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我的治学计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9 次 更新时间:2017-04-12 10: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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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进入专栏)  

   当我用全力办民众教育的时候,曾在燕大的宿舍里挂上一方“晚成堂”的匾额。这有两个意义:第一,许多人看学问的事太简单,总以为什么间题只要一讨论就可得着结果的,所以一见我面,总要问道:“你讨论古史几时可以终了?《古史辨》准备出几册?”我答以古代问题是讨论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后还继续出下去。至于我自己,离开成功还远得很,总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些确实的贡献。所以,现在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说到这里,我就指着匾额给他们看,说道:“倘使我活七十岁,就以七十岁为成;活八十岁就以八十岁为成。若是八十以后还不死,还能工作,那么,七十、八十的东西又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把我最后的改本算作定本就是了。”

   第二,当时我做了民众教育,古史研究当然放松,但我年纪刚过四十,望望后面还长得很,心想只要把日本军阀压了下去,我仍可规规矩矩做我本行的工作,只是把我的论文迟几年发表就是了,所以也把“晚成”二字作我的希望。哪里想到,抗战一起就是十多年的生活不得安定,而我的年龄已日长,眼看工作能力最强的一段时间就此浪掷了,只有深深地叹息痛恨。今年我已五十八岁了,头白如雪,见我的人不是称我“老先生”就叫我“老伯伯”了,我一想再过十二年就是七十,觉得再不该延迟。丁文江在时,曾将他的父系母系的年龄平均一算,知道自己不能过五十、他确没有到五十就死了。我记得我的祖父卒年六十六,父亲卒年六十九,都没有满七十;我的外祖和舅父也不过六十左右。我翻看家谱,看我直系祖先的年龄,最高的才七十一。固然我的上辈又抽烟,又喝酒,研伤了身体,我两俱不犯,也许我比他们特别长寿,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报载苏联的医学界已发明了延迟衰老的药剂,但这只是一个消息而已,还未见传来。所以我一想起这“晚成堂”的匾额就担了心,现在已到了“晚”的境界了,如何能使我“成”呢?自从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元券以来,一家生计时时在飘荡中,负债之多也超过了北京军阀政府欠薪的时代,我为了经济的压迫永为寻取报酬而工作,这不把我的身体折磨以死吗?我是不是还有“晚成”的一天?越想越怕,使我不能多想了!

   我的古史研究,从一般人看来是脱离现实的,所以前两年有人警告我道:“你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你如换走一条路,青年还能拥护你。”我以为这位先生未免短视,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最彻底的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当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者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何从来,乃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例如近日报纸上有艾思奇先生的一篇讲社会发展史的文章,里面说到神农、黄帝是神话人物,《诗经》、《楚辞》是民间文艺,这种问题即是我们二十余年来所讨论的。释古派认我们的讨论结果为得古史的真相,所以用来解释社会发展史了。同样,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疑,也就因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程序,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有人以为我们的好做“翻案文章”,讥讽我们“想入非非”,那是全不合事实的。我们讨论古史的初期,尚没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古史的,所以我们所立的标准只根据普通的社会学。

   自从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来,我们也自觉所建立的信的标准要更进一步,所以我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里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堕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又说:“清代学者的校刊训话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抵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错用了。”所以,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哪一个理论离得开事实?哪一个事实离得开理论?近人每喜出主入奴,扬彼抑此,我想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一想,自能彼此释然。至于那位先生为了要我再给青年拥护而嘱我换走一条路,则我敬谢不敏。我写出许多古史论文,原为科学工作,并不在求青年拥护;青年愿意接近我的,我只望他在学问上自求进展,对于我所说的不妨驳洁,也无须作我的应声虫。

   又以前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是过去了!”这句话我也觉得不对,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旧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做,《古史辨》只承接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的,将来还得考,例如“今古文问题”。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到“过去”。凡是会过去的只有一时的风气,正似时装可以过去,吃饭便不能过去。所以即使我停笔不写了,到安定的社会里还是有人继续写,这是我敢作预言的。在讲我的治学计划之前,该先讲一下我的思想学问的渊源。

   我的出生正在大变动的初期,十岁左右刚懂得看书时就和梁任公的文字相接触。梁氏这人从现在看来当然有许多落伍的地方,但在当时则是建立一个从来未有的批判态度,他要把一切的政治和文化重新估定价值,实是启蒙时代的一位开路先锋。我进了中学之后,喜看《国粹学报》,从而认识了章太炎的学问,他的范围比梁氏缩小得多,只是把古今的学术思想另行估定价值。但梁氏所批评的是现实社会,我尚未和实际的社会相接触,观感是空洞的,而章氏所批评的乃是古书,古书我已读过若干,翻看过若干,所以所得的观感是实在的。我懂得了他的方法,也想把古代东西彻底整理。进了大学,上了胡适之先生半年哲学史课,觉他条理清楚,裁断有制,不肯.贸然信从古人,已很佩服他;在杂剧里,在小说里,种种的不同,好像没法理清的一堆乱丝,现在经他的手法,不但理得秩序不紊,而且把各个的时代背景都指出来了,这是中国学者的文章里所从来没有的,是梁、章二家所写不出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直到我看了一些辩证法的书才知道,他原来用的是辩证法里的联系的观点和变化的观点,不把一件东西看作孤立的和固定的。他应用辩证法,我没有听他说过,也许因他看的西洋人的著作多,其中不乏用这方法论学的,所以他在有意无意间接受了。

   我自己曾因看戏而将戏剧里的故事和小说及正史比较过,错乱极了,我想了几年想不出整理的方法,自从看了胡先生这篇文章,恍然大悟,触类旁通。我又想起古代史里神话传说极多,神话传说同戏剧小说里的故事一样,是不是可以拿研究故事的方法来研究古史呢?一想到这里我就豁然贯通了,于是有《古史辨》的出版。所以,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我真要对于这个方法作一番深入的研究才好。

   自在北大毕业,我才认识钱玄同先生。他为了家庭关系,生活不安,不能著作,除了教音韵学之外,一肚子的学问不能为人家所知道。他从小治经学,先从崔钟甫(适)受今文经学,把汉清两代中两大派的原委弄明白了,而又富于批评的精神,要跳出今古文的家派来谈今古文问题,主张用古文家合理的话来打击今文家,同时即用今文家合理的话来打击古文家,使得他们彼此的原形毕现,将来人不致再想投入今古文家派。我本来看了清代学者卓越的成绩,也想治经学,然而总得不到一个治学的目标,虽也上了崔先生两年《公羊学》课而不得其中心;及至见了钱先生,他和我谈了多少次,我始认清一个目标,知道他们治经学的任务不是要延长经学的寿命,乃是正要促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而把经学的材料悉数变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所以董仲舒和京房等是系统的经学的开创者,而我们乃是经学的结束者。我们要结三千年来经学的帐,结清了就此关店。—以上说的四位先生,梁与章给我以批评的精神,胡给我以整理的方法,钱给我以研究的题目,我的学问到此方始有一个雏形。只是我的命运不佳,刚具这雏形时便逢了九一八事变,扰扰攘攘,以至于今,当年所定的计划还只是一个计划,而我的年纪已经老了!

   自从接受钱先生的见解之后,我就立志著四部书:第一部是《帝系考》,第二部是《王制考》,第三部是《道统考》,第四部是《经学考》。这四部书是中国古书古史的总批判,而且是系统的批判,《帝系考》是属于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王制考》是属于政治制度史及社会制度史的,《道统考》是属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经学考》是属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自周、秦以迄明、清,一代有一代的堆积,一代有一代的活动,而无不以孔子与六经为号召,所以这四部书作成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史就可以作一总清算了。所谓《帝系考》者,帝系是三皇五帝的系统及他们时代的重要人物,这许多古人本来或是各部落的酋长,或是他们的祖先,或是他们的图腾,或是他们的上帝,神与人己混杂而不易分,而又加以日后交通线扩大,使得各民族渐渐混合,因民族的混合而各族所奉的神与人也混合了起来,发生父子、翁婿或君臣的关系,从而在混合所成的系统之中分出了时代的先后,编排为一串的政权继承人。这编排的工作由周朝做起,到三国才完成,因而这系统中也含有这各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的背景在。我们应当细为分析,若干是原来的,若干是后加的;若干是甲民族的,若干是乙、丙民族的;谁是神,谁是人,谁是由神而转为人的,谁是由人而转为神的。这些问题弄明白,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关系和他们所崇奉的宗教也就跟着明白了。《王制考》所讨论的是三王的制度。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可是孔子已慨叹夏、殷的文献无征,可见在东周时己不很能知道前二代的礼。

   到战国时,有人问孟子周室班爵禄的制度,这是一代的煌煌大典,而孟子已说“其详不可得闻”,可见周尚未亡而开国制度已不易找。材料缺乏到这样,然而经过诸子的托古改制,秦、汉实际制度的反映到学说上,以及经师的任意断代,遂使三代制度灿然陈列,反若孔、孟所见不广。其实他们所说的古代制度全是凭着一点真实材料而一推、两推、三推地“推”出来的。我曾经总括成几类:1.以一朝代的推作数朝代的,如因周的稷神而推出夏、殷的稷神;2.以一地方的推作数地方的,如因秦腊而推出虞腊和周腊;3.以一阶层的推作各阶层的,如五等爵所执的圭璧和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庙制;4.以一时的推作四时的,如一岁本只一次田猎而推为三时田猎与四时田猎,又如钻健改火一岁本也只一次而推为四时改火;5.以一德的推作数德的,如周有赤乌之祥与骍牛之祭,原是偶然的事,而即因此指定周为火德,就用来推出商金夏木的制度。我们现在应当研究他们的推致法,从而剥去其所推致的,以获得其仅有的一点真实,再配合了考古学的结论而把古代的政治和社会看个真确。如果舍不得剥离那些推致的东西,那你对于古代史无论研究得怎样深,总是要被诸子和经师们蒙蔽牵缠的。古人梦想道有一统,而这个道统在孔子以前即是君统。自从《孟子·尽心》末章记了他的尧、舜、汤、文王、孔子的一个“闻知”、“见知”的系统之后,接着是《论语·尧日》的“执中”,伪《大禹漠》的“人心”、“道心”,见得三圣传心的精髓,有如佛家的衣钵相传,确实有一个心领神会的实际。

汉人又在《易传》里加上观象制器的一章,于是伏羲、神农、黄帝和尧、舜们也发生了道统的关系,道之所在即是《易》理。孔、孟以后,道既不在君统而在师统,所以凡是能为师的就可争取这个道统,而成为万世的师表,参加竞选的就很多,结果为宋代的周、程、张、朱所得着。朱以后这个统又在争了。直到清代学者纷纷攻击理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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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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