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何处是家园?

——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0 次 更新时间:2016-01-14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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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浙江大学) (进入专栏)  

2013年底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后,笔者与深圳大学的吴予敏教授在首都机场候机厅里有过一次长谈。我们有一个相同的看法: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就走偏了。虽然中国的传播研究有不少成就,但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


一、传播研究在中国的“理论的旅行”

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入分两次: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的早期引入,当时曾经在内部作为“批判资产阶级”的材料,翻译了一些西方传播学论著的片断,知悉者只限于极少的几个大学新闻系的教师。第二次引入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1977年,“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提出要发掘中国文化中的传播学遗产。一年后,在其弟子余也鲁的努力下,香港和台湾两地,分别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讨会,并找出了“12个探索的入口”,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探索也拉开了序幕。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文革”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masscommunication,当时将这个词翻译成“公共传播”,而不是后来的“大众传播”),介绍了一些传播学的知识。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观点”,郑北渭加了一个按语,批判“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1978年10月,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教授访问中国。他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介绍了传播学。10月14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给当时80多位第一届新闻学研究生做学术报告。但是给他配的翻译由于对专业词句的陌生,无法翻译出来。后来他用英语讲话,在黑板上写出“masscommunication”。

1981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创刊伊始即刊载陈韵昭等人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论文和译作。如第一期首刊陈韵昭的《传学浅谈》,第2期发表了陈韵昭的《传与传播》,第5期载有陈韵昭《传的周折》,第6期载有陈韵昭摘译的《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概况》,第9期刊登了《欧美大众传播研究的传统、特点和发展趋势》等等。1978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开设了介绍传播学的选修课。1981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居延安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通过答辩。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的《国际新闻界》(季刊)第2期至第4期连载刊登了由张隆栋编译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

1982年4月,时年75岁的施拉姆教授(时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顾问)在余也鲁教授的陪同下首次来中国大陆,并在华南师范大学作了为期7天的教育传播学学术报告,全国电教界同行参加。施拉姆随后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报社以及复旦大学等单位。施拉姆在大陆访问讲学期间,提出了向中国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设想。他向中国学者描绘传播的前景时说:“在未来100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的研究会成为所有这些科学见面的基础。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的标志性事件。

1982年11月23~26日,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倡议下,召开了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座谈会。6所高等院校的新闻系和少数新闻单位的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工作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座谈会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要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的、有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

1982年《新闻学会通讯》第14期发表施拉姆在北京讲学的两篇经过整理的演讲稿《传学与新闻及其它》《传学的发展概况》和余也鲁的《在祖国进行传学研究的可能性》一文,引起了新闻业界及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施拉姆和余也鲁将这次的讲稿修订与增补成《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7月出版。其中,该书第二到第八章都是根据广州讲习班七天七个专题的讲稿整理、修订与增补而成。第一章和第九章则是根据余也鲁教授1984年应西北电化教育协会的邀请在兰州所作的学术报告中的两篇整理而成。此外,他们“又把西方与东方四十年来在传播教育与研究上的历史与发展合写了一篇回顾性的文章,刊在本书之首,当作序言”。

1983年9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传播学(简介)》一书,这是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本有关传播学的著作。1983年,《新闻战线》连载了郑北渭的《传播学简介》,文章较系统地介绍了美国传播学的原理、模式。《新闻业务》月刊1983年第1期也登载了他撰写的《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陈力丹也在《新闻学刊》上发表了《对〈传学概论〉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的文章。

不过,一开始有很多专家反对在中国大陆发展传播学。方汉奇教授曾介绍说,因为传播学只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现象,没有所谓的阶级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报纸、媒体的阶级观念依然很强,这就使很多人对传播学怀有敌意。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才普遍接受了这一概念,而此时距离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已经过去了大概10年的时间。

张国良教授将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学习、应用、创造。学习阶段的主要事务是译介和编写教材。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版了少量的译著,而近10年译事一直繁荣,有时翻译的书基本上与外文书同步出版,译介的面也较早期广泛得多,虽然翻译水平良莠不齐,但其繁荣的景象自不待言。在教材编写方面,郭庆光教授、张国良教授、李彬教授,邵培仁教授等出版了各自撰写或主编的传播学教材。传播学的应用阶段与学习阶段是重叠进行的。大概是在197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介绍传播学时就尝试了一种探索性的应用。当时复旦的学生们用刚刚习得的传播学方法研究受众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江青林彪集团受审的。调查的规模不大,却是传播学实证研究的尝试,祝建华教授应该就是在那段时间的学习中,对实证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科学的实证调查则是在1982年之后,如陈崇山、卜卫、喻国明等人做了一些开风气之先的探索性应用研究。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进行了全国第一次通过计算机、使用SPSS社会科学软件包来处理受众调查的调查数据。近几年,实证研究几乎成为传播学场域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研究路径了,虽然质量良莠不齐,但繁忙的景象吸引着无数的学子投身于此。


二、中国的传播研究存在什么问题?

中国大陆的传播学一直以美国为师,但以美国为代表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便落入了政治宣传和媒体企业经营的逻辑。虽然有美国实证主义哲学的传统起作用,但政治公关和企业绩效思维,左右着传播学的效果研究。事实上,美国传播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也是战争宣传、政治选举和健康传播(主要来源于烟草行业)。在魔弹论的刺激下,美国学者对各种传播手段(尤其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大众传播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检测了各种传播变量引入后的传播效果。但所有这些研究,却很少关注人类共同体的建构,也鲜有介入社群分析的。我们虽然不能将今天美国人“独自打保龄球”的独处生活形态,归因于大众传媒对社区、共同体关心太少,但大众传媒和传播学研究者对这方面的关心不够,却是不争之事实。

中国传播学研究,从主体上看,基本是美国式传播研究的翻版。学界译介最多的是美国人的著作,课堂上主要讲授的是施拉姆式的《传播学概论》,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质量好的一点文章也是美国式的实证分析,引领中国大陆传播学术圈的主要是从美国获得学位的华人学者们。虽然近几年,陆续有些人介绍欧洲式的传播学,但这方面研究的影响力比较少,研究的人也不多。

1983年爱德华·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的《旅行中的理论》一文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旅行的理论(travelingtheory)。该观点最早见于他于1982年出版的《拉里坦季刊》(RaritanQuarterly),后收入萨义德的论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萨义德认为各种观念和理论会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他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理论为例,演绎了观念或理论在从甲地到乙地或甲文化到乙文化的旅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他认为文化和智识生活通常就是由观念的这种流通(circulation)所滋养,往往也是由此得到维系的,而且,无论流通所采用的形式是世所公认的或者是无意识的影响、创造性借用,还是大规模的挪用,观念和理论由一地到另一地的运动,既是活生生的事实,又是使智识活动成为可能的一个不无用途的条件。“理论的旅行”势必要涉及不同于源点(pointoforigin)的表征和体制化过程。而这就复杂化了对于理论和观念的移植(transplantation)、传递(transference)、流通和交流(commerce)所做的任何解释。

换言之,旅行理论大致经历四个主要阶段:(一)需要有一个源点或者类似源点的东西,即观念赖以在其中生发并进入话语的一系列发轫的境况;(二)各种外在压力促使理论跨越一段横向距离(distancetransverse),穿过形形色色语境压力,寻找到新的栖息地;(三)新环境接纳吸收或抵制长途迁徙来的理论;(四)适应新的时空环境中激烈的生存竞争后,理论全部(或者部分)得到容纳(或者融合)后,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由它的新用途、新位置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传播学从西方走来中土,我们吸收、改造都是正常的情况,但既然我们还称之为“传播学”,那么它的“芯”是否也需要被再造升级呢?

新世纪之后,中国传播学界创造性研究的呼声越来越强,在一批华人传播学者,如潘忠党、陈韬文、祝建华、赵心树、郭忠实、赵月枝等的影响下,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在不同高校展开。张国良教授曾分析说:“我们的创造是在艰难摸索,但也不能说一点没有成效。从某种意义上说,应用也是一种创造,或者说创造性地把国外的一些原理、方法应用于中国实际,这多多少少会构成一些特色,不一定是理论框架上的突破,或方法上的创新,这是很难的,但是在应用或思考过程中对前人观点如果有一点修正、补充、质疑,那么也应称之为创造性劳动吧。”

其实,传播学引入中国不久,就有学者指出,纯粹的模仿式研究并不可取。如1983年7月,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马戎在其所撰论文《泛论中国式传播学之研究》中指出:“研究中国式传播学,要明确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式’。……只有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传播研究,才有前途。”1993年5月,厦门大学召开“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其讨论内容大致就是围绕施拉姆提出的“12个入口”展开的。为推进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与会者还决定要编写出版《中国古代传播概论》(后来正式出版时,定名为《华夏传播论》)和一套《中国历史上传播理论与实践资料选辑》。

黄光国先生曾指出,“19世纪以来,华人留学生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大多只专注于学习各种不同的‘科学’,而很少注意科学哲学的演变,更少有人严肃思考科学哲学的发展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关联。长期盲目移植西方学术研究典范的结果,便造成台湾科学研究的低度发展”。①2012年,在由华南师范大学主办的“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研讨会上,黄旦教授从个人印象中梳理了施拉姆访华前后中国传播学兴起的多个源头,从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师中起步,单纯地了解美国教材中的体系架构,到2003年这个节点后开始努力创建本土化,关注和思考自主研究,不再是单纯地了解学科知识。他指出了中国本土化传播的现状中,我们仍在用美国的传播找中国的传播的问题。并提出了在新技术对社会形态带来很大影响以及中国在全球化后视野扩大的背景下,对传播学的定义、研究视野以及资源等问题的再探讨。不过诚如王怡红所言:“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究竟是怎样一个问题,我们在什么样情境中提出‘本土化’等问题,我们仍处于混沌之中,而且‘本土化’并没有被我们足够地问题化。我们只是知道‘本土化’是我国传播学主流研究的一种选择,但并不清楚‘本土化’这个概念真正引发的问题可能是什么。”这大概正是虽然我们呼吁中国传播学“本土化”已经若干年了,但却并没有看到很有代表性的“本土化”了的传播理论的原因。陈韬文教授在《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中指出:“关键的问题是传播理论是否真的可以中国化或者华人社会化?这是一个永远的梦想,还是有现实基础的理想?”他认为,所谓理论本土化实际上是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然更替演变;本土化者,只是理论的社会对象或是社会条件转变的结果而已。②

虽然1986年王志兴撰文,对世界两大传播学派——美国的“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欧洲传播学界“传播学批判学派”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剖析。③但美国式的大众传播研究一开始便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占有主流位置。张国良教授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说:“传播学有三大分支:人际、组织、大众,跟新闻学关系最近的是大众传播学,因此,我们这些原来的新闻研究者,自然最关心大众传播学,这在中外都一样。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传播学本身是在大众传播学兴起后形成的,就是说,从新闻学到大众传播学再到传播学,这是言之成理的,也是现在占主流的看法。不过,另有人认为,传播学的形成不应从拉斯韦尔五个W开始,而应从更早的芝加哥学派算起,库里、帕克、米德等对传播学早有一些理论构想了。但很多人认为,这充其量表明传播学从社会学那里得到了一些启示,或者说社会学是传播学的学科背景之一。因为要讲对传播的关心,当然也不是从芝加哥学派开始,亚里士多德更早,所以传播学跟大众传播学的关系还是比较清楚的。”④这一观点,在中国大陆传播学圈很有代表性。

应该说,张国良教授关注到了这种分歧,但却没有深究这种分歧背后的学术研究逻辑。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表明“传播学从社会学那里得到了一些启示,或者说社会学是传播学的学科背景之一”这么简单。在笔者看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逻辑!


三、寻找传播研究的新突破

最近五六年,传播学结构主义批判学派的研究人气上升,文章多起来,出版的批判学派的译著也很多。符号学、文化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等,都有译著出版,都有人在研究,也出现了学科带头人。例如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卫星教授,他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传播观念》,主要以结构主义传播学的观点考察了中国的传播现象。

网上有一篇讨论传播学逻辑的文章,标题是《传播学起源的历史和逻辑——一种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文章的作者是仇子明,仇子明虽然现在不做传播学研究,但读书时写的一些文章还是很有想法的。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原本倡导理性、倡导言论自由、反对权威和思想垄断的现代传播思想,竟然走到了它的反面,开始研究如何通过传播、通过权威来维护社会秩序——实质上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社会现实永恒化、合理化。但作者认为,这种逻辑并不是人类的必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持续爆发,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失业、自杀、犯罪等社会问题突出。如何按照理性原则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成了此时资产阶级学者最关注的问题。现代西方社会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孔德、涂尔干等人毕生都在研究社会整合(秩序)问题。人类在传播中使用符号,理解其意义,构成社会生活的核心——这是现代生活的核心。现代社会是由互动构成的网络,参与者通过使用符号给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赋予意义,而社会制度也是由人的相互作用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的原理才是传播学起源的真正奥秘,而现代传播思想是传播学的思想基础。拉斯韦尔指出:“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象征就是现行制度的意识形态,即反对派精英(counter-elite)所谓的‘空想’。”作者的结论至此便呼之欲出了:现代传播学,是一种通过符号分析来揭示和完善社会控制的科学。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传播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在于符号。”

这篇文章洋洋万言,以知识考古的方式梳理了传播学生成的历史脉络,确实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作者不过是证明了现有的传播学研究的发展逻辑而已。何况,传播学的发展脉络也并不是作者分析的那么简单,传播学研究也远比作者分析的更为复杂。因为现有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从学术脉络上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大学派:控制论学派、经验功能学派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控制论学派看重人机交流的理性功能设计,经验功能学派出于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考察对大众的劝说和暗示,结构主义符号学则探索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每一学派的学术传统,都是对人类传播现象不同面向的观察,说不上谁更正统,谁更科学。我想追问的是,现有的传播学研究逻辑不可挑战,不可超越么?我所关注的问题正是我们如何超越现有的传播学研究格局,提出一种新的研究逻辑(或者说,找到传播学原本应该遵循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是被现有的学术思维所遮蔽的东西。如果有,那么传播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落在何处呢?

北京大学的杨伯溆教授2013年10月13日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微博。他在谈到新闻与传播学异同时写道:“1.新闻学因报纸出现而诞生,传播学因电视扩散而成型;2.新闻学专注新闻,即便是大众传播学,所关注的也远超出了新闻传播;3.新闻学讲究如何做新闻,传播学探究新闻为谁而做及如何传播;4.新闻学以职业训练立足社会,传播学靠研究成为学科;5.网络出现,二者都面临被消解。”我转发了这条微博,同时也加入了讨论。我的观点是:“新闻学面对的是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其核心命题是人类社会的民主治理如何更有效;传播学则试图揭示生命世界的合作沟通机制,回答社会是如何运行的问题。”我的回答,就是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不同研究逻辑角度上出发的。


四、合作性劳动,才是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

法国学者贝尔纳·米耶热认为,现有的成果还是如此的具有局部性和不完善的,它们提供的是一些让人们心生疑问甚至值得质疑的知识要素,以及一些目前占据统治地位的做法和观点。我们看到这个领域的某些专业人员对他们大量使用的话语的垄断性适度地提出异议;而某些习惯于从自己学科的视野出发看待问题的专家也受到激励,让自己的研究与来自新的研究范式的其他研究相碰撞。可以预计,信息传播学在科学方法的使用上进步越大(超越缔造它的各式各样的研究问题),人们对它的疑问、讨论甚至争议就会越多。毫无疑问,这是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熟阶段的证明,但这不能表明它为自己确定的研究对象开始为人们所考虑。

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言,传播不但是社会科学中相当新的一员,而且或许因为源自宣传与媒介效果研究,无论研究者采取的角度与立场如何,过去数十年来理论关切的重点始终未曾脱离传播媒介。传播理论的重点是否必须放置在传播媒介上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事实上,近年来传播研究的多样化,使我们也不能不对传播理论采取一个更动态、更广博的角度。⑤

无论我们有怎么样的理论与方法论偏好,正如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所言,研究和论题提出的背后应该是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丹·席勒曾经提醒我们说,传播研究不能画地为牢,不能只是局限在自己所关切的传媒范畴内,不能局限于研究儿童或青年人的社会化,也不能局限于对购物或投票决策的研究。传播研究也不再只是关注现代国家究竟如何运用传播,以取得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传播研究更应该从事的,是要提炼多种论点,说明及解释社会文化究竟采取哪些形式,又被哪些因素决定等问题。总而言之,传播研究的潜能,聚合于传播所赖以进展的当今社会,直接地并从多重角度,分析与批判当今社会。基于此,他给出的建议是:“唯有从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labor)这个概念,也就是从人的自我活动具有兼容并蓄及整合的性质来构成自身的认知出发,传播研究才能开始发展。”

丹·席勒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使用“劳动”这一核心概念来拯救传播研究,似乎仍然未能落到实处。那么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或者说研究的逻辑起点到底在何处呢?

著名的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J.R.McNeill)和他的儿子威廉·H·麦克尼尔(W.H.McNeill)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一书中分析说,倘若我们试图对究竟是何种力量使得人类这种非凡的事业成为可能进行想象猜测的话,那么,最可行的解释就是这样一种设想,即人类交往和合作网络的明显改进才是那种导致各个智人团体得以迁移至所有地球可居住地域并作为一个统治种族到处确立自己统治地位的力量。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创新大概就是对语言的充分使用,使其具有了符号象征的意义。一旦人类可以通过对事物的谈论和赋予各种物体、行为和局势以方便名称等方式,创建起一个共同认同的意义世界,那么,他们就在个体经历和个体以外的所有的事物(这包括一个直接共同体之内的其他个人的经历和他们可能和愿意采取的行为)之间装上了一个过滤器。反过来,这个过滤器可以使社会行动协调性的精确度得以增长。因为,随着对各种工具和火的使用,只要人类的活动经历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些获得共同认同的各种意义就可以被加以改变和完善。

2005年《科学》杂志在创刊125周年之际,组织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提出了125个“驱动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决定未来科学研究方向”的科学难题,其中包括25个“大问题”,100个“小问题”。《科学》杂志总编唐纳德·肯尼迪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这些“大问题”中有一些可能永远得不到答案,但它们指明了科学家们前进的方向,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过程也将丰富人类的知识。

这25个问题涉及的范围从宇宙构成、地球演化、生命源起直到人类自身。有几个问题涉及当前全人类面临的挑战。比如:能否研制出有效的艾滋病疫苗?温室效应会将地球加热到什么程度?什么能源、到什么时候能取代石油?地球能容纳人口的上限是多少?还有些问题涉及信息学和医学:传统计算机的极限在哪里?我们能否选择性地“关闭”某些免疫反应?看起来,这25个大问题主要是自然科学家需要面对的问题,但也有两个问题与社会科学有关,其中关于“人类的合作行为如何演进的?”更与新闻传播学科有一定的关联,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传播学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

该期《科学》杂志在关于“合作”的介绍文字中指出,“合作在诸多物种中盛行,这意味着,尽管在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中,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冲突非常多,合作仍然是一个更好的生存战略”,他强调,这是一个需要演化生物学家、动物学家、神经科学家、经济学家共同努力来研究的课题,以便最终探索出“到底是什么因素在促成我们的合作精神”。2006年4月的《自然》杂志援引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罗伯特·梅(RobertMay)的观点说:“在演化生物学领域,或者更一般地说,在社会科学领域,最为重要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人类社会以及其他动物群体中,合作行为是如何演化、如何维持的。”

2005年7月1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在关于“合作”的论文中,并没有明确给出“合作”的定义,但举了两个“合作”的例子:雌性动物放弃繁殖的机会,反而来照顾比自己更有优势的母亲的孩子;雄性黑猩猩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入侵者,虽然这需要付出成本。安德鲁·科曼举出了一个“不合作”的例子:英国的父母花钱给自己的孩子注射麻疹-腮腺炎-风疹(MMR)联合疫苗的比例越来越低,这些父母想,其他父母会给孩子打这种疫苗,因而会形成“群体免疫”,所以我可以不给孩子打。事实上,如果都这样推理的话,每个人的福利都会比大家都合作的更低。在2006年4月号的《自然》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合作的困境》一文中,科曼以英吉利海峡等海域的渔业资源为例,说明每个人都面临的合作困境。如果自己禁渔,但其他人不禁渔,自己的福利一定比别人都少;但如果大家都禁渔,自己偷偷去捕鱼,又不会对海里的渔资源产生伤害;人人都这样想,海洋渔业资源就必然枯竭,所有渔民的福利都减损了。能源危机、环境危机、战争危机的产生,都存在这个难题,迫切需要解决。不过,他们的研究只是部分回答了为什么人类合作的动机和动力问题,而没有切入合作是如何达成的以及合作的效用这类更为核心问题。

传播研究,当然不是为投身于此的知识人寻找一片谋生的职业,也不是给宗教和其他信仰寻求理论依据。传播研究应该直面的是人类因沟通不善而导致的苦难,毕竟社会因沟通而存在。在《被围困的社会》一书中,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在这个已经全球化了的世界中,同以前相比,我们彼此之间的生活距离更近了,我们更多地共享了日常生活的特征,我们有了更多彼此了解对方的习俗和偏好的机遇。既然我们的武器变得更加具有杀伤力,并且足以毁灭整个地球,包括那些发明、生产、销售和使用它们的那些人的家园,那么,同以前相比,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进行对话而非战争。


注释:

①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第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陈韬文:《理论化是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出路:兼论中国内地传播研究的困局》,载冯应谦、黄懿慧编:《华人传播想象》第55~74页,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12出版;陈韬文:《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中的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中国传媒报告》2002年第2期

③王志兴:《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歧》,《新闻学刊》1986年第6期

④《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张国良教授》,载《传播学在中国》,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⑤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总第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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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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