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关于改革开放30年新闻宣传工作的一点看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 次 更新时间:2016-04-21 21: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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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新闻宣传事业,是发展、跃进的30年,也是起步很艰难的30年。新闻宣传跟经济改革比较起来,不完全一样,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属性特别强,工作要复杂得多。我是从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可以说建国以后中国新闻战线的重大事件和风风雨雨甚至于暴风骤雨都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来新闻战线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进步,也都是亲身经历的。回首往事,有一种感觉:人是需要经常回头看的,不回头就不会知道自己走出多远了。所以,在这个时间回顾总结30年来的宣传思想工作,很有必要。

新闻工作的体会

   一、改革开放30年,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特点就是舆论环境的稳定。

   整整30年,新闻宣传战线没有出现过大的折腾、大的反复,也没有频繁的“翻烙饼”,是建国以来最稳定的30年,也是事业发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30年。新闻宣传的稳定,根本原因是政局的稳定。新闻宣传工作的特殊性表现在:一方面,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决定了过去它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地位,在“风口浪尖”,首当其冲,不管什么运动,首先从新闻战线开始;另一方面,它在频繁的政治斗争中,既是受害者,又是影响者,起着“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候,政治运动三五年一次,甚至两三年一次,运动一来,新闻工作者不理解也得理解,还得紧跟上去,在这种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本身很难有所作为。

   举一个写“检讨”的例子。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几乎没有一个新闻工作者没写过“检讨”,小到文字错误,大到“原则错误”,甚至“路线错误”,都要写“检讨”。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并非艺术夸张。我从20岁开始做新闻工作,第一年就开始写“检讨”,“反右”“文革”时期就更不用说了,每一次“检讨”都是五六千字、上万字。到文革结束时,我写的“检讨”数量远远超过了作品数量。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年,我先后在四家新闻单位担任领导成员,没有因为宣传工作上的失误写过一篇“检讨”,有错误最多挨几句批评。这充分说明,舆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新闻工作开始有了宽松、安定的工作氛围。这一点,年轻的同志未必有太多感受,但我的感受应是当年做过新闻工作的人的共同感受。

   这30年当中,并不是风平浪静的,有过大风波,也有过许多完全可能酿成大风波的小风波。但是由于中央指导思想的正确和处理方法的高明,一次又一次的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前后对比,我们就会对“稳定压倒一切”有更深切的体会。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前提就是要稳定。新闻队伍有了稳定感,才有可能开创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局面,这也是中国几代新闻工作者几十年来企盼的局面。

   二、改革开放30年,新闻宣传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解放全社会、全民族的思想上起到了前所未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推动作用。

   回想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禁锢,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处在何等封闭、蒙昧的状态。翻一翻那个时期的报纸,现在会感觉非常可笑。比如,农村改革刚刚开始时,《人民日报》在二版左下角发了一篇很短的小评论:《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当时真如石破天惊,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为什么?因为长期以来农民长途贩运一点自家生产的农产品,是被视为投机倒把的,是犯法的,轻则没收,重则被抓。但是,我们的报纸仅仅发了这么一个小评论,全国震动啊。有的农民把这个评论剪下来贴在扁担上,遇到检查时当成“尚方宝剑”。这种事情,现在我们看来觉得很可笑,却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们的思想禁锢程度。改革开放的每一步几乎都受到非议、阻力和打击。在冲破各种思想阻力的过程中,新闻宣传工作真是起到了披荆斩棘、振聋发聩的开路先锋作用。那时候的新闻舆论,就像是洪流一样,冲破了“左”的堤岸,势不可挡。

   首先是以推翻“两个凡是”为代表,当时如果没有《光明日报》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推动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至少要推迟五年。其次,如果没有《人民日报》一篇五六百字的短评《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数以千万计的文革受害者至少需要五年以后才能得到彻底平反。那篇短评是编辑部写的,没有经过上级审批就发表了。报道发出后,每天到人民日报社上访的就有五六百人。当时虽然也是大势所趋,但是如果没有舆论的强有力推动,问题也不一定能解决得那么快。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推动了拨乱反正。再有,如果不是《安徽日报》冲破强大阻力,大规模地报道凤阳“大包干”的经验,中国的农村改革至少要推迟三年。《安徽日报》发出报道以后,全国的新闻舆论都起来了,真是势不可挡,不仅推动了基层的改革实践,也坚定了上面的信心和决心。

   1979年5月份,我在《辽宁日报》写的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莫把支流当主流》,是在改革刚刚露头、出现“倒春寒”的时候,安徽凤阳和辽宁一些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当时的舆论大哗,都说“资本主义复辟了”。报社每天大量稿件是“某某党支部带领群众向资本主义势力回击”等等。那时我在农村部工作,到底是按照什么基调去报道呢,心里没底,报纸也没法报道了。但另一方面,中央政策是开放的,到底情况怎么样?我就到曾经插队落户过十年的建昌县进行调查。一到那里,我看好多干部都重新戴上毛主席像章,对我说,不得了,形势不好了。有人见我说,老范,资本主义要复辟了,你不能跟着资本主义走啊!到了公社,党委书记说,现在什么都在集市上卖了,控制不住农民了。我又去大队,大队的书记说现在到井边挑水都要防着地主富农暗算,可见当时村里“阶级斗争”的氛围是多么紧张!可是我到农民家里调查,就完全不一样了,老百姓兴高采烈。都说,要是按照过去的干法,就没有活路了,现在可好了,听说有地方大包干了,要是真的那样就太好了。一片赞扬声!我想,干部和群众的看法这么大距离,到底听谁的?我根据几十年的基本经验,不管历史如何千回百转,到头来还得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前进。于是我再去找县委书记谈,他说,实际情况是这样,但做干部的由于受习惯势力影响,思想转弯需要有一个过程。我回去之后,就写了这篇报道,说了一些实际情况。《辽宁日报》发出这篇报道的当天,我就去基层采访了。后来才知道,这篇报道很快被《人民日报》头条转载,并且在标题上作了加重处理,还加了600多字的编者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头条转播。当时,辽宁正在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议代表对这篇报道的批评声浪很高,非议很多,有人甚至说范敬宜的右派还没有当够。但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是鼓励和支持的,还亲自到报社找我。真是没有想到,一篇文章会对农村改革起到那么大的推动作用。这类事情在全国很多。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舆论宣传起到的历史作用应该大书特书。

   三、改革开放30年,新闻宣传工作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保持指导思想的连贯性。

   这30年,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保持了连贯性,没有出现大的摇摆,没有因为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新闻工作者普遍感到心里踏实、心里有数,改变了过去把大量精力放在“看形势、探风向、揣摩领导意图”的状况,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近20年来,中央关于新闻宣传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比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个指导思想管了整整20年,没有因为各种思想的干扰而改变。江泽民同志提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又重点谈到了舆论导向的问题。2003年,中央提出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三贴近”。后来,又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新闻宣传工作”。这些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的提出,都曾经被某些人认为是“老生常谈”“缺乏新意”。但实践证明,这些要求对统一和稳定新闻队伍的思想观念,推动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坚持和运用,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新的内涵。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新闻宣传战线怎么样做得有声有色。

关心的问题

   第一,关于中央提出的新闻宣传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的落实问题。

   现在有一种现象,研究提法很多,研究办法很少。中央提出一些指导思想之后,新闻界的一些同志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和研究,没有用心在宣传报道中体现出来。比如,胡锦涛同志最近提出,“重新审视新闻宣传工作”,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实际上,“重新审视”就是要重新研究和分析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比如,落实“三贴近”、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些地方和部门还停留在一般化的布置层面上。实际上,“三贴近”内容特别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非常鲜活,需要我们反复地进行研究、讨论、实践和运用,使之成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力。

   第二,关于新闻宣传人才的培养问题。

   新闻事业关键要后继有人。近年来国内的新闻院校过度发展,目前我了解的情况是,已经有800多所院校有新闻专业。这个问题很早就有人关注,担忧新闻人才的培养出问题。郭超人同志在世的时候,多次讲过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说,现在从新闻院校出来的学生,到新华社要能够适应工作,无论是新闻思想还是新闻业务,都需要经过“回炉”。“回炉”包括新闻思想和新闻业务。实际上,目前,高等院校培养教育的内容和实际工作的需要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对新闻院校的大学生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问题,目前还没有破题。因为国内没有那么多合格的新闻传播专业老师。另外,新闻教材也不能适应需要,不少教材存在着“老化、西化、玄化”的倾向。有很多学生是抱着很大热情去学习新闻传播的,可经过一段时间后,感叹“自己学都比这样好”。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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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记者》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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