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君:“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根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66 次 更新时间:2023-05-08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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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君  

 

1939年,国难当头。历史学家顾颉刚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以鼓舞全民族团结抗战。刚从英国留学回国的费孝通随后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提出商榷意见,引发学界热议。尽管这场讨论发生在80余年前,但对于今天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仍有启示。

生发于历史,自觉于近代

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为解决“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的问题。他认为,中华民族不易团结起来的关键之一,在于“民族”概念的误植误用。“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人们望文生义,误把“民”理解为“人民”,“族”理解为“种族”,即“具有相同的血统和语言的人”。这种偏差被不断讹传,形成混乱的“民族”观念,不但血统、语言相同者可被视为一个“民族”,甚至宗教、文化相同者也被视为一个“民族”。于是,中国境内将出现按多种标准划分的各式各样的“民族”,这使得中华民族能否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便成了问题。加上外国侵略者推波助澜,历史上团结已久的中华民族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顾颉刚通过梳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指出:夏商周时期,中国境内诸族已开始由多元走向融合;秦始皇统一中国,一个由多元融合而成的民族实体已经形成,并产生“一个”的意识;此后历代政权虽有分合,但这个民族“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的意识也愈发牢不可破;近代以来,在强敌入侵的压力下,这个民族被正式冠以“中华民族”的称号,“一个”的意识进一步被激发,实现了真正的觉醒。他总结道:“‘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

既然中华民族是客观存在的民族实体,其界定标准是否局限于血统或文化?顾颉刚指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没有狭隘的血统观念,而是“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的开放而包容的文化观。基于此,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各族才得以不断融合发展,早已分不出纯粹的血统。各族文化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

基于上述论点,顾颉刚提出:“民族”的本意应是“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们”,核心要素是精神层面“团结的情绪”。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是因为这一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的认同意识。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自清末革新人士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后,讨论者虽众,却鲜有人通过历史事实予以证明,这正是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重要贡献。正如白寿彝的评价:“这个口号虽久已喊遍全国,但用事实来作证明的,这还是第一篇文字。”受时代条件影响,顾颉刚的论证尚有不完善之处,进而引起一些学者商榷。

以西方概念为准,还是以中国历史为据

费孝通读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后,致信顾颉刚并提出两方面意见:其一,顾颉刚极力批评人们误解“民族”概念,但真正误解这一概念的正是他自己。顾颉刚所否定的内容,正是“民族”的本意,它的判定标准就是客观上“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不是主观上自觉为“一个”的认同意识。顾颉刚所肯定的“民族”,相当于“国家”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表达的是“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的政治团体是一个”。其二,中国境内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客观存在,不应也无法回避。顾颉刚试图通过慎用“民族”概念来回避民族差异,谋求政治统一,这一做法是“迂阔”的,“犯着巫术信仰的嫌疑”。因为政治能否统一,关键在于各民族能否获得平等地位,与民族间的差异并无必然联系。

单从民族理论看,费孝通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但就客观实际而言,顾颉刚并非“迂阔”,其慎用“民族”概念的主张自有现实考量。在1937年至1938年的西北考察中,他发现因为人们说惯了“民族”这个词,一旦出现摩擦纠纷,往往不分缘由地拔高到“民族之争”,“扩而充之至于天崩地裂”。事实上,很多时候冲突各方并不是两个民族,只是被错误的“民族”观念所诱惑和煽动。因此,慎用“民族”概念是现实需要,而不是理论上该不该、要不要的问题。

费孝通和顾颉刚的分歧并不限于出发点不同,更重要的是参照对象不一致而造成的概念认知差异。作为历史学家,顾颉刚对中华民族由多元逐渐融成“一个”的历史早有清晰认知。当他发现“民族”概念的误用,使得早已融成“一个”的中华民族面临分裂时,便把事实叙述出来,纠正人们对“民族”的认知。费孝通则不然,他根据西学知识把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转换为中华民国的政治能否统一,进而讨论民族差异与政治统一的关系。无论费孝通的观点合理与否,他都没有正面回答中华民族是否存在、是什么、是不是“一个”等问题。费孝通关注的是西方人类学的“民族”概念,自然更看重“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非民族认同意识。

二人的分歧凸显出一个重要问题:界定中华民族,是以西方“民族”概念为准,还是以中国历史为据?是关注“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还是注重自我认同意识?顾颉刚明确坚持中华民族“决不建筑在语言、文化和体质上”,而是建立在“团结的情绪”即自我认同意识上。半个世纪后,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正面讨论了“中华民族”问题,可以看出他态度的转变。

回归中国历史的概念构建

与顾颉刚相比,费孝通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证要更为周密完善。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基本接受了顾颉刚的观点。

就“一体”而言,无论是论证方式还是基本观点,费孝通都回到顾颉刚的立场。他通过梳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来证明“一体”:中华民族从最初的多元起源,历经长期发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形成“凝聚核心”;此后,在历朝历代的民族接触中,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壮大,形成一个“自在”实体;近代以来,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这个“自在”实体逐渐转为“自觉”。这与顾颉刚的观点并无根本不同。

就“多元”而言,费孝通已不再像当年批评顾颉刚时那样,主张“中国人民不但在文化、语言、体质有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时常成为社会分化的根据”,反而在论述“多元”时,指出融合的事实,“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发生混合、交杂,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说是‘纯种’”。而这正是顾颉刚反复强调的。

就“民族”的界定标准而言,费孝通同样承认或接受了顾颉刚的观点,明确提出“民族认同意识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民族认同意识”与顾颉刚所说的“团结的情绪”、“民族意识”基本一致。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顾颉刚的不少说法也得到延续,例如形容中华民族的形成“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以及在此过程中“先进”与“后进”的关系等。

费孝通推进了有关中华民族的认识,当年顾颉刚没有妥善处理的方面,如汉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多元与一体的关系等,都得到了解决。回顾这一过程,可以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华民族发展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益借鉴。

首先,认识中华民族,必须充分尊重中国历史,不应盲目对标西方概念。顾颉刚正是通过梳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并指出当时流行的“民族”概念与中国历史不符。费孝通在《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中承认:“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二人观点趋于一致,证明尊重中国历史在认识中华民族问题上的重要性。

其次,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由多个民族融合而成的实体,其根本特征在于牢固的自我认同意识,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不在于血统等因素。这种共同体意识在数千年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在近代以来共御外侮的过程中日益觉醒并不断强化。

最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概念虽然在近代以来才出现,但它并非为迎合政治需要向壁虚造的结果,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历史发展的总结和提炼,建立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基础之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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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历史评论》202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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