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心怀全局 笔写苍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9 次 更新时间:2016-04-21 21:27:27

范敬宜  

   采访者:傅宁 陈新华 王永亮

  

   第一次为范敬宜先生怦然心动,是偶然读到他1981年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日时写下的一首诗:“东渡扶桑若梦行,排空驭气入苍溟。身凌群岛碎千叶,背负长天侣万星。汗湿青衫余赤胆,霜侵两鬓有童心。自怜去日多虚掷,再乞华年二十龄。”2003年夏天,第一次在清华园见到范敬宜先生的时候,他已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了。

  

去白山黑水寻梦

  

   记者:一些名记者谈起自己之所以选择新闻这个职业,往往说是出于兴趣,或是命运的安排。但我看到写您的文章说,做记者是您与生俱来的情结。

  

   范敬宜:是的,我对新闻工作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情结。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当时上海是全国报业最发达的城市,报纸多,家里除了订有《申报》、《大公报》、《文汇报》之外,还有各种小报。我就什么都看,对办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0岁就开始自写自编,办了一份手抄复写的《静园新闻》,版式模仿《申报》和《大公报》,报道我家左邻右舍的事情,然后偷偷把它塞进邻居的门缝里。大家很奇怪:“这是谁干的呢?”有一位姓王的邻居,在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晚上下班回来,有时在弄堂口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给他发了个头条——《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结果惹了一场风波。王先生到我家大兴问罪之师,最后撂下一句话:“这样的孩子不好好管教,将来非闯大祸不可。”——这句话后来真应验了。

  

   记者:是不是因为对新闻工作天生的热爱,所以您在圣约翰大学虽然读的是中文系,但常在新闻系听课。

  

   范敬宜:对,我对新闻系的课更感兴趣,选修或旁听过黄嘉德的《新闻学概论》、梁士纯的《宣传与公众舆论》、刘克林的《新闻写作》以及方汉奇的《中国新闻史》等课程,对我影响很深。新闻系办的校报《约翰新闻》还聘我当副刊编辑。1951年从圣约翰毕业,我被分配到华东师大当助教,可是我却向往做新闻工作,不愿意留在上海。那时候上海学生一般都不愿意去外地,填志愿时往往第一志愿是上海,第二志愿是上海,第三志愿还是上海。有的干脆是第一志愿黄浦区,第二志愿卢湾区,第三志愿静安区。当时我才20岁,对新闻工作充满了憧憬,对我一生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每当我读到这儿,总是热血沸腾:我要做魏巍,我要去白山黑水。于是我舍弃了当助教的机会,瞒过家里直奔东北,进了《东北日报》。

  

   记者:从江南到东北,这种跨越不只是地理和生活习惯上的,更多的是生活道路的改变。

  

   范敬宜:很奇怪,我好像从来没感觉过不习惯,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一下子就融合到那个集体里去了。刚去时,我没有当记者、编辑,而是当“检查员”,专门检查稿件的各种差错。因为当时新闻界的口号是“为办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而斗争”,“为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而斗争”。我对自己的工作很安心,很喜欢。

  

   报社对我也是很器重的。当时报社的干部一部分是老区去的,一部分是延安去的,还有一部分是东北解放以后经过短期培训的新闻干部,大学生比较少,所以我很受重视。但是,也有些同志对我另眼相看,特别是对由圣约翰这样美国人办的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有一种特殊的看法。我刚进报社,有人第一句话就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又问:“哪个帝国主义办的?”我只好说:“美帝国主义办的。”在部分同志心目中,我自然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总的来说,开始几年还是很顺利的。1955年我的级别已经是16级了,相当于处级。现在看来,人的一生一帆风顺不见得是件好事。

  

   记者:那您后来怎么成了“右派”?

  

   范敬宜:1954年我开始在文艺部做编辑工作,办副刊。到了1957年“反右”,首当其冲的就是副刊,而且我一直管杂文,那时的杂文大多成了“毒草”,“毒草”的“炮制者”自然成了“右派”,成了“右派”就要受处分。除了撤销职务,降薪6级,开除团籍,还送到辽阳的一个“兽医科学研究所”(原来的种马场)去劳动改造。那正是“大跃进”的时候,劳动强度特别大,特别艰苦,经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早上三点起来干到第二天凌晨一点钟,刚睡一会儿又起来,一边干活一边糊里糊涂闭着眼睛。这还不算是最苦的,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就连饭也吃不饱了,报社的“右派”全部调回到社办农场,全身浮肿,那种磨难不是常人能想象的。我记得那时候只希望昏过去,或者能够发一场高烧、得一场重病,好休息一下。但就是不病。

  

   记者:听说您原来身体很差,上海名医说您最多活到20岁。那么您是怎么挺过来的?

  

   范敬宜:人到了极限,要么就垮了,要么就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经过那一场“脱胎换骨”的磨练,身体反而逐渐强壮起来,现在我的身体还比较好。

  

   记者: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

  

   范敬宜:从1958年一直延续到1962年。我是1960年摘的“帽子”。其实“帽子”摘不摘都差不多。

  

   记者:听说那叫“摘帽右派”,摘了帽,实际上还是右派。

  

   范敬宜:是这样。1962年重新回到《辽宁日报》工作。当然不能再当编辑了,只能做一些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不允许写稿,不允许用真名发表作品,回到我的起点——做文字检查,还当过一段“农民版”的编辑。不过,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但是,好景不常,到1966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我这样的“牛鬼蛇神”自然在劫难逃,所谓“新帐旧账一起算”。不断地“触及灵魂”,“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一直折腾到1969年冬天,干脆扫地出门,全家被赶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荒村犹恋春色明

  

   记者: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一段岁月,讲讲您是怎样走过来的?

  

   范敬宜:那时全国大批干部下放,名为响应毛主席“重新学习”的号召,是大势所趋。但是辽宁省更“左”,也更“彻底”,搞了个“插队落户”,就是全家统统赶到农村去当农民。这样下放的干部有上万人。像我这种身份的人,当然必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全家就到了辽宁省西部的贫困山区建昌县,又到了个最贫困的公社,叫二道湾子公社,这个公社最穷的是大北沟大队下面的东下坎生产队。你瞧,又是湾又是沟又是坎,荒僻艰苦可想而知。开始住的是一个门窗不全的破屋子,在山梁上。我去时正好是12月,一个小土炕全家挤在一起。那么冷的天,风呼呼地刮,只好把一床棉被挂在门上算一个门,用报纸糊窗户。炕边还放着一口大黑棺材。所以我现在对生活特别满足,那时一个像样的窗都没有,现在有多少窗子?那时一个门都没有,现在有多少扇门?想想那个年月,对生活就没有任何奢求了。

  

   记者:这样艰苦的生活简直不敢想象,后来呢?

  

   范敬宜:后来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原来生产队把我们安置在那间破屋里,是对我们的“考验”,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外来的下放户,担心占了他们的口粮和收入,想用这种办法把我们吓走。他们想这个地方肯定没人受得了,受不了就得走,没想到我们能呆下来。这些都是后来他们说的实话。

  

   记者:那您真能忍受得了吗?

  

   范敬宜:真能。有了1958年到1962年的经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我当时感觉很好,起码不批你,不给你写大字报,精神觉得比在机关里面要好得多,所以我很安心。去了那里,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干活去了,跟着农民一起干,干着干着,农民就跟你亲近了。农民是很淳朴的,他不看你什么身份,政治上的这个分子那个分子,他看的是你这个人能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吃这个苦。干了两个礼拜以后,他们觉得过意不去。有一个社员新盖了三间房子,本来是准备给他弟弟结婚用的,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委屈你了。现在看你真心实意地跟大家在一起,我那三间房子就让你住,我弟弟结婚的话就跟家人住在一起,你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就什么时候把房子退给我,房金分文不要。”我一下子觉得好像是掉到海里又站到岩石上来了,我觉得这房子好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农民跟我特别好。农民是最朴实,最讲情义,最实事求是的。

  

   记者:但是和文化生活隔绝了。

  

   范敬宜:当然谈不到文化生活,连收音机也没有,报纸也没有,完全和外部世界隔绝了。我天天在生产队干活,连挑粪挑尿都干,差不多半年时间没有到过公社的集市。那时不是学大寨吗,改天换地、斗天斗地,豪情满怀。到春节我还写了副春联贴在门上:“胸怀朝阳下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连农民看了都发笑:都到这份儿上了,还说这话!

  

   半年以后,又发生了另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一天,我正在生产队里起猪粪,听到公社的广播说:“大北沟的下放户范敬宜马上到公社来一趟”,我听了,心想这还能有好事吗?不是批斗就是训话。因为这对“五类分子”来说,是家常便饭。

  

   记者:《经济日报》现任总编辑冯并说,当时遇到这样的事情一般都想过要叛逃。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范敬宜:我当然很紧张,但我还是去了。到了公社,副书记和我谈话,他态度挺好,说全国都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主要是打击经济犯罪。公社有一个供销社主任贪污了很多东西拿回自己家里,后来被揭发出来,为了教育群众准备办一个展览会,但当地的人文化程度都比较低,没有人能办。听说大北沟有一个《辽宁日报》下放的右派,当过编辑,就想找来试试。他问:“展览要有图片,你会画画吗?还要有说明词、解说词,你能不能干?”我说:“我能。”他们说:“那好,但是你在公社机关里面干不合适,太显眼,你就到公社的铁匠炉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干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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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200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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