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般认为，秦汉古典宇宙论的政治功能主要在限制大一统君权，但这不足以解释其在秦汉兴起的复杂原因。实际上，它并非只是儒生单方面限制君主的理论工具，而是君臣双方基于大一统农民问题之共识而达成的治国框架。由于大一统郡县制、户籍制的严密化，民众如犯罪或不堪苛政，已不具备封建时代的逃亡条件，故往往会对抗政权。这成为大一统治理的结构性难题。汉代人将此问题归结为阴阳不和，实即国家行为不能顺应农民生活的四时节律。由此，调和阴阳成为汉代治国首务，具体实践即以月令为宇宙图式的治理体系。在此政治形势下，汉代儒学吸纳并重新阐释了月令图式，发展出了具有教化意义的阴阳刑德论，以及能进行广泛道德规谏的天人感应论。考察这一段思想演变，可以看到农民问题与阴阳问题的深层关联，正是宇宙论得以被君主接纳并向汉代思想全面渗透的政治基础。

　　 关 键 词：

　　 农民问题  宇宙论  大一统  月令  汉代儒学

　　 一、绪言

　　 本文试图初步解释周秦之际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古典宇宙论何以兴起？所谓古典宇宙论，大体是指以阴阳五行为核心元素，以月令为主要图式，以阴阳刑德论、天人感应论为主要架构的一类知识。这类知识在周秦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兴起过程。在先秦，阴阳五行的观念更多出现在当时宫廷史官、巫医、乐师等群体的零散言论当中，而孔子、墨子等大部分先秦诸子则总体上与这类知识保持了一定距离。①但是秦汉之后，阴阳五行观念就发展成为体系宏大的宇宙论图式，进入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并全面渗透到汉代经学，对汉唐思想风貌有深远的影响。不难看出，这一思想史现象并非偶然，而与秦汉的大一统局势有着莫大联系。问题是，这两者究竟存在一种怎样的关联？

　　 对此，学界一般认为古典宇宙论是汉代士大夫用以限制大一统专制君权的理论工具。②这似乎能够解释宇宙论缘何在秦汉兴起。但很明显，用阴阳五行灾异解释天意以规范君主，本身就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可为何董仲舒、夏侯胜、京房等儒者仍跃跃欲试？是儒学教养使然么？这不通。因为劝谏君主完全可以诉诸朴实的经义与事理，没有必要假借怪迂的灾异之说。抑或是儒者个人勇气使然？这固然有。但诉诸不确定的个人因素，对于一代儒生精神气质的描述只能流于表面，而无法触及其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政治根基。其实，单从儒家士大夫一方并不能找到全部原因，而应全面考虑君臣双方的顾虑。也就是说，双方应当存在着某种共识，它是人臣得以谏上，而君主也愿意纳谏的基础。

　　 这一共识即农民起义问题与阴阳不和问题的深层关联。它是儒者敢于就灾异现象讽谏君主的现实基础。本文要论证的是：农民起义是大一统政治格局下难以避免的结构性困局，它甚至超过臣僚叛乱而成为统治者的心头大患；而汉代人认为此问题的根源在于阴阳不和，即国家行为不能顺应农民生活的四时节律；因而，调和阴阳成为汉代治国首务，其具体实践即以月令为宇宙图式的治理体系；在此形势下，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学就势必将此宇宙图式纳入其哲学体系，并加以创造性阐释，由此推动宇宙论在汉代的兴起。探究于此，我们要从一个问题开始，即为何农民起义始于秦末？

　　 二、大一统：当农民成为问题

　　 学界往往视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为“中国农民战争的序幕”③，却很少追问，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体，其农业人口历来占据绝大多数，可为什么农民真正起来推翻政权只是稍晚的两千多年前的事？先秦没有吗？

　　 首先得稍稍检视先秦史实。需要先说明，本文所使用的“农民”概念并非指狭义上与地主阶级对应的农民阶级，而是泛指社会底层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人，自然也包括所谓农业奴隶。而纵观先秦(相当于所谓奴隶社会时期)，从夏桀、商纣、周幽王的灭亡，再到春秋战国，没有哪一次国家的覆亡，可以看出是由农民力量推动的。不过，没有农民起义导致亡国的事例，并不能因此断定先秦没发生过下层民众暴动。这里得考虑到一类人群，即“盗”者。这类人群过去常被夸大为奴隶起义，未免言过其实，因为先秦之“盗”的特征在于以暴力攫利，即所谓“窃贿为盗”④，而非要推翻统治者，如“孳孳为利”⑤却拒绝孔子“尊将军为诸侯”⑥的盗跖。一旦统治者采取强硬手段，其首选也是逃亡他处，如听闻晋士会执政后，“晋国之盗，逃奔于秦”。⑦不过有一起例外，即公元前550年的陈国役人事件。据《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当时陈国大夫庆氏据陈以叛，陈侯借楚军围城，而城中役人不堪苦役，遂相约暴动，杀了庆氏。但请注意，这次起义是在极特殊的情境下才发生的，即外面楚军围城，役人几乎没有逃亡的余地。

　　 那么，为何先秦几乎没有农民起义呢？上述晋国之盗与陈国役人的案例其实已经透露了关键线索——逃亡。面对力量悬殊者而选择逃避，乃人之常情，何况面对政权？而逃亡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先秦的封建格局中，天下虽名义上为天子所有，实际上是由一个个封国组成的；这些封国之间大多相对独立甚至敌对，形成一道道边界。一个人在这个封国是戴罪之人，越过边界去到另一个封国，就意味着此人自然摆脱了在原封国的罪名而成为新附良民，即《墨子·天志上》所谓“处国得罪于国君，犹有邻国所避逃之”。⑧尤其诸侯们出于争霸需要，会积极吸纳敌国民众，更加鼓励了民众的逃亡。如在《商君书·徕民》篇中，商鞅曾劝秦孝公用优惠政策招徕三晋民众，即“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由此可见，封建格局下各个政治单元间的边界，实际上为逃亡民众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生存空间；在一个国家待不下去，逃到另一国就是了，谁需要去反抗暴君呢？

　　 不过，进入秦汉大一统时代，情况就立马不同，因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已经不存在可以提供广阔逃亡空间的封建边界了。那么，当底层民众不堪暴政，抑或犯法触刑时，很大的概率便是揭竿而起，而不是逃亡。这正是陈胜、吴广起义时的真切感受：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⑨

　　 “苦秦”固然是起义的正当理由，但陈胜、吴广密谋时所说的顾虑无疑更加真切，即“今亡亦死”。在大一统格局下，无论逃往何处都是秦的天下而难逃死罪，可起义反抗同样凶多吉少，于是他们就陷入一种“等死”(同样是死)的两难境地。但是，反抗至少还有一线生机，起义的动机由此应势而生。陈胜、吴广之后，秦汉农民起义事件难以计数，而多数起事者的心态，都能在大一统后“今亡亦死”的境地中得到解释。

　　 然而“大一统”并非抽象概念，逃亡之所以不再有效的原因，应在具体的制度中理解。一是郡县制。由于郡县的权力被分割为军、政、财而牢牢握于皇帝手中，秦汉的郡县并非独立的政治单元，其边界只是行政区域的规划线而已，无法为逃亡者提供生存空间。二是作为大一统郡县制国家之基础的户籍制度。秦汉两代国家政权要打破以往封建制度下各等级的人身依附，实现对全民的直接控制与有效动员，就必须依赖户籍制度的普及。“民数周，为国之本也。”⑩如此，统治者必然不允许出现编户以外的人口，并运用各种法律手段严惩擅自脱离户籍的逃亡者。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亡律》，对脱离户籍逃亡的民众，以及敢于藏匿罪人的编户民，都有相应的严厉刑罚。(11)更为要害的是，据《二年律令·户律》可知，拥有户籍是民众合法占有田宅的先决条件。(12)那么脱离户籍的亡命者，自然就不能合法获取田地以谋生，也就丧失了生活前景，再加上秦汉日趋严密的治安系统，还有何逃亡的希望呢？

　　 当然，考虑到对抗国家的风险极大，肯定会有不少人选择逃亡，为何一定要造反呢？其实，这里并不是一种绝对化的选择，而是选择结构变化后的概率骤升。封建制度下的逃亡有广阔的生存空间，民众的首选自然不是起义；换言之，选择逃亡抑或起义，其遭遇并不对等。而如前述，大一统格局下的逃亡与起义都十分艰难，其遭遇几乎对等。如此，起义便是大概率事件了，并且多数情况是先逃亡，历尽艰辛后转而起义。秦末就有许多民众“皆不聊生，亡逃相从”，(13)这些人正是陈胜、吴广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的群众基础。可见，在缺乏逃亡生存空间的大一统格局下，农民起义才可能真正在历史舞台上登场。从秦汉之后的中国历史中我们常常看到，历代王朝的动荡乃至覆亡，很多都有大量农民脱离户籍无序流动的因素。亟待指出的是，农民起义并不必然与暴君有关。像土地兼并、吏治腐败、改革失当、自然灾害等因素，只要迫使农民脱离了户籍管理而逃亡，就有可能走向暴乱。从根本上说，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空间是难以有效消化大规模逃亡流民的，它极易酿成农民起义，这是大一统体制的结构性困局。

　　 通过比较封建与大一统格局下的两种政治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治乱安危的重心有重大差别。具体说来，在封建的天下，底层民众面对苛政的首选不是起义而是逃亡；相反，统治阶层内部“陪臣执国命”(14)的政权下移现象则层出不穷。在大一统的天下，由于官僚控制手段的成熟，帝国臣僚相对难以构成造反力量，而底层民众由于逃亡空间萎缩，就极可能起义推翻政权。这就导致最可能率先起来颠覆国家的力量，由封建时期的统治阶层内部之臣，转为大一统时期的统治阶层外部之民。换言之，大一统之后，农民才真正成为问题。

　　 很自然，两汉统治者对农民起义问题极其重视。但他们绝不称之为“起义”，而是贬之为“盗贼”。秦汉时期“盗贼”的词义要比先秦复杂得多，既可指个人的小偷小盗，也可指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后者又往往被称为“群盗”。不仅汉代皇帝常常会因“群盗”问题严重而下诏书自责求言，而且在汉律中“群盗”也是一项十分严厉的罪名。依《二年律令·盗律》，五人以上的盗罪团伙即为“群盗”，要被处以磔刑。(15)相应地，汉代皇帝会有意提拔一批所谓酷吏来对治群盗，将他们委派到地方上督办盗贼。从《汉书》《后汉书》中的《酷吏传》来看，酷吏的治盗手段极其残忍。可是，这些手段只能取得短期效果，长期来看并不能遏止盗贼之势。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吏治严酷，但效果反而是“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16)两汉之末更是盗贼蜂起，直接撼动了帝国根基。

　　 如何解决这一结构性难题呢？本文不是要给出一份客观调查，而是要站在汉代人的视角考察他们自己的总结，进而才能理解古典宇宙论的兴起。

　　 三、调和阴阳：汉代治国首务

　　 鉴于秦汉群盗多数是从流民发展而来的，如秦末民众“亡逃山林，转为盗贼”，(17)以及王莽新政末年的绿林军等，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防止农民转为流民。什么因素会迫使农民流亡呢？西汉末年的鲍宣对此有一段总结，可代表汉代人的一般看法：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18)

鲍宣将“阴阳不和”列为流民问题首因，本身就道出了其中的关键。阴阳不和，意味着天地运行的失衡，其表征即洪涝和干旱等各种自然灾害。水旱之灾固然足以引发大规模流民，但在汉代人看来，阴阳不和归根到底是由人事错乱引起的天人感应，即如上举第二项至第七项人事因素。下文还会谈及天人感应问题。这里要指出的是，鲍宣所举这七条流民之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