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4 次 更新时间:2016-03-26 16: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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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进入专栏)  

  

   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但他的著作有二点我觉得不满意。第一点,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他只知道战国以后的话足以乱古人的真,不知道战国以前的话亦足以乱古人的真。他只知道杨墨的话是有意装点古人,不知道孔门的话也是有意装点古人。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点,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妥稳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所以整理的结果,他承认的史迹亦颇楚楚可观。但这在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因为经书与传记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假使在经书之前还有书,这些经书又要降做传记了。我们现在既没有“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但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大了,像我这般没法做专门研究的人,简直做不成功。因此,我想分了三个题目做去:一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二是《战国时的古史观》,三是《战国以后的古史观》。后来又觉得这些题目的范围也广,所以想一部书一部书的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我想,若一个月读一部书,一个月做一篇文,几年之后自然也渐渐地做成了。崔述的学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换了一个方法做去,也足以补他的缺陷了。

  

   这回适之先生到上海来,因为不及做《读书杂志》的文字,嘱我赶做一篇。我当下就想做一篇《论语中的古史》,因为材料较少,容易做成。但今天一动笔之后,又觉得赶不及,因为单说《论语》自是容易,但若不与他书比较看来,就显不出它的地位,而与他书一比较之后,范围又大了,不是一二天内赶得出的。因此,想起我两月前曾与玄同先生一信,论起这事,固然是信笔写下,但也足以说出一点大纲。所以就把这篇信稿抄在这里,做我发表研究的起点。我自己知道既无学力,又无时间,说不上研究;只希望因了发表这篇,引起了阅者的教导和讨论,使我可以把这事上了轨道去做,那真是快幸极了!

  

   十二,四,二十七。

  

   玄同先生:

  

   (上略)

  

   先生嘱我为《国学季刊》作文,我也久有这个意思。我想做的文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现在先对先生说一个大意,——我这些意思从来没有写出,这信恐怕写得凌乱没有条理。

  

   我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可见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他们的意想之中。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

  

   但他们在始祖之外,还有一个“禹”。《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帝尧帝舜等不算,详见后。《尚书》里可疑的只有一个帝乙,或是殷商的后王尊他的祖,看他和上帝一样,加上的尊号,也说不定)。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小旻篇》中有“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可见“下土”是对“上天”而言。

  

   《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乐诗考略》,《说商颂下》)。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因为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为始事种植的人,用不到继续前人之业。到《?宫》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在此,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这诗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个国王,后稷是后起的一个国王。他为什么不说后稷缵黄帝的绪,缵尧舜的绪呢?这很明白,那时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说后稷缵禹之绪了。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

  

   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的“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什么关系。《长发》一方面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说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若照后来人说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国对于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对于禹的子孙就会翻脸杀伐呢?按《长发》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又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商在汤以前国势本已发达,到汤更能建一番武功,把韦、顾、昆吾、夏桀打倒罢了。禹是他们认为开天辟地的人,夏桀是被汤征伐的一个,他们二人漠不相关,很是明白。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九鼎是夏铸的,商灭了夏搬到商,周灭了商搬到周。当时不过因为它是宝物,所以搬了来,并没有多大的意味;但经过了长时间的保存,大家对它就有了传统的观念,以为凡是兴国都应取九鼎为信物,正如后世的“传国玺”一样。有了传统的观念,于是要追溯以前的统,知道周取自商,商取自夏,自然夏商周会联成一系。成了一系,于是商汤不由得不做夏桀的臣子,周文王不由得不做殷纣的臣子了。他们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了(书中最早把“夏”“禹”二字联属成文的,我尚没有找到)。

  

   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尧舜的故事从何时起,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左传》是战国时的著作;《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也靠不住;《论语》较为可靠,所以取了它)。《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尧舜其犹病诸),一次连称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又接连赞美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了。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或者当时人的心目中以为各隔数百年的古王,如禹和汤,汤和文武之类,亦未可知(《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他们的传授关系,但《论语》经崔述的考定,自《季氏》至《尧曰》五篇是后人续入的。《尧曰篇》的首章,在文体上很可见出有意摹古的样子,在宗旨上很可见出秉着“王道”和“道统”两个主义,是战国时的儒家面目)。

  

   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得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有了这许多篇,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尧典》的靠不住,如梁任公先生所举的“蛮夷猾夏”,“金作赎刑”都是。即以《诗经》证之,《?宫》说后稷“奄有下国”,明明是做国王,它却说成舜的臣子(后稷的“后”字原已有国王之义,《尧典》上舜对稷说“汝后稷”,实为不辞)。《?宫》说后稷“缵禹之绪”,明明是在禹后,它却说是禹的同官。又以《论语》证之,(1)《论语》上门人问孝的很多,舜既“克谐以孝”,何以孔子不举他做例?(2)《论语》上说“舜有臣五人”,何以《尧典》上会有九人?《尧典》上既有九人,各司其事,不容偏废,何以孔子单单截取了五人?(3)南宫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可见禹稷都是有天下的,为什么《尧典》上都是臣而非君?(4)孔子说舜“无为而治”,《尧典》上说他“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又说他“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不相冲突吗?这些问题,都可以证明《尧典》出于《论语》之后(我意,先有了禅让的学说而后有《尧典》、《皋陶谟》出来,当作禅让的实证,禅让之说是儒家本了尊贤的主义鼓吹出来的)。作《论语》时,对于尧舜的观念还是空空洞洞,只推尊他们做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作了《尧典》等篇,于是尧舜的“文章”都有实事可举了。

  

   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于是春秋初年号为最古的禹,到这时真是近之又近了。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见《汉书·郊祀志》。秦国崇奉的神最杂,名目也最诡。秦文公梦了黄蛇作鄜畤,拾得了一块石头作陈宝祠,实在还是拜物教。黄帝之祀起于秦国,说不定黄帝即是“黄龙地螾”之类),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样子的世系,于是没有一个人不是黄帝的子孙了。自从《春秋命历序》上说“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二十六万年”,于是天皇十二人各立一万八千岁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看了这些胡乱伪造的史,《尧典》那得不成了信史!但看了《诗经》上稀疏的史,更那得不怀疑商以前的史呢!

  

   这些意思如果充分的发挥,准可著成数十卷书。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几,崔述所谓“信”的又何尝是信!即如后稷,周人自己说是他们的祖但有无是人也不得而知。因为在《诗》、《书》上看,很可见出商的民族重游牧,周的民族重耕稼,所谓“后稷”,也不过因为他们的耕稼为生,崇德报功,追尊创始者的称号。实际上,周人的后稷和许行的神农有什么分别?这两个倡始耕稼的古王,很可见出造史的人的重复。他们造史的人为什么要重复?原来禹的上面堆积的人太多了,后稷的地位不尊重了,非得另创一个神农,许行一辈人就不足以资号召了!

  

   (下略)

  

   颉刚敬上。十二,二,二十五。

  

  

  

   (《古史辨》第一册,朴社,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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