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玄:关于无聊的小说和猫的游戏精神

——一个“京漂”在北大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26 次 更新时间:2008-09-18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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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玄 (进入专栏)  

大家好。这个教室对我来说,还是很亲切的,我曾多次在这儿听过讲座,但今天上台来讲,感受还是很不一样,我发觉,坐在下面听,比在上面讲,要舒服得多。今天我说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无聊的小说,主要材料是我自己和图森的小说,我说的无聊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骂人的话,而是指一种丧失了意义的生活状态,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后现代生活状态。无聊,是我的生活状态,也是你的生活状态,也是所有人的生活状态,这是存在最基本的一个困境。我要说的另一个话题是猫的游戏精神,这是面对世界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小说的一种精神。

在说无聊的小说之前,我想先说我自己,因为我的生活状态和图森的小说是可以互证的,它们共同指向一种美学状态,就是无聊。而且无聊这个话题,容易引起误解,我也只能拿自己开涮。

我现在是“京漂”族中的一员,我已经做了四年的“京漂”,在此之前,也就是2000年之前,我呆在温州乐清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县级市,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雁荡山,但是,乐清在当下最引人关注的并不是雁荡山,而是它是所谓“温州经济模式”的发源地,那个地方相当富庶,千万富翁遍地都是,在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被砸死的可能就是一个千万富翁。当然,我是那个地方的—个穷光蛋,因为我没有去做生意,而总是在思考世界如何如何。我在那儿做过两份工作,先是乐清市委办的秘书,我参与起草过几份对乐清还蛮重要的文件,我差不多是个好秘书,如果循规蹈矩的话,我现在有可能是乐清某个局的副局长,运气好的话,也有可能是局长。但是,我只当了一年的秘书,就自己跑掉了,我无法忍受那种官场的生活,那一年,我参加了无数的会议,都是一些一本正经的废话,官场的生活,看上去极其严肃,其实极其无聊,那是一种一本正经的无聊,而且你不能说出这是无聊的,必须忍着笑维护它严肃的面孔。我从市委办跑到了电视台,如果是组织上正常的调动,应该是当点什么的,但我是自己逃跑的,所以什么也不是,我只是当一个记者。这是我的第一次逃跑,这是一条往下走的道路,当地一些人看我从市委办到电视台,竟没有混上一个副台长之类的职务,都认为我肯定是受了某种处分,他们从此也就不理我了。我也无所谓,反正我跟他们也不是一类人。其实,在电视台当一个小记者,也没什么意思,不过,电视台有不少美女,跟美女呆在—起,总比坐在会议室里一本正经开会好玩。

我愿意选择一条向下走的道路,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骨子里是个文学青年,我准备或者说梦想当一个作家,对作家以外的东西,我都不在乎。我的这种选择,跟温州那个地方的价值取向是完全相背离的,温州是个只认钱的城市,在温州准备当一个作家是相当荒谬的。就算我已经是个作家了,又怎么样?在温州,如果我说我是个作家,或者别人介绍我是个作家,人家往往是茫然的,他们不知道作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知道作家是个什么东西的,往往又是不屑的,他们也许有文化上的自卑感,也可能是把作家看得过于神圣,他们不相信温州这种地方也会有作家。一本叫《温州青年》的杂志,索性把本地作家出的书说成“出恭”。总之,在温州想当一个作家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只有傻瓜,才想当一个作家,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傻瓜。

我是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写小说的,我至今还相当满意的一个中篇《玄白》写于一九九二年,当时,我满怀信心地四处投稿,但所有的刊物都约好了似的,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写作是需要发表的,没地方发表的写作很难坚持下去,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也就渐渐的远离文学了,这是很糟糕的一种状态,有好些年,我什么也没写,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我根本就不该在九十年代开始写作,九十年代是一个拒绝写作的年代。八九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文坛是喑哑的,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大部分文学刊物虽然还继续在办,但刊物的编辑大都心灰意懒,一般不看自然来稿,选稿基本上在原来已有的小圈子内进行,几年前,一家刊物主编跟我说,从八九年到一九九九年,他们刊物从来不看自然来稿,像我这种文学青年的来稿,完全被取消了被看权。文学在九十年代之所以急剧地边缘化,除了社会重心的转移,跟文学从业人员的集体怠工也是有关的。直到—九九八年,以一群“美女作家”的集体亮相,文学新人才又重新被关注,但是,这群文学新人首先是以美女的身份被关注的,我不是美女,连女的也不是,所以还在文坛之外。现在,我也成了一个文学编辑,大概是文学青年当得太久了,很知道发表对于文学青年的重要性,所以我发的大都是新人的小说,我很少约名家的稿子。

让我到现在也搞不懂的是,我之所以从乐清到北京,居然跟世纪之交的两个重要日子有关。1999年8月18日,也就是诺查丹玛斯预言世界末日的那天,我特别记得这一天,我虽然不太相信这天就是世界末日,但我希望它是,能够亲眼目睹世界末日,死了也是值得的。诺查丹玛斯说,8月18日,愤怒天使从天而降,有天使从天而降,不管她愤怒不愤怒,都是值得一看的。但我觉得,关于世界末日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唐朝的李淳风在《推背图》里的描述,他看到的世界末日是这样的,禽兽皆著衣,人皆裸体奔驰于天下。但是,8月18日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记得那天阳光特别灿烂,那天,一个叫徐刚的作家来到乐清,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徐刚对我竟是如此重要。我和几个朋友陪他去雁荡山玩,一路胡言乱语,觉得和一个作家在一起度过8月18日,也是很好玩的。夜里我们出去吃夜宵,徐刚见路边小店的铅锅里煮着肉骨头,顿时眼睛一亮,挑了一块大得吓人的猪腿骨坐下,忘乎所以地啃将起来。他长着一个硕大的脑袋,一圈银发绕着一个闪闪发亮的秃顶,只见他的银发一抖一抖的,一个大骨头就啃完了,似乎还不过瘾,又向店家要了吸管,插入骨头内部猛吸骨髓,嗤嗤有声。他那个样子非常好笑,我忍不住就开了一句很不恭的玩笑,说,徐老师啊,你啃的骨头比狗啃的可干净多了。徐刚哈哈笑着,说是的,是的。我又说,等你死了,我写篇纪念文章,题目就叫《徐刚啃骨头》。徐刚又哈哈笑着。说好的,好的。

大概是我的玩笑表现了一个文学青年应有的放肆。徐刚开始关注我了,临走,他叫我拿篇小说给他看看。我就把很早以前发在乐清文联内部刊物《箫台》上的《玄白》,复印了一份,让他带走。

我说过《玄白》写于1992年,那篇东西写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如何痴迷于围棋,那是一种很认真的游戏。我写得也很认真,主题是指向传统的道家的人生观,与传统文化有直接的继承关系,甚至结尾就来源于《世说新语》,我几乎照搬了嵇康下围棋的故事,嵇康下棋的时候,他母亲死了,但是他不理采报丧的人,坚持把棋下完,然后号啕大哭,吐出一口血来。我自以为《玄白》写得有点境界,那是我倒霉时期的一个乌托邦,当时我的生活境况很不好,寄住在乐清中学学生宿舍的楼梯间里,楼梯间原是堆放废弃的杂物的,我住在里面,就像一件被人遗弃的杂物。让我高兴的是,杂物间的窗外长着一丛惹眼的水竹,我就坐在窗下望着那丛水竹写作,心里竟意外的宁静。水竹对我的写作似乎有某种潜在的影响,至今我还觉着《玄白》里包含了竹子的某些气质,好像竹子是《玄白》的另一个作者。但在一九九九年,我对《玄白》早已不抱希望了。

不料徐刚回京以后,在电话中说,《玄白》他看上了,已经推荐给《小说选刊》。不久,《小说选刊》原副主编傅活先生打电话问我《玄白》是在哪儿发的。我说《箫台》。傅先生说,《箫台》是哪儿的刊物?我说,乐清文联的内部刊物。傅先生在电话里嗬嗬笑着,说内刊我们不能选,这样吧,小说我们看上了,我给你先推荐到公开刊物发表,然后再选。后来是傅先生自己把稿子送到了《青年文学》主编李师东手上,这样,我这篇写于1992年的小说,事隔八年之后,终于在2000年出世了。

若不是徐刚和傅活两位前辈,我想,我肯定跟文学没有关系了。《玄白》的发表,使我重新又回到了写作状态。2000年,对我还是很重要的,这一年,就是所谓的新千年,千年曙光最早在温岭石塘的海边出现,那地方就在乐清隔壁,很多人都极其兴奋地赶去看千年曙光。我也去了,我是被朋友硬拉拉去的,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我觉得所谓千年曙光纯粹是一种虚构。而且我对新世纪也不抱什么希望,当时到处都是奔向新世纪的标语,这很可笑,我说,奔向新世纪?奔吧,新世纪那边有一泡狗屎等你去捡。但是,去就去吧。那海边,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就像一个硕大的蚂蚁窝,这说明对新世纪充满希望的人还是很多的。我们站在海边的一处斜坡上,等了几个小时,终于看见太阳从海平线那边很平淡地出来了,开始一点也不像太阳,而是像涂了口红的女人的嘴唇,有点性感,慢慢地那嘴唇越张越圆,红红的就成为一轮日出了,于是就沐浴在新千年的曙光里了,等太阳升得老高,再也没有新的感觉了,我们下山,我记得我困得要命,我想起《日出》里的妓女陈白露的一句台词,太阳出来了,但是太阳是他们的,我要睡觉了。

我说这些,大概是想表明我当时处于很颓废的状态,但很奇怪,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千年曙光时不时地总在我的脑子里出现,好像我的脑子是千年曙光的一个屏幕。在我的记忆里,千年曙光是女性的,性感的,千年曙光似乎为我提供了某种活力,我突然不想在乐清那个地方,那样无所事事地混下去了,我再次选择了逃跑,于是我来到北京,成了“京漂”。

我来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北大,我是来北大中文系进修的,我自个掏的学费,不久我就发现,原来北大的课堂是完全开放的,谁都可以旁听,像著名的沈从文,当年也是北大的旁听生,而且这个传统依然完好地保存着,我想在北大听课,完全没必要交学费,至今我还后悔,这笔钱花得真冤。中文系的课我差不多都听过,历史系、哲学系的也听过一些,我喜欢听课,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相当不错,坐在课堂里一点也不用动脑子,爱听不听的。我听课可能跟大家有点不一样,我没有目的,我不过是个学术消费者,其实我不知道我干吗要听课,有一次,车槿山教授就问过我,听课对你有用吗?我摇头说,没有用。车教授说,那你干吗要听?我说,我喜欢。车教授大概觉得我蛮另类,我们就不仅仅是师生关系了,同时也成了朋友。这个意思,我在一个叫《读书去吧》的短篇小说里表达过,那个叫郑君的人物,也是个莫名其妙的温州人,他想去读作家班,过那种听课、睡懒觉、想女人的大学生活,但最终他被大学拒绝了。

在北大,我对一群人特别感兴趣,就是那群旁听生,他们被称作北大边缘人,因为我也是北大边缘人。这群人身处校园和社会的结合部,既有流浪汉的气质,又有学生的单纯,他们看上去很有个性,但他们又是没有身份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很有点后现代的意味。我曾经想写一个关于北大边缘人的长篇,我查过北大历史上那些著名边缘人的资料,比如沈从文、丁玲、杨沫等等,我还采访了不少北大边缘人,有些人确实让我印象深刻,一位住在西门外的老兄,他的志向是做哈贝马斯那样的哲学领袖,他原来是某个工学院的学生,但他读到大二就自动放弃了,跑到北大来旁听,已经旁听了7年。大概是很有学问了,他觉得他原来上学的工学院总共五千师生加起来,也没有他一个人重要。那天,我去拜访他,是初次见面,我说,什么时候拜读拜读你的论文,他一点也不客气,说,你看不懂的。我说,我也懂点哲学的,没准能看懂一点。临走,我又客气了一句,非常遗憾,没读过你的大作,还不了解你的思想。他送我出来,送了很远,我感动的拼命握手,说,别送了,别送了。他停那儿,并没有回去的意思,突然,他很严肃地告诉我,说,你刚才有句话,我听了很生气。我赶紧问,哪句话?他说,你刚才说,你没看过我的大作,不了解我的思想。难道你看过,你就懂?你就了解我的思想了?你太自负了,你是在侮辱我。我看着他,他非常严肃,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我这才知道他不是来送我的,而是来抗议的,我就不知道怎么表示了。我现在还很清晰地记着他那种很严肃的抗议的表情,可惜我到现在也没有写这个长篇,我只写了一个叫《同居》的中篇,也是以北大边缘人为原型的,写那种男女同住一屋的想象空间很大的生活,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去年九月,鲁迅文学院举办了一个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每个省一至两个名额,我说过,我喜欢读书这种生活,我作为浙江省的代表,成了这个班的学员,我就告别了北大边缘人的生活,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一起混了。临近学期结束,《当代》杂志社来到鲁院,准备在这个班里物色一个编辑,他们知道我是在北京混的,像我这种“京漂”,通常很廉价,而且水准想必也不会太低。他们就找了我,《当代》的主编常振家先生问我以前有没有当过文学编辑。我说没有。常主编就有些犹豫了,我大言不惭说,我虽然没当过文学编辑,但没什么,我肯定是个好编辑。常主编的脸上就有些惊讶,后来,我们又谈了一次,他问我要不要调动?我说,不要,就聘用吧。他说,为什么?我说,调动太麻烦,我调不动。我熟悉现有的这个体制,我知道调动一般是要把人累死的,我想何必呢。这样,我现在就成了《当代》的编辑。我说,我肯定是好编辑,当然是吹牛皮的,其实,我不过是个很平庸的编辑,但我希望大家给我赐稿,如果我组到了好稿子,那我确实就是好编辑了。

我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具体地说,就是过完了今天再说。我的未来将会怎样,我一点也不知道。“京漂”肯定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这种生活看起来似乎很自由,面前好像有无数个方向,其实什么方向也没有,这是一种完全悬浮的状态,跟什么都没关系,我呆在北大、呆在鲁院、呆在《当代》,其实这些地方跟我都没关系,我只不过是一个局外人。像北大边缘人,本身就是一种尴尬的命名。我活在一种没有身份的、无名的状态之中,惟一拥有的就是不确定性。这实在是一种很尴尬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用学术的词语描述,大概可以说使我从现代进入了后现代状态。像现代派文学,不断地在追问,我是谁?其实现代派是知道他是谁的,那是一个主体在追问,在进行形而上的追问。现在,我也在追问,我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是谁?这是很具体的,因为我是“京漂”,“京漂”说明我在北京漂,我和北京之间无法建立认同感,我和我置身其中的现实,失去了最基本的身份认同,那我还怎么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京漂”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当然不好,但我并没有打算回去,我还是在北京漂,实际上,我回去生活要容易得多,我可以在乐清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整天东游西荡,无所事事。但是衣食无忧又怎么样?无非也就是回到原来我已经放弃的那种生活,谁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都说没干什么,什么也没干。我坐着等死,就像成语所说的坐以待毙。其实,在外面漂久了,想回去也是回不去的。我也经常回去住一段时间,但我发现,我在家里像个游魂,我对乐清这个地方感到很陌生,按加谬的说法,对你原来熟悉的东西感到陌生,荒诞感就产生了。荒诞就存在于人和现实突然发生的断裂之处,那么我就成了一个荒诞的人了,所以我还是不顾一切地逃走。

像我这样跟文化有点关系的“京漂”,据说,在北京就有十万以上,我不知道他们的境况怎样?我估计,也不怎么样。因为在北京,到目前为止,这个文化体制还是垄断性的,根本就没有“京漂”的位置,“京漂”的生存空间是极其狭窄的,“京漂”必须为生存而奋斗。像我这样写小说的,大家知道,小说稿费之低已经到了很可笑的地步,而且超过800元还得纳11%的税,也不管你这个小说是写了一年还是两年,统统都按一个月算。单靠写小说是要饿死人的,所以我还必须被某个文化单位雇用,做个打工仔,才能活下去。这种状况确实是让人担忧的,前不久,我和李敬泽等几个人一起吃饭,李敬泽很关切地问,你有什么打算?我说,没打算,混嘛。李敬泽说,那你以后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混嘛,等老了,混不动了,随便往哪个街角一坐,然后脑袋一歪,哐当一声,死了,游戏就结束了。李敬泽大概觉得这个结局过于悲惨,又作了一些修改,他说,是坐在街角晒太阳,然后往身上挠挠,抓几个虱子嗑嗑,就像嗑瓜子。

李敬泽说的是阿Q的生活,当然是玩笑了,我并不希望我的未来就是这样。但是,像我这种流氓无产者的结局,最有可能就是这样。

不过,这种生活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好处就是使我从存在的困境又退回到了生存的困境。但是,今天我不想谈太多的生存困境,我想谈的还是存在的困境,也就是无聊。

开头我说过,无聊是存在最基本的困境。是任何一个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遇的,无聊的状态是这样的,当你和无聊遭遇,时间就停止了,意义也丧失了,你处于空无之中,这种状态类似于死亡。二十年代的湖畔派诗人汪静之,写过一句关于无聊的诗,他是这样写的,无聊得连女人的屁股也不想摸。汪静之这样叙述无聊的时候,他作为男人就已经死了。汪静之因为这句话,被鲁迅讥为“摸屁股诗人”。这个讽刺也不过就是个讽刺,其实鲁迅本人,比谁都更经常地陷入无聊状态,有人就《鲁迅全集》统计过他的用词,鲁迅在他的一生中,使用次数最多的一个词,竟然也是无聊。可见无聊是生活的常态,谁都躲不了的。我忘了是叔本华还是尼采说的,天堂和地狱代表人生的两极,地狱代表痈苦,天堂代表无聊。

但无聊又是被以前的文学所忽视的,我说的以前是指后现代以前的文学。后现代以前的文学,总的来说,都是追寻意义的文学,比如浪漫主义是关于激情的叙事,现实主义是关于批判的叙事,现代派是关于痛苦的叙事,痛苦、激情、批判,在这些作家眼里,肯定是有意义的,而无聊恰恰是丧失了意义的生活状态,被以前的文学所忽视,也就很正常了。当然,无聊在以前的文本里也有出现,不过,都是零碎的、片断式的,它不占据文本的中心。

无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成为文本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我所知,是从图森的小说开始的。我不清楚大家对图森是否已经很了解,图森前年来过中国,到过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但是,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我估计有人还是不太了解,我想还是简单地介绍几句,图森是比利时人,但他是在法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之后最重要的法国作家之一。图森的作品非常少,至今也就两本书,一本叫《浴室-先生-照相机》,是三个中篇小说集,有中文译本,另—本据说叫《犹豫-电视-自画像》,好像还没有中文译本。图森继承了法国文学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加谬的局外人传统,他的《浴室》里的人物,好像就是加谬的局外人跑进浴室里躲了起来,另一个传统就是新小说,他的语言很有质感,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几乎可以触摸。评论界把图森的小说命名为极少主义小说,或者叫简单主义小说,我觉得不是太准确,我认为图森是个无聊派作家。需要说明一点,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无聊派,这是我个人的命名,大家不要太认真。图森本人也没表示过他是无聊派作家,他只是说在《浴室-先生-照相机》那本书里,他什么也没有写,几乎一无所有。

《浴室》是图森最好的小说,其它两个跟《浴室》基本一致,但没有《浴室》好。《浴室》是第一人称叙述,一开始我就躺在浴室里,无所事事,胡思乱想,过着一种平静的抽象生活,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整天躺在浴室里,没有什么理由。我经常几个小时地观察浴室里的一条裂缝,毫无结果地想发现这条裂缝的进展。有时,我又试图获得其它的经验,我在一面小镜子里盯住自己的脸,同时盯住手表上移动的指针,但我的脸上毫无表情,从来就是毫无表情。

这个没有名字的只以“我”命名的人物,突然出走了,没有通知任何人,也没有带任何东西,他从巴黎到了威尼斯。他在巴黎有个女朋友,女朋友对他很好,第二天,他告诉女朋友,他在威尼斯。他们天天通电话,女朋友弄不懂他为什么不回巴黎,当她问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大声地重复她的话,为什么我不回巴黎?他的女朋友说,能否给我一个说得出来的理由?他说,不,没有。

这就是图森小说的人物,他的人物不管行动还是不行动,似乎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因为无聊。他的人物被无聊感所困扰,只有坐在浴室里舒舒服服的等死。这也是我的生活,我就是一直坐着等死,我也突然出走,从乐清来到北京,我也没有一个能够说得出来的理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北京做一个“京漂”。其实这种生活我并不喜欢。我觉得我的生活和图森的小说具有某种同构关系,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模仿,这说明图森在处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这个世界,既没有那么痛苦,也没有那么荒谬,但确实无聊。

图森算不上一个大作家,但确实是新小说之后的一个重要作家。小说写到新小说那儿,文本内部的实验几乎已经被穷尽,先锋作家们快要迷路了,我觉得是图森找到了一个出口,小说不再在文本内部试验,又重新回到了关注人类存在的困境上。无聊和痛苦一样值得关注,如果说现代派是地狱时代的叙事,那么后现代就是天堂时代的叙事。新小说之后,文学好像不再有什么派,以后如果还有什么派,我估计也就是无聊派了。

关于我的无聊的生活和图森的无聊的小说,就到此为止了。说到这儿,我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定的题目:关于无聊的小说和猫的游戏精神,其实是两个话题,原来我以为它们之间有逻辑关系,可以联在一起的。但是,当我想说猫的游戏精神,才觉着它们之间并没有太大关系。不过,猫的游戏精神确实是我面对现实的态度,也是我评价小说的一个标准,我还是想说一说。

最初,我是在阅读鲁迅的小说时,感受到这一点的,我觉得鲁迅是一只猫,鲁迅和世界的关系就是猫和老鼠的关系。猫吃老鼠,从来不是马上吃掉的,而是戏耍之,把玩之,猫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一种冷嘲热讽的游戏精神。猫的这种戏耍把玩的态度,完全摆脱了胃的控制,使充满暴力的进食过程,上升为戏剧性的一次审美活动。猫因此成为动物界独一无二的智者,在民间传说中,猫是老虎的师傅,老虎是百兽之王,猫无疑就是帝王师了。而鲁迅作为一个小说家,也正是这样,他对待他笔下的人物,也是一种戏耍把玩的态度,一种冷嘲热讽的游戏精神。他的《孔乙己》、《阿Q正传》、《故事新编》莫不如此。

猫的叙事是冷酷的、残忍的,同时也是愉悦的、审美的,猫的脸上总是混合着既像笑又像哭,既不像笑又不像哭的那种表情,大约就是果戈理所谓的“含泪的微笑”。猫的这种游戏精神,面对现实很可能是遭人厌的,而一旦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展现出来,却是伟大的。它赋予了小说从容、幽默、智慧、深刻、冷漠、凶恶等品质,小说因此在轻与重、快与慢、灵与肉、生与死、丑陋与优美、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挥洒自如。

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家并不少见。比如斯威夫特,他在《格列佛游记》里极其轻蔑地嘲弄人类,基本上不把人当人,比如钱钟书,他在《围城》里朝所有的人物都吐智慧的唾沫,以显示他过人的才华,如果详细罗列,大概可以写一本猫的游戏精神史。我以为,猫的游戏精神就是小说家的精神,这些具有猫性的作家,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他们使我明白,这个世界虽然丑鄙不堪,但只要有恰当的态度,还是很好玩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猫的游戏精神,不仅仅是面对世界的一个态度,同时更是面对自我的态度。因为作为小说家的猫,他叙述的可能不是别的,而正是自己,就像鲁迅在《野草》里写的,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这句子太斯文,我解释一下,就是不咬别人,就咬自己的意思。真正的小说家,我想是在自啮其身的时候,也是那么一种戏耍把玩的态度,那么一种冷嘲热讽的游戏精神。

我讲完了,谢谢各位。

(本文为吴玄2003年11月9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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