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心怀全局 笔写苍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3 次 更新时间:2016-04-21 21:27

范敬宜  

采访者:傅宁 陈新华 王永亮


第一次为范敬宜先生怦然心动,是偶然读到他1981年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日时写下的一首诗:“东渡扶桑若梦行,排空驭气入苍溟。身凌群岛碎千叶,背负长天侣万星。汗湿青衫余赤胆,霜侵两鬓有童心。自怜去日多虚掷,再乞华年二十龄。”2003年夏天,第一次在清华园见到范敬宜先生的时候,他已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了。


去白山黑水寻梦


记者:一些名记者谈起自己之所以选择新闻这个职业,往往说是出于兴趣,或是命运的安排。但我看到写您的文章说,做记者是您与生俱来的情结。


范敬宜:是的,我对新闻工作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情结。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当时上海是全国报业最发达的城市,报纸多,家里除了订有《申报》、《大公报》、《文汇报》之外,还有各种小报。我就什么都看,对办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0岁就开始自写自编,办了一份手抄复写的《静园新闻》,版式模仿《申报》和《大公报》,报道我家左邻右舍的事情,然后偷偷把它塞进邻居的门缝里。大家很奇怪:“这是谁干的呢?”有一位姓王的邻居,在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晚上下班回来,有时在弄堂口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给他发了个头条——《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结果惹了一场风波。王先生到我家大兴问罪之师,最后撂下一句话:“这样的孩子不好好管教,将来非闯大祸不可。”——这句话后来真应验了。


记者:是不是因为对新闻工作天生的热爱,所以您在圣约翰大学虽然读的是中文系,但常在新闻系听课。


范敬宜:对,我对新闻系的课更感兴趣,选修或旁听过黄嘉德的《新闻学概论》、梁士纯的《宣传与公众舆论》、刘克林的《新闻写作》以及方汉奇的《中国新闻史》等课程,对我影响很深。新闻系办的校报《约翰新闻》还聘我当副刊编辑。1951年从圣约翰毕业,我被分配到华东师大当助教,可是我却向往做新闻工作,不愿意留在上海。那时候上海学生一般都不愿意去外地,填志愿时往往第一志愿是上海,第二志愿是上海,第三志愿还是上海。有的干脆是第一志愿黄浦区,第二志愿卢湾区,第三志愿静安区。当时我才20岁,对新闻工作充满了憧憬,对我一生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每当我读到这儿,总是热血沸腾:我要做魏巍,我要去白山黑水。于是我舍弃了当助教的机会,瞒过家里直奔东北,进了《东北日报》。


记者:从江南到东北,这种跨越不只是地理和生活习惯上的,更多的是生活道路的改变。


范敬宜:很奇怪,我好像从来没感觉过不习惯,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一下子就融合到那个集体里去了。刚去时,我没有当记者、编辑,而是当“检查员”,专门检查稿件的各种差错。因为当时新闻界的口号是“为办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而斗争”,“为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而斗争”。我对自己的工作很安心,很喜欢。


报社对我也是很器重的。当时报社的干部一部分是老区去的,一部分是延安去的,还有一部分是东北解放以后经过短期培训的新闻干部,大学生比较少,所以我很受重视。但是,也有些同志对我另眼相看,特别是对由圣约翰这样美国人办的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有一种特殊的看法。我刚进报社,有人第一句话就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又问:“哪个帝国主义办的?”我只好说:“美帝国主义办的。”在部分同志心目中,我自然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总的来说,开始几年还是很顺利的。1955年我的级别已经是16级了,相当于处级。现在看来,人的一生一帆风顺不见得是件好事。


记者:那您后来怎么成了“右派”?


范敬宜:1954年我开始在文艺部做编辑工作,办副刊。到了1957年“反右”,首当其冲的就是副刊,而且我一直管杂文,那时的杂文大多成了“毒草”,“毒草”的“炮制者”自然成了“右派”,成了“右派”就要受处分。除了撤销职务,降薪6级,开除团籍,还送到辽阳的一个“兽医科学研究所”(原来的种马场)去劳动改造。那正是“大跃进”的时候,劳动强度特别大,特别艰苦,经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早上三点起来干到第二天凌晨一点钟,刚睡一会儿又起来,一边干活一边糊里糊涂闭着眼睛。这还不算是最苦的,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就连饭也吃不饱了,报社的“右派”全部调回到社办农场,全身浮肿,那种磨难不是常人能想象的。我记得那时候只希望昏过去,或者能够发一场高烧、得一场重病,好休息一下。但就是不病。


记者:听说您原来身体很差,上海名医说您最多活到20岁。那么您是怎么挺过来的?


范敬宜:人到了极限,要么就垮了,要么就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经过那一场“脱胎换骨”的磨练,身体反而逐渐强壮起来,现在我的身体还比较好。


记者: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


范敬宜:从1958年一直延续到1962年。我是1960年摘的“帽子”。其实“帽子”摘不摘都差不多。


记者:听说那叫“摘帽右派”,摘了帽,实际上还是右派。


范敬宜:是这样。1962年重新回到《辽宁日报》工作。当然不能再当编辑了,只能做一些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不允许写稿,不允许用真名发表作品,回到我的起点——做文字检查,还当过一段“农民版”的编辑。不过,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但是,好景不常,到1966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我这样的“牛鬼蛇神”自然在劫难逃,所谓“新帐旧账一起算”。不断地“触及灵魂”,“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一直折腾到1969年冬天,干脆扫地出门,全家被赶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荒村犹恋春色明


记者: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一段岁月,讲讲您是怎样走过来的?


范敬宜:那时全国大批干部下放,名为响应毛主席“重新学习”的号召,是大势所趋。但是辽宁省更“左”,也更“彻底”,搞了个“插队落户”,就是全家统统赶到农村去当农民。这样下放的干部有上万人。像我这种身份的人,当然必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全家就到了辽宁省西部的贫困山区建昌县,又到了个最贫困的公社,叫二道湾子公社,这个公社最穷的是大北沟大队下面的东下坎生产队。你瞧,又是湾又是沟又是坎,荒僻艰苦可想而知。开始住的是一个门窗不全的破屋子,在山梁上。我去时正好是12月,一个小土炕全家挤在一起。那么冷的天,风呼呼地刮,只好把一床棉被挂在门上算一个门,用报纸糊窗户。炕边还放着一口大黑棺材。所以我现在对生活特别满足,那时一个像样的窗都没有,现在有多少窗子?那时一个门都没有,现在有多少扇门?想想那个年月,对生活就没有任何奢求了。


记者:这样艰苦的生活简直不敢想象,后来呢?


范敬宜:后来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原来生产队把我们安置在那间破屋里,是对我们的“考验”,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外来的下放户,担心占了他们的口粮和收入,想用这种办法把我们吓走。他们想这个地方肯定没人受得了,受不了就得走,没想到我们能呆下来。这些都是后来他们说的实话。


记者:那您真能忍受得了吗?


范敬宜:真能。有了1958年到1962年的经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我当时感觉很好,起码不批你,不给你写大字报,精神觉得比在机关里面要好得多,所以我很安心。去了那里,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干活去了,跟着农民一起干,干着干着,农民就跟你亲近了。农民是很淳朴的,他不看你什么身份,政治上的这个分子那个分子,他看的是你这个人能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吃这个苦。干了两个礼拜以后,他们觉得过意不去。有一个社员新盖了三间房子,本来是准备给他弟弟结婚用的,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委屈你了。现在看你真心实意地跟大家在一起,我那三间房子就让你住,我弟弟结婚的话就跟家人住在一起,你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就什么时候把房子退给我,房金分文不要。”我一下子觉得好像是掉到海里又站到岩石上来了,我觉得这房子好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农民跟我特别好。农民是最朴实,最讲情义,最实事求是的。


记者:但是和文化生活隔绝了。


范敬宜:当然谈不到文化生活,连收音机也没有,报纸也没有,完全和外部世界隔绝了。我天天在生产队干活,连挑粪挑尿都干,差不多半年时间没有到过公社的集市。那时不是学大寨吗,改天换地、斗天斗地,豪情满怀。到春节我还写了副春联贴在门上:“胸怀朝阳下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连农民看了都发笑:都到这份儿上了,还说这话!


半年以后,又发生了另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一天,我正在生产队里起猪粪,听到公社的广播说:“大北沟的下放户范敬宜马上到公社来一趟”,我听了,心想这还能有好事吗?不是批斗就是训话。因为这对“五类分子”来说,是家常便饭。


记者:《经济日报》现任总编辑冯并说,当时遇到这样的事情一般都想过要叛逃。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范敬宜:我当然很紧张,但我还是去了。到了公社,副书记和我谈话,他态度挺好,说全国都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主要是打击经济犯罪。公社有一个供销社主任贪污了很多东西拿回自己家里,后来被揭发出来,为了教育群众准备办一个展览会,但当地的人文化程度都比较低,没有人能办。听说大北沟有一个《辽宁日报》下放的右派,当过编辑,就想找来试试。他问:“展览要有图片,你会画画吗?还要有说明词、解说词,你能不能干?”我说:“我能。”他们说:“那好,但是你在公社机关里面干不合适,太显眼,你就到公社的铁匠炉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干去吧。”


我那时特别高兴,有一种被重用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公社所在地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用柴油机发两小时电。我在大北沟半年都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世界上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现在有了电灯,晚上可以看看书报,觉得特别幸福。和我一起干的,还又一位姓李的中学教师,他能画连环画。后来展览办成了,在当地一下子就轰动了,因为那个地方太贫困,文化很落后。都说这展览字写得那么好,说明词也好,图也画得好。一下子我就成了当地的“名人”。


记者:这是下放后干的第一次和文化有关的事,一定很高兴吧?


范敬宜:对。没有想到这件事成了我命运的转机。展览期间,县委一位管农业的副书记,叫张化成,到这个公社来视察工作,公社说我们现在办一个展览,请你去看一看。他一看前言,很大的一块,都是很工整的小楷。他问:“这是谁写的?”公社领导回答说是一个右派写的,原来是《辽宁日报》的。又问:“这说明词谁写的?”回答说也是这个右派。张书记说:“我倒想见见这个人。”公社书记说:“那可不行,你看了太抬举他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们派个人假装去找我,让我休息一下,到外面的集市上逛一逛。公社办公室就在路边,那个人领着我好像逛集市,张书记在办公室里透过玻璃窗看,就跟相亲似的。据说当时张书记说:“这个人看来面相不恶,我得想办法以后用用他。”


记者: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右派都是青面獠牙?


范敬宜:可能吧。1971年有一天,突然县委叫我到县里去报到。干什么呢?那时候全国搞教育革命,建昌县所在的朝阳地区要办教育革命的展览。整个地区有六个县,每个县都是由自己来出展品,而且要评比,看哪个县办得更好,县委的那位张书记就想到我,把我找去,问我能不能干,我说能干。但是还是不能呆在县里,得到城边上的一个中学,中学里边有一个堆杂物的房子,也是人家去不了的地方,让我在里边干。我和县文化馆的两位同志花了一个月时间做出来,之后就拿到地区去展览,评比结果是对我们县评价很高。当时在县里这样的小地方就传得神了,把我叫“大秀才”、“笔杆子”。以后农业学大寨,县里成立农业学大寨指挥部,要办简报,张书记又想起我,叫我到指挥部办简报。最后,几经曲折,进了县委机关。在当时,像我这样身份的人进县委机关,是绝无仅有的。


记者:您是不是从那时开始接触农业了?


范敬宜:那一段时间对我非常重要,我原来对农业基本上是外行。在报社我是搞副刊的,现在是实实在在搞农村工作,一开始写出来的调查报告文绉绉的,像新闻通讯。张书记就手把手地教我,耐心地给我修改,慢慢地我开始上路了。对农业也熟悉起来,而且很有兴趣。在五、六年中,我把全县的三百多个大队跑遍了,公社的、大队的书记全都认识我。农民到底希望什么,到底想什么,农村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当时报纸上宣传的都是一片莺歌燕舞,但实际上农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对农村的了解、采访和调查跟新闻记者不一样,我常年跟农民在一起生活,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是什么我非常清楚。县委有许多重要报告、讲话出自我手。这些报告、讲话比较实在、生动,能够反映真实情况,所以很受好评。每次起草重要报告,都要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有一次我念完稿子,县委书记马汉卿流泪了,他叹口气说:“什么‘煽阴风,点鬼火’(当时我的档案中这样写的),明明是‘煽阳风,点阳火’嘛!”我从事新闻工作,真正的基础是那时打下的。那几年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东西,除了写文件、报告,我还给省报、地区报写新闻稿,当然不能署自己的名字。即使这样,只要能够发表,也特别满足了。


记者:可是,很多人就在禁锢中把才气、精力都消磨掉了。


范敬宜:是这样。我幸运的是建昌县的领导一直用我,不断地让我写东西,一点没有另眼相看,所以实际上写作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长进了。有时一篇一万来字的讲话稿一个晚上就写完了。我就是这么磨炼出来的。


记者:这种练笔的方式对后来的报社工作有帮助吗?


范敬宜:当然有,至少让我了解了实际,了解了群众,同时文风也有了很大改变。我1978年秋天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工作的时候,不少熟悉我的老同志都说我的文章和过去“判若两人”,过去文笔很花哨,现在不同了。


记者:听说您是1978年春天在建昌入党的,那时还没有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政策,是这样吗?


范敬宜:确实是这样。当时建昌县委冒了很大的风险,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记者:那种情势下,入党对您还那么重要吗?


范敬宜:当然非常重要。即使在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加入共产党的信念。1960年冬天,刚宣布完我摘帽的第二天,我就跑到《辽宁日报》党委表示入党的愿望。这当然太可笑了,可是我郑重其事地向党委书记说:“我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会用20年时间实现这个愿望。”


记者:这在当时恐怕真是不太现实吧?


范敬宜:是的。但是以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包括“文革”后下放到了农村,我都坚持每年写份入党申请书,表明自己的决心。不过这完全是幻想,因为接照当时的政策,“右派”绝对不容许入党。到了县里以后,县委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根本无从着手。他们请示了地委、省委,后来又通过某些途径向中组部了解情况,回答都是:“没有政策,没有先例。”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领导说:“没有先例,我们就自己创吧!”


记者:这需要很大的胆量。


范敬宜:关键是县委领导班子全体成员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县委书记马汉卿和副书记张化成。马汉卿是老雇农出身,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非常实事求是,敢于担担子。张化成更是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很有经验,认为首先要做好基层的工作。1978年春节期间,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公社,听取公社党委书记们对吸收范敬宜入党的意见。所有的公社书记都说这是应该的,没有意见。回来以后又在县里各个部门征求意见,都说没有意见。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质疑,就不好办了。到了1978年的4月份,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县委决定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我入党的问题。他们把我的档案拿来,厚厚一摞,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据说,当时马汉卿最后拍板说:“我看了他所有的档案,我认为他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我们吸收这样的人入党不违反党章,如果将来认为我们吸收他入党是错误的话,我首先戴高帽、挂牌子去游街。”这时有人说:“范敬宜一入党,咱们这个小地方就留不住他了。”马汉卿说:“范敬宜的前途大着呢,我们就当为国家培养了一个人才。”这个话我一直都记着。


记者:这是您命运的重大转折。


范敬宜:我的一生如果没有遇到这些好人,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1984年9月调到北京,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庆招待会,踏上铺红地毯的楼梯,每走一级台阶,我就想一个有恩于我的人,马汉卿、张化成、任仲夷、赵阜,还有我在农村的生产队长、房东……


记者:下放十年您的心态一直这么充实平静吗?有没有心灰意冷的时候?


范敬宜:应该说不严重。心里有个目标很重要。1975年的秋天,我跟着县里各级干部到大寨去参观,我们坐着大客车从建昌到昔阳,回来的路上经过北京,车没有路证,不能进北京。当时我挺想见见我的老同学,一个在新华社,一个在人民日报。那时天都快黑了,我说我进一趟城,他们说你必须第二天早晨8点钟赶回来,不然车就走了。我急急忙忙地,背了一大袋子大寨梯田上的石头,像朝圣一样去了人民日报社。当时报社还在王府井,我去了以后,门卫说今天礼拜天不上班。我在农村根本没有“礼拜天”的概念。我站在门口,天已经黑了,那时不像现在,到了晚上街上唯一有灯光的地方就是报栏。我就站在报栏前面,把当天的《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记得那一天有一篇刘伯承的文章,叫《回忆长征》,我就站在那儿,一直看到半夜。十二点多的时候,望着人民日报社院里灯火辉煌的办公楼和影影绰绰上夜班的人们,我心里想:“在这里面工作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在这种情景下,要说没有一点苍凉的心情,那是假话,但我很快就把心态调整过来了。颇具戏剧性的是,11年以后我竟然进了这座大楼,成为《经济日报》的总编辑(这里要插一句,那时人民日报社已经搬走);又过了8年,当了《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这样的变化,是当年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贴近基层出真理


记者:等到1978年9月份您回到《辽宁日报》,那十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就用得上了。


范敬宜:我觉得太有用处了。那时三中全会刚开过,我就觉得三中全会的政策太得人心了。1969年刚到农村,看到当地那么贫困,问一位生产队长,怎样才能改变这种贫困的面貌?他回答:“只有一个办法:大包干!”当时我大吃一惊:“文化大革命”批这么多年“三自一包”,怎么还认为只有大包干能救农民?“路线觉悟”太低了!可是历史证明真理在谁手里呢?我们无数专家、学者、干部、领导写了汗牛充栋的论文、大批判文章,企图说明大包干是资本主义,最后只是一堆废纸,而真理掌握在不识几个大字的农民手里。原因是他们是实践中的战士,他们最了解什么政策是对的,什么政策是错的。三中全会政策正确在什么地方?就是真正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我们国家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弄清了什么是群众所希望的,所欢迎的,什么是群众所反对的。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我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也有许多违心的时候,完全不违心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知道一件事情对老百姓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就不要做得太过分,不能够抵制的话,起码不那么瞎起哄。


记者:《莫把开头当过头》在新闻采访史上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您能回忆一下写作的经过吗?


范敬宜:我回到《辽宁日报》后不久就碰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我非常高兴,衷心拥护,写了很多反映农村变化的报道。到1979年4月份的时候,情况发生急剧的变化,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否定三中全会精神的冷风,说是政策过头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凡是派”搞的“倒春寒”。《人民日报》4月份奉命在一版头条刊登了一篇署名张浩的文章,说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抬头,在全国起了搞乱思想的作用。当时《辽宁日报》收到的来稿几乎都是某某党支部率领群众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回击这类内容。报社农村部的同志很困惑,为了弄清究竟怎么回事,决定分头下去搞调查研究。领导同志安排我去建昌,因为我对那里比较熟悉。一到县里,机关干部都对我说,现在农村全乱了,资本主义势力泛滥,叫我到集市去看,什么都让卖了。大队干部反映更强烈,有的对我说:“我现在晚上根本不敢开会,怕回家路上遭地主富农暗算。早上到井边挑水,看到地主成份的人来了,我就站到一边让他先挑,怕他把我推到井里去。”情况被说得就这么严重。


可是,我到熟悉的普通社员家里去一问,看法完全相反。他们说:“现在太好了。”“怎么好?”“都活起来了。”他们说,以前连种点土豆都说成是资本主义,都没活路了,现在可好了,开始有了自主权。意见反差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我就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县里找马汉卿和张化成,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明,给我讲了许多心里话:“根本问题是多少年来我们的干部被‘左’的思想禁锢住了,满脑袋都是阶级斗争,现在一放开,反而不知道应该怎样走了。看来,要落实三中全会的精神,关键是各级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采访结束以后,我就根据所见所闻,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真实情况,写了一篇《莫把开头当过头》,登在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的一版上。


记者:您当时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吗?


范敬宜:没有想到!见报当天,我又去另一个地方的农村采访了,到了第三天,突然县委一位干事跑来找我说:“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你的文章了,《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转载,还加了编者按。”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又闯祸了!”。赶紧跟着车回到县里。那时候《人民日报》还没到,我一直等到听了中央台的重播,才知道5月16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转载了我的文章,肩题是“《辽宁日报》记者评述当前农村形势”,主题改为《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语,提出“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回沈阳,《辽宁日报》副总编辑郑直告诉我: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前天下午亲自到报社来,想见见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可惜你不在。明天下午编辑部要开大会,请你介绍采访经过和体会。他把我带进会议室,墙上已经挂了一条大红横幅:“向范敬宜同志学习!”我赶快去找总编辑赵阜,问他:“你们这样做,不会又犯路线错误吗?”他哈哈大笑。事后我才知道,这篇文章见报后,还是引起过一场风波。当时辽宁省省委正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干部们看了文章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个记者纯粹是胡说八道,歪曲事实。”有的说:“这还不算过头,怎样才算过头?”甚至有人说:“范敬宜这个右派看来还没当够。”这种情况下,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大会上明确表态:“我完全赞成范敬宜的观点,而且认为标题应该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这样,事态总算没有扩大。


剑气箫心喜共鸣


记者:1986年到1998年,您先后任《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两家中央大报的总编辑,留下许多佳话。尤其是您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不断推出名记者。您能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吗?比如说,您在《经济日报》的时候,推出的个人专栏。


范敬宜:在当时这也是比较大胆的一个举动,有人就批评说这是培植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其实在上个世纪50年代胡乔木就提出要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播音员,结果“反右”、文化大革命一来,都当作修正主义新闻路线批了。我到《经济日报》以后,先提出评论员文章可以个人署名,后来又提出个人专栏,并带头第一个写个人专栏文章。为什么要搞个人专栏呢?当时考虑,要培养名记者,首先是要给舞台。演员演得再好,没有舞台也出不了名。梅兰芳之所以成为梅兰芳,就同他有广阔的舞台有关,不仅北京,在上海、天津都有他可以发挥、展示的地方。我们提出来要有名记者,不给舞台,那他上哪儿出名去?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现在这种做法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当初阻力是不小的。比如说某某人有“毛病”,某某人的文风不怎么样等等。后来我总结了两句话:“人不求全,求全则天下无可用之材;文不求同,求同则天下无可读之章。”


除了给舞台,还得要担担子。新闻工作是有风险的,出问题是很正常的。有时比较尖锐的东西,登出来以后会遇到种种问题,有的人告状,有的人批评。这时,你作为领导,必须把担子、把责任承担下来。最怕当总编辑的到这时候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当时没有仔细看”、“不知道他会这样写”等等,那就会给记者留下一辈子的创伤。


记者:对年轻新闻工作者来说,与老一代人比,应该继承哪些传统呢?


范敬宜:最重要的一条是实事求是。现在这个传统受到了严重挑战。新闻报道中炒作成风,造假泛滥。至于合理想象、添枝加叶,就更不在话下了。这让群众怎么相信我们的报道?连我都不敢接受任何采访了。现在中央提出要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秀传统,深得人心。我认为,优秀传统的核心问题是实事求是,是坚持真实性、可信性。按我们过去的传统,这方面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自己就有教训。1956年,辽宁省举办一次业余文艺汇演,演出开始第三天,省委宣传部要求报社增加报道瓦房店纺织厂歌咏队的经验。当时到现场采访来不及了,我只好去找歌咏队的队长进行间接采访。那位队长能说会道,对我说:“我们车间里到处能听到歌声”。我就写了一篇稿子《车间处处闻歌声》。很快那个纺织厂的群众就来信举报,说这篇报道有水分,第一记者没来厂里采访;第二,车间里根本不让唱歌,那是违反劳动纪律的。当时我刚刚在报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马上就被取消了资格。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教训。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今天,根本不会当回事。但它对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


第二条,要学会把握全局。这是能否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关键。我从自己的经历感受到一个记者最重要的基本功是要把握全局。不要说你有这个本事,那个本事,要写出有影响力的好新闻,归根结底还得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首先一点,大局了解于胸才能做到有比较、有鉴别,分清支流和主流,分清是非。我写那篇《莫把开头当过头》,主要得益于十年农村基层生活,了解什么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受农民欢迎的,什么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不受农民欢迎的。因此,了解大局对记者太重要了。比如那次在采访中听到农民说“活起来了”这句话,感觉一下就来了。没有农村生活的人可能觉得很普通,但是我一听就觉得这个“活”字说得太好了,我就联想到农村原来那种死气沉沉的状况,觉得这个字把整个的情况都概括了。如果我没有十来年的农村工作经验,对农业、农村整个的形势不了解,就比较不出来“活”是什么意思,就不会对这个词这么敏感。


第三条,做记者,必须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每写一个报道,做一个版、一个节目,都要考虑社会效果,考虑它的导向作用:这样的报道是对社会有好处,还是有坏处?是积极的效果,还是消极的效果?我当总编辑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要对年轻人费很多唇舌。我对他们说,不能只看到一点现象就写。实际上你只了解到一面,没有了解到另一面。即使事实是准确的,也不一定都是应该传播的,要考虑到社会效果。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框框里的,比如说房子就是一个框框,没有这个框框,那只有晒死、冻死。我们的新闻有一定的纪律,这并不限制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京剧大师盖叫天的武功高超,到了晚年,仍然可以在一张八仙桌下打完一套猴拳而不碰到桌子腿,这才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说明技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记者:有许多研究者把您列为学者型记者的代表,您自己怎样理解“学者型记者”这个说法?


范敬宜:我并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型记者”,因为我谈不上是学者。我理解,所谓“学者型记者”是讲这个记者在新闻方面有专长,而且在某个学术领域也有专长。这里有一个博和专的问题。对一个记者来说,主要是博,在博的基础上求专。学者型记者首先要有比较丰富的新闻专业知识,但是从他的底蕴、基础来说,应该是深厚的。比如梁厚甫,他原来是记者,主要写政治、经济评论,但是我看到他的文学、历史功底相当丰厚。他从事的报道主要不是文史,而是经济和政治。但正是由于他有了这个文化的底子,即使写比较专的东西,还是能够写得引人入胜。我管这叫做有“文脉”贯通其中。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有些记者的底子太单薄了,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容易做到耐读、耐看,面目可爱,语言有味。所以,我一直强调记者应该具备丰厚的人文功底。


记者:您长期在党报任总编辑,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在大众化报纸的冲击下,党报的订阅量在不断下滑,您认为党报应该如何跟大众化报纸竞争?


范敬宜:我觉得党报不好跟大众化报纸竞争,也没必要去竞争。两者的办报宗旨、读者定位都是不一样的。重要的不是怎么竞争、要不要竞争,而是怎么改进党报自身。首先是权威性,这么多报纸刊物,不管人家怎么喜欢看小报小刊,娱乐新闻,在大事上最终还是要看真正有权威性的报纸。现在的问题不是党报的权威性太强,而是我们的权威性还不够。所谓权威性,不是净登文件报告,也不是老板着面孔说教,而是要能够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可信地、可读、可亲地回答广大群众关注的问题,对广大群众感到困惑的问题,能够给出权威的资讯和引导。有些小报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作为读者他也知道这些东西靠不住,他也想有一个报纸能够给他一个可以相信的说法。我认为能做到这个的,在这方面有明显优势的就是党报。


清华润笔育英才


记者:过去做总编辑,您培养的是在职记者;现在当院长,您培养的是未来的记者。面对世界传媒业对人才需求的发展趋势,您认为我国的新闻院系应该培养学生的哪些品质?


范敬宜: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活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有许多新东西要学习,比如金融、法律、新的经济体制、国际游戏规则等,还要掌握高科技的传播手段。这些方面,年轻的记者们学得很快,比我们有优势。但我认为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应该改变的,比如新闻道德。我在新华社有一个同学,到美国去工作了一个时期,给我讲了一件事。一次《纽约时报》的记者到一家企业采访,回来交了一篇稿子,主编问人家请吃饭了没有,他说请了。主编当场把稿子撕了,让他回去付了饭费,重写一篇。这个例子说明,国外的主流媒体,对记者的道德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而我们现在有些记者,一切以钱为中心。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道德水平应该是很高的,学养应该是丰厚的,文笔也应该是好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做到这些,但起码应该能培养出几个在中国新闻界占一席之地的“高手”。


记者:您将怎样为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营造更好的教学环境?


范敬宜:我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做。一个是我可以更多地带领教师学生去实践。我有这个优势,因为我和各大新闻媒体比较熟。学生不是到要毕业了才去实践,而是把实践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新闻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定要多练笔,实践性的练笔。有些博士、硕士到报社来工作,让他写篇评论员文章,也不一定能写好。新闻工作者不能只在学校里读书、讲理论。因为学得再多,最后能体现水平的还是写作。


记者:不久前出版的《范敬宜诗书画》一书,专家好评如潮,说您的诗词散曲思接千里,情韵相生;说您的书法雅逸有书卷气,冯其庸先生称赞您的画作说:“笔墨老健,幅幅精良,不忍释手。”您的诗、书、画造诣如此之高,为什么迟至今日才出书,您的初衷是什么?


范敬宜:这一点我在《自序》中提过,只是想借此说明艺术与新闻的关系以及诗、书、画对我一生新闻写作和办报实践的影响。我虽然没能成为合格的画家、书法家、诗人,更没能留下什么精心之作,但是“物艺相通”,诗、书、画作为一种“余事”,对我的新闻生涯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们经常在我审时度势、谋篇布局之际,给我以灵感、给我以启发,其中的妙谛,只可意会,无法言传。


记者:您这种功力是业余自学,还是有所师承?


范敬宜:小时候对诗书画都很喜爱。学生时受到一些当时文史哲方面的杰出学者的熏陶,曾受教于不少精通诗书画的名家,如上世纪40年代有“当代王羲之”之称的大书法家王蘧常先生就是我的老师之一。学画曾正式拜过上海著名画家樊伯炎为师,还受过有一代宗师之称的吴湖帆的熏陶。诗词则受过南社诗人顾佛影的亲授。


记者:您说物艺相通,新闻和艺术有哪些共通之处呢?


范敬宜:其一,新闻与艺术,从做学问的层面上看,都没有捷径可走。倘若不是有十年磨杵的精神和毅力,无论诗、书、画还是新闻都是很难达到一定境界的。身在记者、编辑的岗位上,要想真正研究些问题,应该有“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其二,新闻与艺术虽是两门不同的学问,但不应画地为牢。新闻报道可以学习借鉴艺术创作的经验和某些手法,做到“以飘逸潇洒之笔,论经文纬武之事”。写文章有时候就和绘画一样,文章的布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处理虚与实、浓与淡、深与浅、远与近、粗与细、干与湿、生与熟、疏与密……等等矛盾关系。这也是一种艺术。比如在坚持正确导向、把握好政策、保证事实准确的前提下,如何在写作上保持鲜活、生动,培养个人风格,写出“惜墨如金的上乘之作”,这就需要一种艺术的手段。写新闻、评论,缺乏思想,就没有灵魂;缺乏激情,就苍白无力;缺乏文采,就难以卒读。要做到这三者统一,非常不容易。要学会国画中“颊上添三毫”的艺术技巧,以传神之笔来画龙点睛,提高报纸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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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网,2004年10月15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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