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赋诗言志”里的春秋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 次 更新时间:2016-02-20 11: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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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代是可以称得上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许多重大的文化事件在这个时代发生,以西周为核心的城邦联盟开始解体,诸侯城邦纷纷自立,进入典范的城邦社会;一部伟大的艺术经典《诗经》在这一时期结集,而“诗亡然后《春秋》作”,《诗经》之后进入了以《春秋》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时期,各诸侯普遍建立了城邦“国史”,即所谓“百国春秋”;春秋哲学也于这一时期实现了“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albreak-though ),以史官为核心的哲学家集团开始形成,完成了从神的哲学向人的哲学的转变;一种新的人格──君子人格在此时形成,士人们以特有的礼乐修养实现着君子人格的理想。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正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赋诗言志”构成了春秋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春秋士人在外交、宗教、教育、政治等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普遍地赋诗称志,有一套娴熟的赋诗本领。据清人魏源统计,《国语》引诗31条,《左传》引诗217条,列国宴享赠答70余条。闻一多先生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神话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这一点构成了与战国不同的文化风貌,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里讲“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绝不闻矣。”诗成为春秋贵族列国聘盟的一种特殊语言。《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称诗谕志,可以臧否人物,亦可以观家邦兴亡。意义如此重大,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都是自幼学诗,从摄职从政的男子,到闺阁中的妇女,从中原各国到被认为异族的荆蛮、姜戎都练就出触景赋诗脱口而出的本领。诗构成了春秋士大夫全面的社会生活。

   有几次赋诗盛会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是襄公二十七年垂陇之会,一次是昭公十六年的六卿赋诗,两者各具特色。垂陇之会是郑伯享赵孟,郑国的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印段、公孙段)七人相从,赵武令七子赋诗,“武亦观七子之志。”在这次赋诗盛会上,七子分别歌唱了《草虫》《鹑之奔奔》《黍苗》《隰桑》《野有蔓草》《蟋蟀》《桑扈》等诗篇。这些诗篇分别出自于《召南》《鄘风》《小雅》《唐风》,地域是很广泛的,诸大夫赋诗道志,所赋诗已不局限于一国,说明而是篇篇皆熟,没有什么窒碍了。而昭公十六年的郑国六卿赋诗盛会,韩宣子要“以知郑志”。故六卿“赋不出郑志”,六卿们分别赋的是《野有蔓草》、《羔裘》、《褰裳》、《风雨》、《有女同车》和《萚兮》所歌咏的诗篇均出自《郑风》,大国使者到来,小国贵族曲意奉承,以求庇护。而他们能用郑国的诗篇把细微的感情如此准确地表达出来,充分证明他们的《诗》的修养,不仅在广度上极有功力,在深度上也分毫析厘。垂陇之会的赋诗犹如皇都陆海,错然杂陈;而郑六卿饯韩宣子赋诗,虽然也是五光十色,却也带有十足的地方风味,总之是纵横采撷,皆成文章。这是就赋诗者而言,赋诗者要“微言”,听诗者要“相感”,没有“相感”,“微言”也就无用武之地了。由此可见,听诗者对诗也是十分熟悉的。

   《文心雕龙•明诗》谓:“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春秋士人可以在战场上披坚执锐,驰骋疆场,也可以在宴饮间赋诗唱和,唇齿留香。春秋时期高度发达的城邦文明造就了一群富有礼乐教养的士人君子,他们力图在举手投足间体现出高雅不凡的修养,谈吐间极力表现出以诗书为基础的文化品格,因此以诗酬酢借讽诵旧章而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显示自己的文采,的确是贵族阶级的雅事。“言语之美,穆穆皇皇”,谁娴熟这一套,就被认为是温恭知礼的君子,由此造就了一批像赵衰那样的“讽诵旧章”的人才。春秋时代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贵族阶级温文尔雅的面纱还没有完全撕破,勾心斗角的矛盾常常被掩饰在赋诗中进行,而这种表面上的温情也常常被贵族阶级视为一种精神享受。昭公元年赵孟参加郑伯为他举行的宴会,席间杯觥交错,极尽欢娱。结束时,赵孟感叹到:“吾不复此矣”,意谓再也得不到这样的快乐了。这与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一样反映出春秋时代《诗经》独特的艺术魅力。

   “歌诗必类”是春秋赋诗的思想原则,《左传》襄公十六年记,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关于“类”,孔颖达说:“歌诗各取恩好之义类。”就是说歌吟古诗要从友善的愿望出发,达到友好的目的。证之于春秋历史,的确是一个基本准则。“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是春秋人赋诗的结构方法,这一原则也是春秋人自己无意间道出的。作诗者有作诗之意,赋诗者有赋诗之意,两者时有矛盾,赋诗者完全可以根据需要选取自己表情达意的部分,可以是一首诗,可以是其中的一章,可以是一句话,也可以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字,赋诗的方式是十分灵活的。

   春秋赋诗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给我们许多的启示。首先是关于时代的,《诗经》结集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但《诗经》结集之后并没有带来诗歌创作的繁荣,恰恰相反,从《诗经》结集到《楚辞》兴起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是诗歌创作的冷寂时期。有人以“《诗》亡然后《春秋》作”来解释,以为历史散文的繁荣替代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其实,历史散文的繁荣与诗歌创作的繁荣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正像有了宋词的兴起并不能替代宋诗的繁荣,明清小说的繁荣也并不排除诗文的创作。通过赋诗现象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是属于用诗的时代的,已有之诗的运用替代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其次是关于文学的,汉代经学家们常说《诗经》编辑的目的是“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如果要仅仅是了解下情,那完全可以收集更为详细的情况通报,这比《诗经》更为直接有效。通过赋诗的考察可以看出,《诗经》的编辑一方面是承担着政治教科书的功能,另一方面它也是出于贵族阶级文艺欣赏的目的。第三,春秋赋诗现象的发生,是在春秋发达的城邦文化的土壤上发生的。对春秋时代的认识存在着许多误解,我们经常随着经学家而把这一时期当作乱世来描绘,其实春秋是一个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新的哲学精神新的人格精神在这一时期成熟。以《诗》为代表的艺术精神成为春秋君子人格的基本品格,赋诗成为这一人格的表现形式,由此诗学精神形成了这一时期人们自觉的追求。所以孔子教授弟子使用《诗经》作为蓝本,他教育自己的儿子也是“不学诗,无以言。”

   以诗为代表的春秋精神是令人怀想的,有一种文化是春秋文化,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有一种气象是春秋气象。比起春秋气象,魏晋风度显得有些造作,盛唐气象则显得有些艺术化了。而春秋精神则是最饱满最淋漓酣畅的文化精神。宋代理学家,要人学“圣人气象”,其实所谓“圣人气象”就是春秋气象的代表,离开了春秋时代,很难想象后世所访的“圣人气象”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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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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