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 次 更新时间:2016-02-20 11:34:26

进入专题: 诗经   乡党   乡乐   乡饮酒   乡射  

傅道彬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乡里是周代社会的基础政治构成单位,乡人是具有一定政治和文化地位的贵族阶层,乡乐是周代乡党间诗乐活动的典型样式。乡党间的礼乐活动,反映着周代贵族把世俗生活雅化诗化艺术化的精神追求。乡饮酒礼、乡射礼是周代乡党间经常性的礼乐活动,具有丰富的艺术蕴含,其仪式具有早期戏剧的特征,诗乐在乡党礼典中处于核心地位。乡饮乡射反映着和谐友爱的乡党关系,是“诗可以群”这一理论观念的具体体现。周代乡党间的风雅精神和“诗可以群”的理论观念,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国文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乡党 乡乐 乡饮酒 乡射 诗可以群

  

   “乡”也称乡党、乡里,[1]是周代社会的基础政治单位,也是基础的文化单位。周代礼乐文明既体现为天子庙堂之上的庄严宏大的宗教祭祀,也表现为诸侯城邦间的赋诗唱和文采风流,更立足于乡党间的婚丧嫁娶、衣冠言语、乡饮乡射等日常的经常性的文化活动中。以《诗经》为代表的诗乐既可以用之于宫廷列国,也可以用之于普通贵族的“乡人”,所谓“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诗大序》),许多重大的诗乐活动,都是以乡里为基本空间展开的。“用之邦国”,是为国风;“用之乡人”,则称为乡乐。比起“用之于邦国”的政治意义,“用之于乡人”的诗乐教化作用则更基础更日常更普遍,发挥着和谐乡里凝聚宗亲的作用,从中显示出“诗可以群”的这一文学观念的思想意义。

   一、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观念形成的文化土壤

   尽管我们可以对《诗经》进行多方面的文学的艺术的批评,但是必须认识到:在礼乐文化背景下编辑而成的诗三百,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经典,而是结合礼乐文化而流行的礼乐范本。孔子“兴观群怨”(《论语•阳货》)的诗学思想,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春秋时代流行赋诗言志,诗三百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在庙堂祭祀、外交往来间发挥着重大作用,可以观察邦国政治,也可以观赏艺术水平,是为“诗可以观”;而另一方面,诗三百也用于乡党教化,介入乡人普通的世俗生活,成为凝聚乡党宗族间和谐关系沟通情感的艺术手段,实现“温柔敦厚”的诗教下的合群乐群的理想境界,是为“诗可以群”。

   众羊为群,《说文》释群谓“辈也,从羊君声”,由此引申为族群众人集体等多方面的意义。“群”一词在十三经中共出现247次,[2]其本义指羊群、兽群,例如“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诗经•小雅•无羊》)、“玄鸟归,群鸟养羞”(《礼记•月令》);引申为人群族群,例如“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传•系辞上》)、“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论语•卫灵公》);衍申为合群乐群,《礼记•学记》谓“三年视敬业乐群”,孔颖达疏曰“乐群谓群居,朋友善者愿而乐之”,与人亲善和谐共处是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群”是成就君子人格的一个基本能力。“诗可以群”的“群”就是从人群族群的基本意义出发,上升为乐群合群的精神境界。《论语》正义云:“可以群者,诗有如切如磋,可以群居,相切磋也”,其实“诗可以群”不是群体之间切磋对诗的认识感受,而是通过实现社会成员之间“可以群居”的和乐融洽的人际关系。

   任何一种精神现象的产生都有与之适应的文化土壤。乡里是周代宗族群体构成的基本单位,承担着礼乐教化的重要使命,《诗》也称乡乐,通过乡里的舞台,融入乡人的精神世界,在乡党间的人际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诗可以群”的理论观念在这里有了生长的土壤。

   1.乡里是属于城邦的一种基础社会形态。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不应该用现代乡村的概念理解周代的乡里制度,因为周代的“乡”本质上是属于城邑属于城邦的。周代有“国”“野”之分,“国”属于城邑,郑玄于《周礼•乡大夫》下注曰:“国中,城郭中也”;而“野”则是今天意义的乡村,郑玄于《周礼•委人》下注曰:“野,谓远郊之外也”。而“乡”是属于国即城邦的一部分,段玉裁注曰:“离邑,如言离宫别馆,国与邑名可互称。析言之则国大邑小,一国中离析为若干邑。”“封,犹域也。乡者,今之向字。汉字多作乡(鄉),今作向。所封,谓民域其中,所乡,谓归往也。”[3]《礼记•王制》记对于不循教化之人的处置,右乡者迁至左乡,左乡者迁至右乡,而仍不思改进,则由乡迁至郊,由郊迁至遂,处置“不帅教者”的基本思路是从城邑中心单位向远离城邑的边远地区迁徙,足见“乡”是属于城邑管理的中心单位。城邦由若干乡构成,以宗法血缘构成的贵族们居住在乡中,拱卫着城邦的中心地位,因此居住在城邦中的人称“国人”也称“乡人”。依照侯外庐先生的意见,从殷代开始中国即进入城市国家时代。[4]

   西周以降,尤其是春秋以来中国古典城市文明迅速发展,典范的城邦国家的出现不仅冲毁了旧的一统的王权国家,也造就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贵族阶层,他们衣冠楚楚,诗酒流连,诗乐生活成为一种风雅追求。诗乐生活是以城邦为社会土壤的,因而在城邦文明的层面上才可以理解“诗可以群”这一理论观念的产生。

   2.乡人是城邦中享有广泛民主权利的贵族阶层。比起田间遂上的“野人”来,属于城邦的“乡人”不仅物质上过着优裕的贵族生活,而且享受着知政、选举、教育、议政等多项民主权利。“乡人”一词,在《周礼》《仪礼》《礼记》《左传》《论语》等传世文献中凡7见,可以看出,“乡人”与“国人”的意义相同,[5]是属于城邦的贵族阶层。“国人”是就整个城邦而言,任何“国人”又都属于城邦中的乡里,对于其所在乡而言“国人”又称为“乡人”。周代贵族都有自己所属的城邑邦国,但他首先是属于乡党的。清代江永《乡党图考》以孔子为例云:“孔子生鲁昌平乡阙里,后徙居曲阜西南三里,亦名阙里。虽居国都,亦曰乡党,对朝廷言之也。”[6]就城邦而言,孔子是鲁国“国人”,但在邦国之内,他首先属于乡党,是阙里的“乡人”。“乡人”具有对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与了解的权力。《周礼•乡大夫》记:“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国有大故,则令民各守其闾,以待政令,以旌节辅令则达之。”郑玄注:“大询者: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7]这就是周代城邦著名的“三询”制度,即遇有邦国危难、国都迁徙、国君继立等重大问题时,要集合六乡之民,征求意见,取得“乡人”的理解支持。乡人还享有充分的议政权利,议政的场所就是“乡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郑国有“以议执政之善否”的乡校,它是一种具有原始民主性质的议事场所,乡人们可以自由地在这里发表对时政的意见,评判政治得失。乡人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使得这一阶层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诗乐修养,诗乐正是通过“乡人”这一特殊的阶层而带入周代贵族普遍的世俗生活的,即使来自于社会底层的诗作也被改造成城邦贵族的诗乐教化的艺术方式,所谓“群”也是周代贵族间提倡的一种群体关系原则。

   3.乡乐是周代乡里中礼乐活动的经典形式。乡里最多的是经常性的礼乐文化活动,因此《诗经》又被称作“乡乐”。在《仪礼》的《乡饮酒》《乡射礼》《燕礼》中多次提到“乡乐”一词,《仪礼•乡饮酒礼》:“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郑玄注:“乡乐者,风也。”又《仪礼•燕礼》:“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郑注:“乡乐者,风也。……燕合乡乐者,礼轻者可以逮下也。”朱熹云:“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乡乐也。”[8]可见乡乐就是以《周南》《召南》为代表的国风,就周室而言国风代表诸侯的邦国,因此称为“国风”或“邦风”,反映一个诸侯邦国的政治与礼俗。但是《诗经》在春秋时代的一个重要功用是服务于当时礼乐教化的目的,运用于乡党族群的日常的礼乐文化生活,这时的国风又可称为“乡乐”。在礼乐文化的背景下,乡乐流行于乡党日常生活之中,浸染于乡人的精神世界,发挥着团结乡党和谐人伦即“诗可以群”的重大作用。《毛诗序》开篇即谓:“《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用之邦国”反映着一个邦国的政治与艺术水平,是为“国风”,而“用之乡人”则具有移人性情和谐人伦的作用,其为“乡乐”,其作用为“诗可以群”,其教化为“温柔敦厚”的诗教。

   二、“诗可以群”与乡党间世俗生活的诗化

   “诗可以群”的“群”有两个意义,一是合群乐群,通过诗乐活动化解利益冲突中的嫌隙与怨怒,实现贵族阶级社会成员之间最大限度的和谐友爱,达到温良恭让其乐融融的理想境界;而另一方面要实现诗乐政治理想也需要社会成员之间普遍的良好的诗乐修养,必须依赖与诗乐活动的群体化经常化,把诗融入日常的世俗生活,从而转化成社会成员间的精神气象,因此“群”的另一个意义就是诗乐活动的群体性参与。有周一代正是通过立足于乡党间的普遍诗乐教育,培养出一个富有诗乐教养的艺术阶层,把诗带入广泛日常的生活状态中,诗乐全面介入乡人的世俗生活,由此构成了富有艺术蕴含的乡党君子人格。

   1.周代以弦歌礼乐为核心的乡学。周代有“乡学”制度,《礼记•学记》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郑玄注曰“党属于乡”。周代设有“国学”与“乡学”,国学设于国都,是国君及高级卿士之学;而乡学分属城邦的乡里,是一般贵族子弟的学习场所,乡学虽然不如国学高贵,却具有更普遍的教化意义。从根本上说,乡学是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

   关于乡学的主要功能与责任,《礼记•王制》谓: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尚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从这里可以看出,乡学的意义有三:一是道德教化方面的意义,通过“修六礼”、“明七教”、“齐八政”、“一道德”、“养耆老”、“恤孤独”等教育内容,培养乡党子弟建立起“尚贤崇德”的道德标准,担负起礼乐传承的历史使命。二是政治奖惩的意义,通过乡学教育惩治愚顽推举人才,乡是周代对人才惩治和举荐的最基础单位。“简”顽劣不化者,由乡之郊,由郊之遂,不断屏之远方,直至终身不用;“论”乡之秀士,升之司徒,升之国学,成为邦国栋梁,按《周礼》记载,乡学每三年举行一次旨在选拔贤能的考试。[9]三是礼乐推广方面的意义,乡学实现道德与政治目的的根本手段就是——“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诗书礼乐是礼乐教化的核心内容,在教育中突出诗的意义,是中国古典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乐正就是主管诗乐教育的官吏,四术四教,就是诗书礼乐。诗乐教育不仅在空间上是周代礼乐的中心内容,而且在时间上也贯穿春夏秋冬四季。春秋气候适宜,可于户外演习礼乐;冬夏太冷太热,故于室内诵读诗书。礼乐属技艺,没有课本;《诗》《书》属经籍,是有课本的。

清人俞正燮谓:“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内则》学义,亦止于此;汉人所造《王制》《学记》亦止于此。”[10]俞正燮认为周代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弦歌”———礼乐,虽然把周代学校教育理解成“乐之外无所谓学”,未免有些夸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诗乐教育在周代教育尤其是乡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却是不争的事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傅道彬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诗经   乡党   乡乐   乡饮酒   乡射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艺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7224.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