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如何读书及治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1 次 更新时间:2022-10-26 23: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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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进入专栏)  

  

   一个普通人走进了图书馆,看见满屋满架的书,觉得眼睛都花了。这是由于他对世界上的知识没有一方面是有特殊兴趣的所致。研究学问的事固然不必每人都参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兴趣确为任何人所不可少。譬如看报,有人喜欢看专题新闻,有人喜欢看小说文艺,也有人喜欢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够有一件喜欢的,自然拿到了一份报纸就有办法。我们读书的第一件事,是要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

   有人读书,只要随便翻翻就抛开了。有人读书,却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才罢。其实两种方法都有道理,但终久只有一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的书籍太多了,倘使无论哪一部书都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那么,人的生命有限,一年能够读得多少部书呢?但有几部书是研究某种学问的时候,必须细读的,若只随便翻翻,便不能了解那种学问的意义。读书的第二件事,是要分别书籍缓急轻重,知道哪几部书是必须细读的,哪几部书是只要翻翻的,哪几部书只要放在架上不必动,等到我们用得着它的时候才去查考的。要懂得这个法子,只有多看书目,研究一点目录学。

   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以养成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这一门学问自然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我们读书的第三件事,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宋朝的陆象山说“‘六经’皆我注脚”,就是这个意思。

   再有两件事情,也是应当注意的。其一,不可以有成见。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做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做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惟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要的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

   其二,是应该多赏识。无论哪种学问,都不是独立的,与它关联的地方非常之多。我们要研究一种学问,一定要对别种学问有些赏识,使得逢到关联的地方可以提出问题,请求这方面的专家解决,或者把这些材料送给这方面的专家。以前有人说过,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这并不是贪多务博,只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的缘故。

   我从前的读书虽然并不希望博洽,但确是没有宗旨,脑子里只有一堆零碎材料,连贯不起来。经过章太炎先生的提示,顿时激起我连贯材料的欲望。我想我的为学,无论治什么东西都可以见出它的地位,不肯随便舍弃,因此对着满眼都是的史料彷徨。但自己近情的学问毕竟还是史学,我就丢了其他勉力做史学。那时我很想作一部中国学术史,名为《学览》。粗粗定了一个目录,钉了二百余本的卷子,分类标题,预备聚集材料,撰写成丛书,现在看来,这种治学门径是对头的。

   当我用全力办民众教育的时候,曾在燕大的宿舍里挂上一方“晚成堂”的匾额。这有两个意义:第一,许多人看学问的事太简单,总以为什么间题只要一讨论就可得着结果的,所以一见我面,总要问道:“你讨论古史几时可以终了?《古史辨》准备出几册?”我答以古代问题是讨论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后还继续出下去。至于我自己,离开成功还远得很,总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些确实的贡献。所以,现在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说到这里,我就指着匾额给他们看,说道:“倘使我活七十岁,就以七十岁为成;活八十岁就以八十岁为成。若是八十以后还不死,还能工作,那么,七十、八十的东西又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把我最后的改本算作定本就是了。”

   第二,当时我做了民众教育,古史研究当然放松,但我年纪刚过四十,望望后面还长得很,心想只要把日本军阀压了下去,我仍可规规矩矩做我本行的工作,只是把我的论文迟几年发表就是了,所以也把“晚成”二字作我的希望。哪里想到,抗战一起就是十多年的生活不得安定,而我的年龄已日长,眼看工作能力最强的一段时间就此浪掷了,只有深深地叹息痛恨。今年我已五十八岁了,头白如雪,见我的人不是称我“老先生”就叫我“老伯伯”了,我一想再过十二年就是七十,觉得再不该延迟。丁文江在时,曾将他的父系母系的年龄平均一算,知道自己不能过五十、他确没有到五十就死了。我记得我的祖父卒年六十六,父亲卒年六十九,都没有满七十;我的外祖和舅父也不过六十左右。我翻看家谱,看我直系祖先的年龄,最高的才七十一。固然我的上辈又抽烟,又喝酒,研伤了身体,我两俱不犯,也许我比他们特别长寿,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报载苏联的医学界已发明了延迟衰老的药剂,但这只是一个消息而已,还未见传来。所以我一想起这“晚成堂”的匾额就担了心,现在已到了“晚”的境界了,如何能使我“成”呢?自从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元券以来,一家生计时时在飘荡中,负债之多也超过了北京军阀政府欠薪的时代,我为了经济的压迫永为寻取报酬而工作,这不把我的身体折磨以死吗?我是不是还有“晚成”的一天?越想越怕,使我不能多想了!

   我的古史研究,从一般人看来是脱离现实的,所以前两年有人警告我道:“你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你如换走一条路,青年还能拥护你。”我以为这位先生未免短视,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最彻底的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当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者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何从来,乃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例如近日报纸上有艾思奇先生的一篇讲社会发展史的文章,里面说到神农、黄帝是神话人物,《诗经》、《楚辞》是民间文艺,这种问题即是我们二十余年来所讨论的。释古派认我们的讨论结果为得古史的真相,所以用来解释社会发展史了。同样,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疑,也就因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程序,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有人以为我们的好做“翻案文章”,讥讽我们“想入非非”,那是全不合事实的。我们讨论古史的初期,尚没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古史的,所以我们所立的标准只根据普通的社会学。

   自从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来,我们也自觉所建立的信的标准要更进一步,所以我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里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堕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又说:“清代学者的校刊训话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抵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错用了。”所以,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哪一个理论离得开事实?哪一个事实离得开理论?近人每喜出主入奴,扬彼抑此,我想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一想,自能彼此释然。至于那位先生为了要我再给青年拥护而嘱我换走一条路,则我敬谢不敏。我写出许多古史论文,原为科学工作,并不在求青年拥护;青年愿意接近我的,我只望他在学问上自求进展,对于我所说的不妨驳洁,也无须作我的应声虫。

   又以前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是过去了!”这句话我也觉得不对,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旧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做,《古史辨》只承接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的,将来还得考,例如“今古文问题”。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到“过去”。凡是会过去的只有一时的风气,正似时装可以过去,吃饭便不能过去。所以即使我停笔不写了,到安定的社会里还是有人继续写,这是我敢作预言的。在讲我的治学计划之前,该先讲一下我的思想学问的渊源。

   我的出生正在大变动的初期,十岁左右刚懂得看书时就和梁任公的文字相接触。梁氏这人从现在看来当然有许多落伍的地方,但在当时则是建立一个从来未有的批判态度,他要把一切的政治和文化重新估定价值,实是启蒙时代的一位开路先锋。我进了中学之后,喜看《国粹学报》,从而认识了章太炎的学问,他的范围比梁氏缩小得多,只是把古今的学术思想另行估定价值。但梁氏所批评的是现实社会,我尚未和实际的社会相接触,观感是空洞的,而章氏所批评的乃是古书,古书我已读过若干,翻看过若干,所以所得的观感是实在的。我懂得了他的方法,也想把古代东西彻底整理。进了大学,上了胡适之先生半年哲学史课,觉他条理清楚,裁断有制,不肯.贸然信从古人,已很佩服他;在杂剧里,在小说里,种种的不同,好像没法理清的一堆乱丝,现在经他的手法,不但理得秩序不紊,而且把各个的时代背景都指出来了,这是中国学者的文章里所从来没有的,是梁、章二家所写不出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直到我看了一些辩证法的书才知道,他原来用的是辩证法里的联系的观点和变化的观点,不把一件东西看作孤立的和固定的。他应用辩证法,我没有听他说过,也许因他看的西洋人的著作多,其中不乏用这方法论学的,所以他在有意无意间接受了。

   我自己曾因看戏而将戏剧里的故事和小说及正史比较过,错乱极了,我想了几年想不出整理的方法,自从看了胡先生这篇文章,恍然大悟,触类旁通。我又想起古代史里神话传说极多,神话传说同戏剧小说里的故事一样,是不是可以拿研究故事的方法来研究古史呢?一想到这里我就豁然贯通了,于是有《古史辨》的出版。所以,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我真要对于这个方法作一番深入的研究才好。

自在北大毕业,我才认识钱玄同先生。他为了家庭关系,生活不安,不能著作,除了教音韵学之外,一肚子的学问不能为人家所知道。他从小治经学,先从崔钟甫(适)受今文经学,把汉清两代中两大派的原委弄明白了,而又富于批评的精神,要跳出今古文的家派来谈今古文问题,主张用古文家合理的话来打击今文家,同时即用今文家合理的话来打击古文家,使得他们彼此的原形毕现,将来人不致再想投入今古文家派。我本来看了清代学者卓越的成绩,也想治经学,然而总得不到一个治学的目标,虽也上了崔先生两年《公羊学》课而不得其中心;及至见了钱先生,他和我谈了多少次,我始认清一个目标,知道他们治经学的任务不是要延长经学的寿命,乃是正要促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而把经学的材料悉数变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所以董仲舒和京房等是系统的经学的开创者,而我们乃是经学的结束者。我们要结三千年来经学的帐,结清了就此关店。—以上说的四位先生,梁与章给我以批评的精神,胡给我以整理的方法,钱给我以研究的题目,我的学问到此方始有一个雏形。只是我的命运不佳,刚具这雏形时便逢了九一八事变,扰扰攘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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