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中国史料的范围和已有的整理成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8 次 更新时间:2016-09-18 14: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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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此文是1963年1月2日顾颉刚先生应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邀请而做的发言。文章收入《顾颉刚全集》,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顾潮研究员惠寄,本刊发表此文,以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发表八十周年。

  

   主席、诸位同志:

  

   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征集文史资料工作,三年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已普及于全国,而这次会议又集合全国各省区和重要城市的代表于一堂,作深入的讨论,对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举行了一个奠基的典礼,这是在我国历史上应该永远纪念的一件事。

  

   我自己首先向诸位同志道一声惭愧。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的工作对象应当是古代史,而且是最古的商、周史,可是古代的历史为了语言文字的隔阂,假借字的滥用,钞刻的错乱,再加上资料的贫乏,有意的伪造和无意的误解,几乎一字一句都成为二千多年来聚讼不决的问题,要判断谁是谁非简直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情。为了这些困难拦阻在我们的面前,逼得我脑筋里占满了疑问。可是想要解决一个较大的问题,必须先解决有关的无数小问题,以及别种学科里的问题,因此必须恳求各方面的科学家来共同解决。我每逢到这样的盘根错节,宛如孕妇逢到难产一般的痛苦。然而难产的痛苦只有一时,至多几天,而我们的痛苦则须经历很长的岁月,甚至自己完成不了,还要希望一传再传的青年们作“接力赛跑”,费了更长时期的劳动来摸出一条线索。在这等情况下,每一个工作者总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做不出太多的成绩。我也不是例外。因此为了工作,精神上永远没有一个宁静的时候。

  

   然而我生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前一年,我们祖国的命运正在极度坎坷磨难之中,靠了一班维新人士和革命烈士的热诚改造,不惜自我牺牲,引得全国人民的思想天天在进步,社会情况也天天在变化。我从有知识起,处于一切剧变之中,就想搜集资料,保存这一个伟大时代的史实。当清朝末年,我在中学读书,民国初年,我在大学读书,每天散课后,走上街头,总爱在地摊上寻寻觅觅,得到些各地方、各政权、各党派、各事件的文件和书刊。北京是全国政治的中心,地摊上这类东西特别多,为了顾问的人稀少,价格便宜,往往十几枚铜元就可以买来一捆。在这里,可以看到维新运动、民教相仇、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官吏横暴、政党斗争、反动会道门欺骗活动等等史实。这些资料,经不起天天搜集,到我四十多岁时已占满了三间屋子。抗日战争时,我离开北京,书物大量损失;到胜利后东归,收拾残剩,这类近代史料还有两万多册。那时为了我住在上海,房屋容不下,又自想年近六十,学术工作的战线应当缩短,所以就全部捐与合众图书馆,今归上海图书馆。据馆中职员告我,其中确有许多孤本,是各处图书馆所没有的。可见不论什么人,只要他肯随时随地注意,就会得着许多资料,为后代人保留下某些部分的历史事实。

  

   自从1959年,本会在周恩来主席的领导下成立,派我担任副主任委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新项目,这个工作不但可以提高近代史的科学研究,而且可以使全国人民作深彻的新旧时代的对比。因而可以清楚地认识,旧社会怎么变人为鬼、新社会又怎么变鬼作人的实况,从而热爱党,热烈拥护党的一切创造性的措施,我非常乐于担任,希望贡献出我的若干力量。只因本岗位的工作是古代史,而古代史中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它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还嫌不够,无法抽出功夫来分担本会工作,所以三个年头轻易地过去了,我却连回忆的文章也写得很少。这是我非常疚心的一件事情,我应当趁今天的大会,自己提出来公开检讨!

  

   可是,历史是一条割不断的长流,近代史和古代史虽没有直接的关系,总该有些间接的关系。因此,我接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就在这次大会上,向诸位同志讲一讲古代史的资料问题,以及我国史料的范围问题,来供大家参考。如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诸位同志严格地指正!

  

   我国什么时候开始有文字,这个问题现在还因资料不足不能解决。自从有了文字之后,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需要,就设置史官,这有安阳殷虚出土的商代后期甲骨文字和各地陆续出土的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作证。那些为商、周王朝服务的史官,他们的工作有下列几项:(1)为帝王作册文来任命官吏;(2)王室举行任何典礼时作赞礼人;(3)看了天象来规定耕作的日期和程序,颁布到下层;(4)为帝王的任何疑难事件而占卜;(5)用各种方式记录国家和帝王的事情,也记录帝王和大臣们的说话。用现在的话来说,史官就是秘书,史官的头儿唤作“尹氏”或“太史”的就是秘书长。把现存的古书来说,《尚书》就是他们的作品。既经帝王的手边的有史,由他分封出去的诸侯们当然也可以有史,就是诸侯们所分封出去的卿大夫们也可以有史;把现存的古书来说,《春秋》就是鲁国史官的作品,《竹书纪年》就是魏国史官的作品,《晏子春秋》就是齐卿晏婴家庭里的史官的作品。王国、侯国、卿大夫家的史官多到不可胜数,所记录的事件必然达到极度的繁富,这是我们可以推想而知的。

  

   不幸的是,无数史官的记载竟大量地散失了。所以散失的原因,是和他们所用的物质工具分不开的。他们记载的工具,极大部分是竹简,竹子有节,如果他们把每节切开,削制成若干片子,这片子一定很短;如果他们连两节切开,那么片子就加一倍长。短的竹简不过周尺六寸,字写得大些不过七八个;长的竹简有一尺二寸,字写得小些就可有二十五个。竹简一片片地排列,正像现在用的卡片一般,因此需要有绳子编着或捆着。凡是一个文件,决不会只有十几个字,它必须占了若干竹简。史官们写完了捆起来,叫作一“篇”。也有木头制的,或和竹简一般大,有的比竹简大些,可以写一百多字,叫作“方”。及至丝织业发达,贵族榨取既多,就用帛来写字,那便没有限制了,他们每写完一个文件,把它裁剪下来卷起,叫作一“卷”。可是无论竹、木、帛,都是不能经久的,过了几百年一定风化了,腐烂了,蠹蚀了,脆碎了,当时既想不出保存的好办法,重抄一遍又太费事,只得听它湮废了。到秦始皇打平六国,为要消灭各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故意把史书焚毁,传下来的就更少了。到现在,要看竹木简的形制,只有雨量极少、土地干燥的西北地方还能挖出一点,宁夏居延海旁黑城子的汉简就是一例。在南方发见竹简的,是信阳和长沙的战国楚墓,这因为这些贵族的坟墓造得非常坚固,墓内藏物和外边空气隔绝,所以还能保存下来,就是帛画也有留遗。至于甲骨和青铜器是不易腐烂的,它们被压在废墟里,逐渐被人发掘,重新回到了人间。从宋代起,学术界注重古器物,著录了钟、鼎、簋、盘等等的铭文和图像,编成许多书;经过八九百年的努力,始有近真的理解。甲骨则从发现到今天不过六十余年,学者们在金文研究的基础上来研究甲骨文,当然事半而功倍。这两种东西就成为我们研究商、周史的重要资料。

  

   甲骨文和金文固然是最真实的古代史料,但因年代太久,有些文字不容易认识,而且太零碎了,如果没有系统的史料作参证就没法比较研究,因此必须结合了古书才可推进研究工作。儒家的《六经》是周代传下来的古书,也就是地下遗物最好的比较参证的资料。六经实际上只有五部,是《诗》、《书》、《礼》、《易》、《春秋》。后人因为一个字不便称呼,前四部书又叫作《诗经》、《尚书》、《仪礼》、《周易》。还有一种《乐》,乃是歌《诗》时的乐谱,猜想它的形状就像现在的琴谱、曲谱,只因汉代儒者重义理而不重技艺,所以没给传下来。这五部经本来都是周代史官和鲁国史官保存的,到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教授学生,就取来当作教科书,所以在孔子门下的人大抵懂得这一套。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又用这套东西传授下去,更加上了自己新创的学说,托之于古代,形成了儒家思想,因而这些书也就被认为儒家的经典。汉代的人们过分尊崇孔子,捧他作教主,希望把他由人转化为神,这些经典也就各个穿上了神秘的外衣,似乎确有古圣先王的崇高的道理在内,应该“天不变,道亦不变”了。

  

   固然这些经典都已涂上了儒家的色彩,但一经分别“经”和“传”,揭开经的本质,还是平平无奇的史官记载和乐师歌唱。《诗经》,是宴居时所奏的各地小调和在朝廷、宗庙行礼时所奏的大曲。《尚书》,是帝王和诸侯们上下告语的档案。《仪礼》,是贵族们行礼的节目。《周易》,是用蓍草占卜的筮法。《春秋》,是鲁国史官逐年记录的国内外大事。这些本质,从前人也已看出,所以明、清两代常有人说“六经皆史”。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六经都该是我们写作古史或研究古史时所凭藉的一大堆史料:《诗经》是音乐史和文学史的资料,《尚书》和《春秋》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的资料,《仪礼》是社会史的资料,《周易》是宗教史的资料。当然,话不该说得这样简单,例如《诗经》里也有社会史、政治史和宗教史的资料在,这不过指出它的主要成分而已。五经之外,后来再加上了几部古书,称为《十三经》,我们也可以说:《周官》是官制史和经济史的资料,《考工记》是手工业史的资料,《左传》是政治史、军事史和社会史的资料,《礼记》、《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都是伦理史和哲学史的资料,《尔雅》是语言史和经典解释的资料。

  

   如果再问:这些书为什么称为“经”?是不是一称为经就表示它有超过其他书籍的地位?那么,近人章炳麟早已解释过:“经”乃是丝线的意思,竹木简必须用了丝线编起捆起,才可以使它不散乱。可见这原是一种平常的工具,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可言。比丝线坚韧的还有皮带,然而用久了也会断裂,所以汉代人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韦就是皮带,如果“经”有崇高的意义,难道“韦”也有崇高的意义吗?总之,无论用经用韦,都不能经久,竹木简一不小心就会散得满地,从地上捡起来再排时就会错乱,所以古书里常有“错简”。又因为竹木简容易腐烂和蠹蚀,所以古书里就会有“缺文”。宋代王安石说《春秋》是一部“断烂朝报”,真是一语破的,这不是主观的“诬圣”,乃是客观的事实,不然,哪会有“夏五”、“郭公”等不成句的文字呢?因为有了这些错乱和残缺,使得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历史,整理古代书籍,都成为极其艰难的工作。然而我们应该说一句公道话,如果没有儒家,也就没有五经,我们对于古代中国益发摸不清头脑了;五经虽然断烂,究竟还是较有系统的古史料。

  

经既在汉代人的解释里成为最崇高的经典,可是它只记载了商、周的事情,偶而上边谈到虞、夏,下边谈到战国,对于当前的汉王朝却没有一字提及。这就使得为汉王朝服务的儒生们发急了,他们想补作一经来弥缝这个缺憾。第一个是司马相如,他在《封禅文》里说,大汉的威德上达九天,下流八方,所以他准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传之无穷”。只因他犯了消渴之疾死了,没有作成。第二个是司马谈,当汉武帝初期他任太史令,知识既广博,又饱读皇家的“金匮石室之书”,想到孔子已死了五百年,又有不少的“圣主、贤臣”足为世法,应当做一部书接上六经,就发凡起例;搜集资料,从事写作;不幸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时没有带着他去,而他有强烈的宗教感情,以为封禅是上帝付给新朝天子以法统的无比光荣的典礼,他不得参加是件天大的憾事,一气成病而死了。他的儿子司马迁继任父亲的官职,就把父亲遗下来的旧稿继续编纂,虽因李陵被迫降了匈奴,他保证李陵不反,判处了残酷的腐刑;精神上痛苦万分,但他为着完成这一任务而艰苦奋斗,终于出现了一部光照千古的巨著《史记》,不但真可以继承六经,而且他方法的周密,眼光的远大,搜罗的广博,简直前无古人,商、周以来的无数史官都应该向他低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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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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