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公共传播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意义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7 次 更新时间:2016-01-14 20: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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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浙江大学) (进入专栏)  

  

   【摘  要】 传播学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型,即专业传播学、批判传播研究、政策传播研究和公共传播研究。但长期以来,公共传播研究并未受到广泛重视。在社会转型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激烈。要想改善公民的社会生活,传播学家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关键词】 社会学 公共传播学 公民社会 传播学

  

   在社会学处于鼎盛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施拉姆创立了传播学。那时美国有三个社会学研究中心:(1)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该系在帕森斯的主持下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学

   研究的重镇;(2)哥伦比亚大学。那时这里有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社会学大家。默顿为试图改造宏大社会学叙事,提出中层理论的方法,而拉扎斯菲尔德则长于设计科学的定量方法。(3)芝加哥大学。虽然那时的芝大的社会学中心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仍在社会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

   作为传播学成立的标志性事件,1949年施拉姆出版了第一本传播学教材——《大众传播学》。他在这本书中收录R.帕克、H.D.拉斯韦尔、W.李普曼、P.F.拉扎斯菲尔德等三十多位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研究传播现象的成果。从八个层面——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结构与作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过程、大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大众传播的责任——展示了一个新兴的学科的野心,建立起了影响数代人的传播学基本体系。

  

   一、传播学研究出了什么问题?

   套用社会学家埃里克森的一句话,我们大概也可以说传播学最关心的主题就是传播学本身。因为作为一个理论形态,传播学虽然一片繁荣,但远没有获得学术的尊严。投身其中的传播学研究者似乎很少形成理论共识,整个学术场域呈现碎片化之态。安德森曾经对七本传播教科书中的相关传播理论数量进行统计,发现总共出现249个不同理论,其中有195个理论是只出现在一本教科书中,而出现在两本教科书中的只有22%,至于同时出现在三本以上的则不到7%。[2]

   作为社会学的派生学科,传播学顺沿了社会学的基本思维,同样存在着实证/反思、宏观/微观、定量/定性的二元划分。[3]从美国主流传播学效果研究的实证传统到学科场域内相对弱小的反思性传播学研究,从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应用社会研究中心奠定的量化研究到性别传播学、文化研究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回归,传播学就一直在这一组二元对立的空间游走。争论时起,但从一开始到今天,也未见终结。

   20世纪90年代伊始,著名的新闻传播学家罗杰斯(Rogers,E.M)、查菲(Chaffee,S.H)和休梅克(Shoemaker,P.J.)等就指出,传播领域的发展存在着几个隐忧:其一,是传播科技的不断发展,大学往往因应新兴科技而增设系所,可能使得发展整合性传播理论更形困难;其二,大学经费日渐拮据,威胁这个领域的存续;其三,深受实务传统影响的传播学界,理论发展犹嫌不足。[4]几位学者的担心,似乎在今天变成了现实。新媒体尤其是网络的飞速发展,让新闻传播学多少有些无所适从,一些院校创办新媒体专业,一些则推出了媒体融合专业。而在美国,因为经费的压力,首先考虑调整的学科同样是新闻传播学,如2010年年底著名的美国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更名为“梅迪尔新闻、媒介与整合营销传播学院”。西北大学著名传播学教授罗伯特·海瑞曼(RobertHariman)解释说:这是新闻专业主义向媒介融合时代的商业利益臣服的标志。[5]

   中国大陆学界这几年相对密集的反思讨论,再一次引发了传播学场域的焦虑与不安。诚如潘忠党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仅仅是传播学一部分的“效果研究”已经呈现了碎片化之态势,由是,学者们不得不生惶然:究竟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将这些众多的“诸侯小国”整合为一个内部统一的领域?如果一个研究领域尚且如此,更遑论传播研究这个学科?[6]查菲教授更是明确指出,这种统一学科的原理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尚不存在[7],因此,与其说大众传播研究是门学科,还不如说它是个“聚集的场所”(agatheringplace,Rogers&Chaffee,1983)。罗森格仁(Rosengren)更是痛陈,今天传播学的特征不再是“骚动”而是“分裂”!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传播学研究范式缺乏“累积性成长”,实体理论(substantivetheory)、定型模式(formalmodel)与经验数据(empiricaldata)之间没有进行必要的互动。实体理论直接被用于解释经验性的事实和数据,而没有与定型模式相关联,甚至试图避开定型模式,这三者之间的重要联系因而被削弱甚至荡然无存。纵令有坚实的理论与令人印象深刻的实证数据,缺乏定型模式,往往无法进行科学的“否证”与“比对”的过程,因而也就无法建立一套评价的标准。而另一方面,缺乏印证,将妨碍强而有力地建立通则(generalization);互动的罕见,将使得不同学门积极的对话与合作不存在,如此将使得整个知识环境没有累积的成长。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传播学中最有前途的研究传统也会局限在描绘性、叙述性等基本层面,停滞不前。[8]

   波特等(Potter,CooperandDupagne)借用哈贝马斯对知识的分类传统,在1993年将传播学知识划分为社会科学范式(thesocialscienceparadigm)、诠释范式(theinterpretiveparadigm)和批判范式(thecriticalparadigm)等三种类。[9]不过,另有学者认现存的传播理论可以划分为,诠释理论、批判理论、结构与功能理论、认知与行为理论、互动与习性理论等五种类型。[10]

   有学者对美国主要传播研究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进行的内容分析发现,美国传播研究从早期(1965年-1971年)的诠释范式主导,1974年以降移转到社会科学范式,到1889年为止,这一趋势并未改变,甚至在1989年仍有七成的大众传播研究属于社会科学范式,可见主流传播研究几乎就是社会科学范式。[11]

   具有芝加哥社会学学派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比较重视文化与社会因素,不过,这一传统并没有受到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重视,这位学科的集大成者将传播学研究的主流,引向了行为科学研究这一主流的实证传统,重视如何从因果关系推断的法则理论、社会规范与个人诠释乃至系统理论的全面观照。而传播学的后继者们可能是基于路线依赖,很少对施拉姆的框架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因此长期以来,传播理论不但被设定为一组相互关联的命题,其中某些命题可以被验证,更因为传播理论的创造者恒常期望透过一组相互关联的命题,来解释(explain)、预测(predict)以及控制(control)传播现象。[12]

   费孝通先生于2003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社会学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社会学的科学理性精神是一种人文思想。[13]但今天的传播学,追随着社会学研究的“科学”脚步,但放弃了对“人文思想”的求索。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沦为被动的政策解读者(之所以用‘解读’,是因为我们甚至很少有创造性的‘阐释’),而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评立场;而今天,他们又华丽地转身——投进金钱的怀抱——为商业营利者出谋划策,学术成为政治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奴役。”[14]

   施拉姆选定的四大奠基人,都是以自然科学为参照来进行研究的。这一偏向,以及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在那一时期对自然科学的膜拜,一直成为学科主流的惯习和规则。其后果是,不能被定量分析的事实甚至被当作是不值得研究的,[15]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使用越来越复杂的方法来研究微不足道的主题。但近年来,就整个社会思潮而言,科学至上主义受到了普遍质疑。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引发的问题比它们解决的还要多,而且这些问题几乎全在社会领域而非物理学中。[16]理性之梦最终变成了理性的梦魇。[17]科学主义所受到的冲击直接影响了社会科学的代表学科——社会学的命运。[18]而暴风雨的连带性力量,已足以让脆弱的传播学科风雨飘摇了。

  

   二、如何突破?——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的启示

   美国的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遭遇了极大的挫折:华盛顿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先后撤销了社会学系,哈佛大学的社会学也在帕森斯地位一落千丈之后风雨飘摇。[19]这股风,甚至影响到了欧洲大陆,2009年7月英国瑞丁大学(THEUniversityofReading)宣布正式取消社会学系。社会学的粉丝在一天天缩减,而相关的研究方法也受到广泛的质疑,拯救社会学的反思运动也应运而生了。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学专注于建立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研究,忽视了对公共问题的关心。他分析了社会科学家自我期许的三种政治角色:哲学王、统治者的幕僚、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中,哲学王的角色强调社会科学者置身社会之外,面向自身学术价值,仅成为掌握知识的人;统治者的幕僚则专注于统治者认为有价值的议题,成为维持统治者政治稳定的工具;只有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既不忽略统治者的兴趣,又致力于教化公众,追求民主政治这一核心价值。他明确指出,“社会科学家作为文科教育者,他的政治职责就是不断地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议题,并将公共论题转换为它们对各种类型个体的人文上的意义。”[20]阿兰·图海纳(AlainTouraine)也认为社会学家不该是社会生活的外在旁观者,而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只有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的真切知识。也就是说,社会学应该被带入到与公众的对话中,从而达成与公众的双向交流。[21]1991年,赛德曼批判社会理论日益远离过去曾经滋养它的社会冲突和公共讨论,超然物外只与理论家相关,并愈发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1999年布莱克面对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的市场化风潮,市场正在侵蚀公共空间,大学校园的运作越来越像一个公司。他指出,社会家应该承担批判者的角色,扩大与公众的交流,介入更多的公共问题讨论。[22]

   米尔斯还发现人们已不再关心理性和自由,社会笼罩着“焦虑与淡漠”的氛围。因为在这种“大众社会”(masssociety)中,古典意义的“公众”消失了,只有一个个被消费主义规驯了的“快乐机器人”。在《给新左派的一封信》中,米尔斯将希望寄托在年轻的知识分子身上。他认为,后者最有可能成为直接的社会变迁主体。[23]与米尔斯相比,布洛维则持更加乐观的态度。他相信公众并未消失,只是需要社会学家们努力去发现和培养公众。布洛维虽然也强调“学生是我们的第一批公众”,但是他却并不仅仅将公众局限在知识界内部。正因为如此,布洛维锐意将推广公共社会学变成一场超越学术的社会运动。[24]

美国学者帕特里夏·威尔纳基于统计发现,美国顶尖的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上,从1936年到1982年,在该杂志发表的2559篇文章仅有不到5.1%的文章篇涉及这一时期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和公共议题,比如冷战、麦卡锡主义等。[25]所以,2004年麦可·布洛维(M.Burawoy)[26]以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身份,在社会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捍卫公共社会学”(ForPublicSociology)的演讲,强调社会学需要联系“公众”并与之“对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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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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