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诗可以观”:春秋时代的观诗风尚及诗学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 次 更新时间:2016-02-20 11: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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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诗可以观”首先是一种现象,然后才是一种理论。观诗风尚是以礼乐为核心的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春秋贵族内在的风雅追求,通过观诗实现了礼乐精神的权威化和普及化。从文学自身而言,“诗可以观”的理论产生于诗三百从创作期转入应用期的时代,正确把握孔子“诗可以观”的精神内涵,对于理解春秋时代的文学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是孔子诗学理论的系统阐释,是中国诗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命题。“兴、观、群、怨”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观”是形式的也是基础的,只有通过“可以观”的艺术观赏形式,才能实现“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的社会政治目的。诗之所以是“可以观”的,不仅在于诗具有“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2]的抽象政治意义,更在于春秋时代的《诗》具有付诸视觉形式的具象的艺术意味,即以“诗三百”为代表的诗歌包含政治上可以观察与艺术上可以观赏的双重意义。“诗可以观”这一理论命题潜藏着春秋诗学的特殊意味。“诗三百”广泛应用于春秋时代的社会生活,服务于典章礼乐的政治目的,形成了独特的观诗风尚,这一历史现象直接导致了“诗可以观”理论观念的形成。因此对“诗可以观”的意义的探索,对了解中国早期诗歌的构成形式,阐释古典诗学的理论发源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 “诗可以观”与春秋时代独特的观诗风尚

   “诗可以观”首先是一种文学现象,然后才是一种文学理论,风行于春秋时代列国观诗风俗孕育了“诗可以观”这一理论观念的产生。在今天看来可歌、可读、可吟、可诵的诗歌,在春秋时代却是具有可以观看、可以观赏、可以观察的综合艺术效果的文学形式。

   春秋时代的列国进入典范的城邦时代,侯外庐、日知先生等认为中国古典时代的国家道路是“城市国家”的道路,而春秋时代是成熟而典型的城邦时代[3]。城邦时代有了城市与乡村的划分,即所谓的“体国经野”“都鄙有章”。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被称为君子,居住在乡村的人,被称为野人或小人。城市与乡村有着巨大的差异,城市“君子”凭借着政治统治的优势,过着远胜于乡村野人的生活。君子们不仅物质上是优越的,文化上也表现出高度的风雅传统。城邦间外交,赋诗唱和,钟鸣鼎食,体现着春秋时代贵族阶级的温文尔雅。观诗是列国外交间通行的政治交际活动,诗体现着个人的风雅教养,也表现着邦国的风俗民情。《汉书•艺文志》谓:“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称《诗》喻志,可以臧否人物,亦可以观家邦兴亡,意义如此重大,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都是自幼学诗,从摄职从政的男子到闺阁中的妇女,从中原各国到称为异族的荆蛮、姜戎都练就出触景赋引应对自如的用诗本领。据清人魏源统计,《国语》引诗31处,《左传》引诗217处[4],这些引诗赋诗活动涉及到宗教祭祀、外交往来、礼仪道德、生活教育等广泛的领域,《诗经》已经全面走进春秋贵族的社会生活,所以闻一多先生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5]的确,还没有哪一个国度哪一个时代像春秋时代那样,把诗纳入广泛的日常生活中。春秋贵族交际间,赋诗言志,文采风流;宴享中,唱和应答,其乐融融;宗庙祭祀,宣告神明,唇齿留香;甚至于战场杀伐间,也以诗赠答,互通款曲,诗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支撑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与气度。

   依照《说文》的解释,“观”字的本意是“谛视”,但是在先秦经传中并不是所有的谛视都可以用“观”来称呼的。鲁隐公五年《春秋经》记“公观鱼于棠”。《谷梁传》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鱼,卑者之事也。公观之,非正也。”按照《谷梁传》的理解,“观”不是一般的“视”,而是涉及礼乐等重大政治活动,唯其如此,才能称作“观”。据统计,通行的十三经中“观”字共出现了292处[6],所观之事,或是总揽整体,或是涉及礼仪规范,或是观察一个邦国或个人的风俗与心志,或是结合礼乐活动的艺术与审美欣赏等重大事件[7]。从这里可以看出“诗可以观”的命题,恰恰反映出《诗》在春秋时代的特殊重要意味,“观诗”不是简单的艺术欣赏,而是超越一般日常生活之上的非常礼乐活动。

   春秋时代独特的赋诗现象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赋诗与观诗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诗的创作者或演奏者而言,是赋诗;而对于聆听者欣赏者而言就是观诗、观乐。清人劳孝舆谓:“春秋之赋诗者具在,可以观志,可以观诗矣。”[8]《左传》中记录了列国间许多弘大的赋诗观诗场面,按照劳孝舆的统计,《左传》记载列国赋诗场面共32处,共赋诗74首(含逸诗),所赋诗篇涉及到风雅颂的各个方面,时间从公元前的637 (鲁僖公二十三年)年到公元前的506年(鲁定公四年)[9],形成了长达一百三十多年的“春秋一场大风雅也”[10]。全面反映了春秋人的艺术观念和精神世界,代表着春秋时代独特的诗歌理念,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春秋观诗风尚是“诗可以观”文学理念的历史土壤。

   首先,观诗风尚反映了礼乐文化中的春秋士人的精神需求,是以礼乐为核心的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春秋时代的典礼之盛,决定了当时的观诗之盛。如果我们简单地把春秋社会描绘成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乱世,就是片面的。其实春秋社会一方面表现为礼乐的被僭越被曲解被破坏,同时这也是一个礼乐被强调被坚持被建设的特殊时代。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描述春秋社会的典籍中种种非礼的议论,同时也有许多“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11]、“夫礼,国之纪也;国无纪,不可以终”[12]、“为国以礼”[13]、等维持礼乐秩序的政治见解。体现礼乐文化的许多经典著作正是这一时期被创造和阐释的,春秋时代又是一个“诗书所代表的文本的权威化和经典化的形成”时代[14]。礼乐文化是春秋社会生活的核心,《礼记•孔子闲居》中孔子提出了著名的“五至”的理论,即“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15]。“诗之所至,礼亦至焉”,反映了诗与礼相辅相成的关系,诗是礼的载体,是西周以来礼乐文化的典型样式。礼乐连称本身就说明了诗乐在“礼”制中的重要意义。礼与乐一体的政治文化格局,说明了礼制与诗乐的天然联系,所以后来的经传总是把政治的礼与艺术的诗结合起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6],礼的秩序与规范同诗乐的艺术境界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由于诗乐与礼制的和谐统一,礼制不再是空洞而抽象地被人接受的教条仪式,诗乐也不是脱离开日常生活的单纯的感官活动,而是人的法度规范与人的性情的自然发挥的有机结合,由此形成了春秋君子人格的基础。《礼记•乐记》的话很有代表意义: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

   早期政治家们“制礼作乐”,把文学的诗与艺术的乐带人到了政治的社会的典礼制度,而传统的礼制又是与士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礼仪规范被强调的同时,礼乐文化也走进了春秋贵族的日常生活,《诗》也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嗟叹、咏歌、舞之、蹈之的领域,而全面走向人们的社会生活,观诗成为一种风尚。

   神圣的宗庙祭坛同样充斥着神圣的宗教观诗活动。《周礼•太师》谓:“大祭祀,率瞽登歌”。贾疏云:“言率瞽登歌者,谓下神合乐,皆升歌《清庙》。故将作乐时,大师帅取瞽人登堂,于西阶之东,北面坐,而歌者与瑟以歌诗也。”《周颂•清庙》所反映的是一个宏大的祭祀场面,在庄严清静的庙堂里,人们一方面“肃雕显相”,一派庄重虔诚,一方面演奏着娱神的乐音,颂扬着上天与祖先的神灵。这样的例子在三礼中多有记载,象《周礼•大司乐》所记“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磐》,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磐》,以享先妣。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万物有灵的观念,使得上古人类有了广泛的祭祀崇拜,而祭之所在,诗之所在,歌之所在,宗教的神圣祭坛有多么广阔,观诗的天地也就多么广阔。虽然对于《周礼》所记《云门》《咸池》《大磬》《大夏》《大濩》等等,大都不可考,其中的《大武》,一般人们都以为是现在的《周颂•武》篇,由此可推,那些音乐都是“美盛神德于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17]的娱神的歌唱。

   观诗不仅体现在宗庙祭祀等重大的政治活动,更反映于士大夫日常的社会生活。春秋贵族的朝会宴饮,包括乡饮酒礼、宴礼、大射礼等,期间伴随着的是赋诗观诗等重要的礼仪与艺术活动。

   广泛的观诗活动使得春秋士人的生活仿佛处处都处于《诗》的氛围中,春秋贵族举手投足之间都合于《诗》与礼的节奏。验之于《国语》《左传》等经典,三礼所记,皆有出处,信非虚言。春秋间列国会盟,以诗酬酢,借讽诵旧章而言志,表示对客人的尊崇,显示自己的词采,的确是贵族阶级的雅事。“言语之美,穆穆皇皇”,谁娴熟赋诗言志,谁就被认为是温恭知礼的君子,受到社会的尊崇。《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享重耳,重耳欲与子犯同行,子犯就自谦“吾不如衰之文也”,意不如赵衰善于赋诗应对,推荐赵衰陪同重耳赴宴。依《国语•晋语》记此次赋诗秦穆公赋《六月》,赵衰使重耳赋《河水》。韦昭注《河水》就是《沔水》,其诗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重耳以百川归海比喻晋之朝宗于秦,穆公以尹吉甫佐宣王征伐之事比重耳日后有臣佐天子之功。秦国接纳重耳入晋是从长计议捞取政治资本,重耳仰人鼻息希望得到外援,艺术的风雅之举恰到好处地传达着彼此的心志。春秋时代贵族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还没有完全撕破,勾心斗角的矛盾掩饰在赋诗观诗中进行。

   正因为这样的观诗风尚,学会典礼的观诗赋诗成为春秋贵族的必备课业。《周礼•春官•大司乐》谓:“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弟子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以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袛、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濩》、《大夏》、《大漫》、《大武》。”文中言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没有说以《诗》教国子,《礼记•王制》做了补充: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逋子,国之俊选,皆造焉。

   由此可见西周至春秋贵族自上而下的诗乐教养,所以儒家的教育基本上都以《诗》《乐》作为启蒙教育,以至于孔子强调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正是由于《诗》在春秋时代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作用,贵族子弟自幼熟悉《诗》的演奏及典礼作用,才形成了诗三百结集之后长时间的观诗风尚。

春秋三百年的风雅之盛,构成了与战国时代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特别指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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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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