一轮干群紧张的开始:一个堂的村民对抗另一堂的干部,试图夺回公共资源的控制权。如果双方各有人进入班子,一定是互相拆台,无法配合。多年来,XW村一直在这两派之间来回摇摆,形成“拉锯战”。

   自己人不行,外来人可否?乡镇政府两次尝试下派干部代职村书记,他们个人和村庄利益无涉,但也都无果而归,因为村里没有人听他们的,村民仍然团结在两个堂周围,外来者根本无法掌控。结束不了两派的恩怨,村集体资产的承包出租长年无法实现,所以,每到年终,干部只好依靠卖地来分红,可是这样公共资产不断减少,又会导致村民新一轮的上访。

   XW村的堂派斗争长年不断,但历次性质都雷同:村民抗议“坏人”当权后把大量的致富机会留给自己的堂亲,让其他人吃亏,于是他们把对方赶下台,推拥自己堂派的人上台,折腾几年,再被对方以同样方式搞下台……。对抗周而复始,换人不换规则,导致你上台我反对,我上台你反对,两边村民结下深怨,互不信任。1999年第一届村委会干部直选,两派都要推自己的人,相互怀疑对方有黑箱操作,导致冲突升级,结果政府不得不派出400名警力“维持秩序”。2000年,新任市委书记入村调研,被愤怒的村民围困三天,声称不解决问题就不让他返回市区上班。2005年第三届村委会主任当选后,上一届干部拒绝移交公章,新班子工作了三年,“光要公章就用了一年半”,最后只能向政府申请,重新制作了一枚公章。

   我当十几年处长啦,到XW村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去工作都差不多,就是把到省委上访的村民送回去。

   村里的尖锐对立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公共物业无论谁经营都有人阻挠,已经签约租用的客户对付不了纠纷困扰只好放弃经营。村集体资产被长年闲置,难以派上用场。因为决策难产,人们逢会必打,打而难决,决而难行,行而受阻,XW村也因此陷入“发展困境”,基层治理成为一个死结。

  

   尝试新规则

   2014年初,一位在外经商的年轻人G回村发展,他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多年在外地多个城市做贸易,算得上见多识广。游历于市场的商业经历使他了解资产的价值,知道合作才能产生效益,但如何让村里积怨很深的两派坐到一起是个难题。G和同学聚会聊现状,大家都为公共资产的浪费感到可惜,有人鼓励G竞选村委会主任,让年轻一代出来改变现状。

   G在XW村没有亲戚,家族成员在外经商,在村里时间少,没有介入派系斗争,他在村里也没有历史负债和利益纠纷,“比较干净”。2014年1月,G获得八成五的选票,成功当选村主任。他一上任就提出方案,希望快速开启村庄资产的承包出租,但在两派交恶的情况下,如何让决策获得多数村民的认可?有律师同学建议他“自我放权”,运用签订合约的方式,让村民自己进行决策。

他决定尝试一下。村里先装修了一间大屋,挂牌叫做“村民议事厅”。全村600户人家,根据家庭人口多少,平均每5—15户出一位代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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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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