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类型与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9 次 更新时间:2016-03-19 2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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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 (进入专栏)  

       

   中国人一向看重人的地位,西洋人在古希腊时代,在文艺复兴以后,也一再有过同样的趋势。所谓看重,又有两个不同而相关的看法:一是把人当做一切事物与价值的衡量或尺度;一是把人当做一切学问的主要对象。人之所以为人,如果不先考查清楚,则其所以为其它事物的尺度者,在效用上势必有限,所以说两个不同的看法是相关的。

   无论中外,二三千年来,这两个看法的分量大有不齐,尺度的看法至少要占到十分之九,而学问对象的看法至多不到十分之一。在中国,一切客观的学问比较的不发达,这看法的分量事实上怕比十分之一还要低微,而尺度的看法也就远不止十分之九了。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道不远人,人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一类的话全都是尺度的说法;不过因为不知道这尺度本身究属是个什么,所能“神明”到的程度就大有疑问。在西洋,情形稍有不同,一面有尺度之论,一面也未尝没有一些学问对象之论,例如英国诗人波伯(Pope)就说过,“人的正当的研究是人”。到科学发达的最近一二百年里,关于人的研究也就不算太少,但是我们也得承认两点,一是人的研究在质量上远不及物的研究;二是人的研究事实上就是物的研究的一部分,是把人当做物的一种来研究的,是把人拆成若干物质的片段来研究的。因此,人究竟是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是很不了解,科学家至今还不得不承认“人是一个未知数”,好比代数里的X或Y一样。

   不过这并不是说,以前便完全不曾有过对于人的观察。即在中国,这种观察也是有的,并且这种观察还至少可以归纳成两路:一是等级的一路,例如上智、下愚、与中才之分;二是类型的一路,例如狂狷与中行之分。这两路孔子都曾经提到过,等级的一路我们目前搁过不说,只说类型的一路,因为它和我们题目的关系比较密切。

   人的类型不一,也可以有不止一种的分法。但狂狷一类的分法似乎是最基本的一个,从孔子的时代到今日,我们对它并未能有多大的损益。类型的名称可能有些变动,但观察到的类型的实质始终是一回事,即在近代心理学与社会学比较发达以后,情形也还如此。例如意国社会学家柏瑞笃(Pareto)喜欢把人分做进取与保守两类,进取一类叫做speculatori,保守一类叫做rentieri。前者不就近乎狂,而后者近乎狷么?又如奥国心理学家容格(Jung)把人分做内转、外转、与内外转不分明等三类。三类的西文名称是introverts,extroverts与ambiverts。内转近乎狷,外转近乎狂,而内外转不分明近乎中行。

   这里有一小点不同,孔子认为中行的人最难得,而容格认为内外转不分明的人最多。这可能的是因为时地既大有不同,类型之分布也就很有差别;也可能容格的看法是一个客观事实的看法,根据频数的分布而言,中行是必然的数量最大的,而孔子的却是一个比较道德的看法,他把中行的人看作天生就能实行中庸之道的人,那自然是不可多得了。事隔二千五百年的两个看法,表面上虽有不同,事理上却并不冲突。狷者一味内转,狂者一味外转,是很单纯清楚的。中行者内外转不分明,即时而内转,时而外转,不拘一格,不求一致,便比较复杂,其间可能再别为两种:一是无所谓行为准则的,那就是容格所见;一是有比较严格的行为准则的,即每一次作内转或外转的反应时,必有其道德的理由,那就是孔子所见。

   类型是天生的。类型是本性的一部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一句老话,近代研究遗传的人也认为类型不容易因后天环境而改变,从比较自然主义的立场看,类型的存在有它的演化的价值,正复无须改变。生物界有所谓多形现象(polymorphism)的说法,类型的存在就是此种现象的一个表示,而人类在一切生物之中便是最多形的,唯其多形,人类才最要讲求分工合作,才会有复杂的社会,才会有繁变的文明。

   我们不妨就狂狷两个单纯的类型举个实例。近代的英国政府便可以说是建筑在这两个类型之上的。保守党人近乎狷的一类,自由党人近乎狂的一类。近年以来,自由党的地位被工党取代,表面上好像是换了一个党,换了一批人,实际上可以说并没有换,这两个类型的人更迭掌握政权,时而保守,时而进取,时而有所不为,时而大有作为;结果是近代英国政治,在一切文明国家之中,是最稳健的,稳时不失诸静止,不妨碍进步,健而不失诸过激,不妨碍和谐。英国政治,洵如拉斯基(Laski)教授在最近的一本著作《当代革命观感集》固里所论,尚大有改良的余地,但这是一个大体比较的说法,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余年间,荚国政治的保守性大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而自由党的力量不足以抵制这种趋势,于是工党便日渐抬头,加以取代;这次大战一旦结束,混合内阁的局面再转而为政党内阁的局面时,如果英国民族的活力无碍,我们逆料工党是可以获胜的。总之,人的类型自有它的社会与文化的极大的效用,英国的政党政治便是最彰明较著的一例。

   上文云云,只是一个比较自然主义的说法。自然主义的立场固然有它的重要性,但还不够。我们必须添上一个人文的立场,那议论才比较圆满,才比较健全。类型之分并不是绝对的,而类型的发展却很容易趋于过度,所谓畸形发展的便是。任何畸形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个人不利,对社会不利,对民族的长久维持滋长也不利。再就狂狷两个类型做例子说。如果畸形发展的是狂的一流,则第一步是个人生活趋于肆放,以至于一味的肆放,狂与狷之间既不易了解,狂与狂之间也难期合作;于是第二步便是社会生活的趋于动乱,以至于长久不得安定;第三步可能的是经由选择的途径,狂的一流的人口,在质与量上逐渐的递增,而狷的一流人口,便逐渐的递减,更使社会的动乱,由一时的现象成为累世积叶的痼疾。狷的一流如果畸形发展,结果当然相反,而其为不利亦相反。少数极端狂狷的例子可能的是两种不同的疯子,不容易结婚生子,所以就他们说,第三步的不利可以无庸过虑,不过他们本人的影响,以至于大多数不十分狂狷的分子的本人以及后辈的影响,综合起来,已足够教一个民族社会,不是过分长期的死沉沉的保守,便是过分长期的热灶上蚂蚁似的动乱。

   此外又有第三个可能,就是不狂即狷的人越来越少,而既不能狂又不能狷的人越来越多,即容格所了解的中行或内外转不分明的分子,或略有几分可狂可狷的趋向,而狂狷得不中绳墨、狂狷得不发生社会与道德的意义的分子,成为畸形发展,那结果也是极不相宜。这样一个民族社会是平凡的,庸碌的,是善于作浮面的模仿、敷衍、应付,而不能切实的有所创造与建树的。再就上文三步的弊害说,到此第一第二两步倒比较的不成问题,甚至于表面上还有几分好处,即个人之间不容易发生强烈的磨擦,而社会生活容易维持一种粗浅的和谐;最成问题的是第三步,就是人口中间敷衍将就的分子日趋于滋蔓难图。

   讲品性分布的人喜欢用曲线来表示。这曲线总是两端平衍而中间坟起的。如果狂与狷或外转与内转的人,各占一端,而中行或内外转不分明的居中,我们所希望的曲线是坟起处不太高而平衍处不太短的那么一条,即两端要相对的与相当的比较多,相对是指中心说的(比中心绝对的多是不可能的),相当是指两端彼此之间说的。我们所不欢迎的曲线可以有两条,一是中间过于坟起,二是坟起处不居正中,而偏向右方,或偏向左方,越是坟起得过度,越是偏向两端之一,便越是要不得。这说法并不适用于其他品性的曲线,例如智力,但对于狂狷一类的品性是适用的。

   所以狂狷一类型的过度发展是要防止的。防止的方法不出两途:一是选择,二是教育。选择属于优生学的范围,我们姑且搁过不提。就教育一途说,我们的目的是,使狂狷两流人物的态度与行为要有适度的发展,即无论狂狷,在性格的修养与表现上,要有些分寸,有些伸缩,总以不妨碍和不同类型的分子相安与合作为原则。最低限度,也要使不同类型的人能彼此了解,能设身处地,而与以同情的容忍。保守的人与进步的人,政治的主张虽有不同,虽不属于同一党派,在朝的甲至少可以容许在野的乙一个合法的地位与活动的自由,便是最低限度的一个实例了。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可狂可狷与不狂不狷的人,教育第一步应当让他们知道“进取”与“有所不为”的道德的价值,第二步应当教不狂不狷的人勉力于能操能守,教可狂可狷的人勉力于以时操,以时守,而不至于完全从俗浮沉,与时俯仰。

   教育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原则。这原则就是自由。因遗传的关系,能狂而不能狷的人,或能狷而不能狂的人,或两者都不能的人,或两者都能而自己不能作主宰、定抉择的人——都是不自由的人。但凭“天命的性”来行事的人没有一个是自由的。人类以下的一切动物之所以不自由,也就在此。教育的责任,一面固然是在发见与启发每一个人的遗传,一面却也未始不在挽回每一个人的造化,尤其是如果这个人的造化有欠缺而容易走偏锋的话。顺适自然易,挽回造化难。就目前教育的效能论,容易的一部分既还没有满意的做到,这困难的部分是更无从说起了。

   不过教育的努力是迟早要积极应付这困难的题目的。事实上以前东西的哲人,都曾不断的努力过,可惜继起无人,到如今题目的认识还有问题,遑论一般的差强人意的解决。希腊哲人的努力是昙花一现似的过去了。中国先秦时代的一番努力,二千多年来,虽不能说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却已经走了样,变了质,降至今日,趋向于把它当做明日黄花看的,正复大有人在。例如孔子一派所论的中庸、博约、经权……等等,事实上就是这原则的另一些陈述;经与权之分虽至汉代方才流行,立与权或中与权的区别却是孔孟亲口提出的。狷者能约而不能博,能经而不能权,狂者适与此相反,真正能中庸与中行的人是极端难得的,孔子所称可与立而未可与权的人,孟子所称执中无权的人,表面上好像是中行,实际上还是狷的一流,但知守而不知操,但知有所不为而不知进取。再如孔子自称年至七十,始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近乎狂,不逾矩近乎狷,狂而能不逾矩,能有所不为,狷而依然能从心所欲,依然能有理想,能图进取,斯其所以为中行了,这才真正进入了自由的境界。在本质上孔子可能是一个天赋特别优越,生而宜乎实践中行与自由的人,但一直到七十岁方敢自信已经踏进这个境界,可见挽回造化真是天下第一难事。能立志担当起这一件难事,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即使有一天我们对于人的研究有了充分的收获,我们相信这种困难还是存在的。

   上文云云,始终是一番原则上的话,就中国中古以降的情形说,我们的说法还须有些变通。大体言之,二千年来,因为误解了中庸与中行的原则,就一般士大夫言,狷的一流是远超过了狂的一流,就一般民众言,不狂不狷与可狂可狷的分子自然是占绝大的多数,而因为士大夫始终执社会与文化生活的牛耳,在可狂可狷的大众不能不惟他们的马首是瞻,换言之,也就不得不趋向于狷的一途;于是,就少数领袖说,洁身自好,有所不为,成为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民众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动不如一静,息事宁人,惜财忍气……等等,成为普遍而不自觉的信仰。其总结果便是二千多年的静止与平凡的社会与文化生活;驯至惰性久已养成,痼疾深入腠理,即在刺激特别多而有力的今日,也大有动弹不得之势。然则为今日的教育设想,我们于讲求中行与自由的一般原则之外,更应侧重于进取、冒险,以至于多管“闲”事的精神的鼓励,因为唯有把狂的分量相对的增加,才可以教狷的分量相对的减少,因为,既枉曲于前,自非过正不足以矫之于后。这无疑的也是当代教育家的一笔责任了。林同济先生提倡狂欢。闻一多先生论到冷静的可怕,而呼吁着热闹。要提倡与呼吁发生效力,我们必须把不能狂欢与只会冷静的原因分析一番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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