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月令》模式的时间意义与思想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8 次 更新时间:2016-02-21 21: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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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道彬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华夏民族保持了对四时的特殊敏感,物理时间转化为文化时间,形成了以《周易》为代表的“随时取义”的思想路线。四时结构本质上也是一种思想结构,《月令》模式在中国古典哲学的宇宙模式、人生理想、历史循环理论上具有深刻影响。与西方古典哲学偏重于探讨心物关系的“唯物”、“唯心”的论争不同,中国古典哲学是偏重于时间体验的“唯时论”。

   【关键词】月令模式 四时结构 时间意义 思想意义

  

   《吕氏春秋•不苟论》曰:“民以四时寒暑日月之行知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体现了时间与空间融为一体的时空观念,但是,华夏民族以农耕为本,自然运转、岁时变迁对农耕生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历史事实,决定了中华民族在时间和空间的表现上更注重时间,中国古典哲学表现出时空一体而以时间统摄空间的时间性思维特征,传统的文学和艺术保持了对时间的特殊敏感,依时而行的生产方式,顺时而动的政治原则,与时相随的思想方法是中国古典哲学“时间地看待世界”的显著特征。

   以《礼记•月令》为代表的一组上古岁时文献,典型地反映了古代中国的时间性思维模式。月令是一种时间结构,也是一种思维模式。这一模式体现出以春夏秋冬四时演化为发展脉络,以空间的日月星辰变化和自然的物候变迁为基本媒介,构筑的天人感应,时空一体,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政治与文化整体互动的思想结构。

   “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周易•随•彖》),时间是中国哲学的逻辑起点,“与时偕行”(《乾•文言》)的思想模式深刻地嵌入了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影响到古典哲学、艺术、文学的各个方面。因此,从《月令》出发,沿着四时观念形成的历史线索,分析《月令》模式从时间结构向思想结构的转变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月令》的文献来源与四时结构的形成

   关于《礼记•月令》的著作年代,意见颇多。杨宽先生《月令考》[1]总结前人意见认为,《月令》或作于周代,或作于夏代。对其资料来源也有出于《吕氏春秋》、出于《夏小正》、杂有虞夏殷周说法、周秦书经汉人修改等意见。其实,月令的形成是华夏民族在漫长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不断探索逐渐完成的,是天文运转、物候变化和农业生产的经验总结,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以农事为主政治与文化整体联动的行政月历。月令的形成是历史的过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月令,也有不同的称谓。在流传的文献里《大戴礼记》称《夏小正》,《礼记》称《月令》,《逸周书》称《周月》、《时训》,《吕氏春秋》称《十二纪》,《淮南子》称《时则训》;而在一些散佚的文献里尚有《夏令》、《月采》、《时政》、《周书•月令》、《明堂月令》等不同记载。月令文献表现出上古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记载着人类思想从混沌到有序的不断进步。

   时间意识的觉醒代表着人类理性的进步。浑浑噩噩的原始初民最初的时间意识是相当淡漠的,时间是一种结构,也是一种秩序。时间的计量是从理性的觉醒和自然秩序的建立开始的。楚帛书甲篇①对原初世界的描绘是“梦梦墨墨,亡章弼弼。□每(晦)水□,风雨是於”,梦通于瞢,墨通于默,每通于晦[2],意为一片瞢昧混沌的状态,而这里的瞢昧混沌,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是时间性的迷茫沉寂,所谓“未有日月,四神相戈(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长曰青干,二曰朱四单,三曰白大樵,四曰口墨干。”[2]没有日月,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混沌状态,是一团“梦梦墨墨,亡章弼弼”的混沌世界;《淮南子•精神训》也有“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澒蒙鸿洞,莫知其门”的描述。这里描述的也是没有时间计量的所谓世界。在神话世界里真正的创世意味着时间的被感知被描述,《庄子•应帝王》记载了南海“倏”与北海“忽”,为谋报混沌善待之恩,而为其凿开七窍,致使混饨死去的故事。袁坷先生认为,这有些滑稽的寓言包含着世界诞生和时间开端的意味:“倏与忽,譬喻的是一瞬间的时间,当宇宙还是混沌一团的时候,就连一瞬间的时间观念也不会产生:直要到混沌开辟,才有时间观念的产生。”[3]创世神话的起点,就是时间的起点,把人类从瞢昧迷茫带入理性觉醒的正是时间的诞生,是春夏秋冬四时意识的觉醒,有了四时的神灵,即楚帛书所谓“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长曰青干,二曰朱四单,三曰白大樵,四曰□墨干”。

   《尚书•尧典》以“曰若稽古”开篇,首先记载的就是“敬授人时”——建立时空秩序的完整过程: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阳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钱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义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这里的记载堪称尧舜时代的月令图,显示着华夏民族对四时认识的进步,也反映着人类思想认识由简趋繁不断进化、不断丰富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以看出,从原始的神话思维向着历史的理性思维的转变。神话世界里羲和御日的传说,已经转换成政治结构里的职官,没有了神话世界里的气势磅礴,只有世俗世界里的谨严有序,羲和神成了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主管天时的官吏,时间已被整齐地划分出有序的计量单位,这里已完整地表现出日有昼夜、岁有春夏秋冬四时、年有三百六旬六日的时间秩序,即《周易》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系辞上》),两仪即昼夜,即阴阳;四象即四季,即春夏秋冬四时,由此演生为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的岁时结构,已经形成了天文星象、地理物候、政治职官、农事礼仪相统一的四时逻辑体系,显示出时间从混沌无序向理性有序的转变。这个结构可以如图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第一,这一结构的核心是“四时结构”,表面上看是羲和、羲叔、和仲、和叔所谓四子职掌春夏秋冬四时,而本来的意义是对四时认识派生出职官的设置。为了与四时相配,建构了与此相适应的“四子”、“四宅”、“四中星”、“四方风神”、“四平礼仪”的天文星象与地理物候相统一的四时结构系统,显示了以“四”为单位的严谨的逻辑存在。第二,这一结构的思想本质是以空间描述时间。表面看来《尧典》描绘的是天文星象和地理物候的变化,而实质是以空间的变迁显示时间的变迁。钱鐘书先生谓:“时间体验,难落言荃,故著语每假空间以示之(Quand nous evoquons 1e temps, c'est I' espace qui repond al' appel),强将无广袤者说成有幅度(une traduction illegitime de 1'ineendul !netendu),若‘往日’‘来年’‘前朝’‘后夕’‘远世’‘近代’之类,莫非以空间概念用于时间关系(der Gebrauch der Raumbe-griffe fur Zeitverh ltnisse),各国语文皆然。”[4](PP.174—175)以空间之象,写时间之变,即为“观象授时”,正是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体现。《尧典》对太阳“日中、日永、宵中、日短”以及对星象“鸟、火、虚、昴”变化的描述,表面是描述空间日月星辰的变化,显示的则是时间上春夏秋冬的四时运行。“观象授时”,包括天象,也包括物象,四时变迁除了四方神“析”“因”“夷”“隩”的变迁,也有鸟兽从孳尾到希革,从毛毨再到氄毛的变化,以可视可感的自然变迁描述抽象的时间变化。四时结构已经将时间和空间、自然与人类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这使我们体会到时间意识的觉醒在人类认识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不断有学者怀疑《尧典》四时观念的真实性,觉得在4 000多年前的尧舜时期难以有这样完整而成熟的四时观念和认识体系,而这样的怀疑不断被出土文献等资料打破。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发现了一群仰韶文化时期的遗迹,其中编号M45的奇特墓葬特别引人注意。墓穴的形状南圆北方,墓主人为一老年男性,头南足北,同时墓内有三具殉人的遗骨,显示了墓主人地位的高贵。令人兴奋的是,在墓主骨架的左右两侧及脚端,分别发现了用贝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形及三角形图案。墓中蚌龙居左,位于东方,头向北;蚌虎居右,位于西方;蚌塑三角形图案居北方,配置的人骨指向东方。[5]这种结构让人想起四象结构里的东方苍龙,西方白虎的结构,因此,李学勤、冯时等学者都认为,西水坡蚌龙、蚌虎与上古时代的四象结构暗合,有力地证明了古代中国四时观念的起源④。冯时特别将45号墓的蚌塑遗迹与战国曾侯乙墓盖星图及《史记•天官书》的记载相比,尤其是将曾侯乙墓星盖图与西水坡星象图对比观察,发现二者的内容完全相同。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西水坡出土蚌壳进行了碳14测定,并经数轮校正,结果为距今6460士135年[6]。这一事实证明古代中国四象即四时观念发源的久远,《尧典》叙述的“四时结构”,语言可能晚出,但是,当时人已经具有了清晰的四时知识却是可信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春夏秋冬循环往复时间意识,在中国文化中显示出顽强的结构力量。

   二、《月令》:从物理时间向文化时间的转变

   原始文化中四时意识不是世俗的,四时运转是上天情感意志的显现,具有神圣的意义,属于神圣的时间。《尧典》中的“析”“因”“夷”“隩”是四方神,也是四季神。《甲骨文合集》第14294版,完整记载了四方风神,与《尧典》十分吻合。释文如下:

   东方曰析,凤(风)曰协。南方曰因,凤(风)曰微。[西]方曰夷,凤(风)曰彝。[北方曰]九,凤(曰)役。

   《山海经》中的记载与《尧典》和甲骨文相互对应,十分接近。

   [有神]⑤曰折丹,东方曰折⑥,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

   《山海经•大荒东经》

   有神名曰因因乎,夸⑦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

   《山海经•大荒南经》

   有人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曰月之长短。

   《山海经•大荒西经》

   有人名曰鹓⑧,北方曰鹓,来之风曰 ,是处东极隅以止曰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

   《山海经•大荒东经》

   四方神的实质,是四时神。在《尧典》《山海经》及甲骨文中,四时都保持了神圣性,有四方神袛职守。应该强调的是,不是四方风神决定了时间的神圣,而是时间的神圣决定了神灵的设置。正因为上古人类把时间理解成上帝意志的体现,所以他们才把抽象的时间具体化、神圣化,成为礼拜祭祀的对象。

四时的神圣意义决定了对世俗生活的指导意义,四时的变化总是制约着指导着世俗的生活。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上古人类对天文时令的熟知,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生存。华夏民族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上古先民对时令的依赖与敏感。时令是人类在对自然不断认识的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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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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