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敏:冷战后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特点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60 次 更新时间:2008-07-14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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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敏  

[摘要]  适应冷战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中国广泛参与国际机制,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拓展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多边外交。这一政策的发展,在过程上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也是观念更新的过程;在规模和程度上具有全面但明显的不平衡性;在原则上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特点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和身份。

[关键词]  中国外交;多边外交;全球化

冷战的结束,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广泛参与国际多边机制,进一步融入到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拟就中国融入国际机制,参与多边外交的特点进行一些概括和分析,希望能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这个侧面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

一、中国参与国际机制、拓展多边外交的环境

1. 历史环境:由隔离到融入的过程。中国从闭关锁国到被动融入现代国际体系,是一个充满中华民族血与泪的过程。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在这个体系内处于“屈辱、从属和孤立的地位。”〔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受当时国际政治力量分野和冷战环境的限制,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最初被局限于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而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在国际体系内再次陷于孤立的状态中。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关系的美籍韩国学者金淳基(Samuel Kim) 概括新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经历了从20 世纪50 —60 年代“体系的改造者”( system transforming) 到70 年代“体系的改革者”( system reforming) , 再到80 年代“体系的维持者”( system maintaining) 的演变过程。〔2〕

这一过程中的转折发生在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1978 年。在“请进来”的同时,中国还积极“走出去”:在政治领域开始全面参加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各种专门性的会议和组织。在经济领域,1980 年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1992 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银行基金的最大接受国。〔3〕在安全领域,中国1980年开始参加联合国裁军会议,并提出积极和合理的建议。1986 年3 月召开的6 届全国人大4 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指出:中国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中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努力增进与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4〕这标志着中国在政策层面改变了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国际机制态度,预示着更多的参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这一进程,为中国在后冷战时期适应全球化,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奠定了基础。

2. 国际环境: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后冷战时期的社会变革在广度、强度和速度三个方面赋予其全球化的特点,即世界联系更广泛,联系程度强和联系速度快。〔5〕这些特点不仅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成为“塑造几乎每个国家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总的国际体系”,而且改变着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环境。〔6〕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组织的广泛兴起。全球化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但从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看,首先是全球化使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加强协商,共迎挑战的需要增加。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突显,多边外交活跃。原有的国际组织规模在扩大,成员在增加,影响提高;新的国际组织不断出现,冲击着传统的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规范。如联合国除了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外,在经济、安全领域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地区性组织发展迅速,影响扩大。不同地区之间跨区域对话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以超过政府间组织的速度增长,从1986 年的4649 个上升到1996 年的5472 个,〔7〕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经济领域,国家不管社会制度,发展状况,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之路,国际贸易不管从地理分布还是从贸易和投资规模,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和增加。伴随国际间经济交往的增加,国际性、地区性以及跨地区性的经济组织同样活跃。在关贸总协定基础上1995年成立了全球贸易机制——世界贸易组织;欧洲的一体化由共同的经济政策“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已经取得了世人关注的发展;东亚地区内的经济合作,方兴未艾;拉丁美洲和非洲也纷纷探索自己的合作发展模式。

在安全领域,冷战结束虽然消除了超级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但各种传统安全问题尚未能解决,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显突出。国际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成为冷战后多边外交的一个主要领域。如在冷战结束前少有的关于安全问题的国际多边会议和就安全问题进行磋商的地区性对话渠道,到了90 年代初期,增加到40 多个;到90年代后期,几乎每周都有两个这样的安全对话,而且越来越多的是政府层面的对话。〔8〕

对于后冷战时期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9〕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参与更多的国际机制,拓展整体外交,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取得了世人注目的成就。

二、中国参与国际机制,开展多边外交的状况

冷战结束初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乐观。西方一些国家借1989 年“六·四”风波对中国进行制裁,导致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受到影响。1992 年的中共十四大再次“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10〕十五大报告则提出, “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11〕根据这样的思想,中国积极拓展多边外交,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

学界对多边外交有不同的认识。本文讨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和参与多边外交的对象,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中国参与由三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其它国际关系行为体所组成或参加的固定的或临时的,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或为缔结协定、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进行的多边国际谈判等开展的对外关系;二是中国参与以上多边组织、会议所通过的国际公约、条约、协定、规范、规则等制度( regimes) 的活动。不管从哪一个方面看,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融入都是全面、广泛和深入的。

从参加的多边国际组织来看,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中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有21 个,到冷战结束前的1989 年增加到37 个。中国参加的非政府国际组织( IN GO) 同期则由71 个增加到677 个。到1997 年,两者分别增加到52 个和1163 个。〔12〕从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的角度看,表现得更为广泛和具体。截止2003 年底,中国签署了273 项多边国际条约、公约、协定或议定书。其中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 年实行对外开放,中国签署或宣布承认的有45 项,改革开放至冷战结束112 项,冷战结束以后到2003 年116 项。〔13〕这些条约和协定涉及领域内容丰富,地区广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参与多边机制的状况。

在众多的国际组织内,中国在联合国的活动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多边机构,其活动和发挥作用的领域在后冷战时期涉及政治、经济、安全、人权及其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其通过的众多决议或公约被看作是当今国际社会活动的规范。中国重视联合国的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在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工作,支持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表示, “我们要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继续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处理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积极作用,确保全体会员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14〕中国倡议举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并在会晤后发表的文件中根据中国的要求加入了五个常任理事国承诺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等内容。

从参加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范围看,中国不仅参与了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安理会、维和、裁军、人权、国际法院等国际安全与政治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机制;而且还积极参与了众多的区域性或跨区域性的多边机制,前者如亚太经合组织,10 + 3 机制,后者诸如亚欧会议,以及东亚—拉丁美洲论坛等。因而中国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的多边外交呈现全方位和多层次的特点。从地区来看,大致可以划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地区性的,二是跨区域性的。从议题看,前者主要以安全议题开始,逐步扩大到其它各个领域;后者则是从政治、经济领域的对话和合作开始,逐步扩展到安全、文化等其它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逐步扭转了过去消极和被动参加的模式,成为多边外交机制的主动参与者和倡导者,不仅积极参与原有的多边机制,而且还积极推动建立或促成新的多边机制的产生和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场合,中国改变了以往被动接受原有规则的局面,提出了许多事关全球问题和世界发展前景的有益和建设性的主张:包括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关于维护世界多样性的主张;关于国际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关于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内容的综合安全观;用均衡的观点处理人权问题的主张;以及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的观点与主张,等等。这些既反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状况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高,也反映了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机制建设过程中作用的增加。

三、中国参与国际机制,拓展多边外交的特点

多边外交是由众多双边外交组成的,相对双边外交而言,多边外交具有活动空间广泛、参与行为体多、对话和合作形式多样等特点。多边外交与双边外交之间互相补充,互相协调,互相促进。首先它们是互相补充的,多边外交场合为双边外交提供了平台,可以弥补双边外交的缺陷。如在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对华制裁和中美不能实现首脑互访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国、APEC 等多边场合多次见面,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又如中日关系近年来由于历史问题停滞不前,领导人不能实现互访,但两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和10 + 3 框架下多次见面和磋商。多边外交与双边外交又是互相促进的,多边外交议题常常是双边外交领域磋商的话题,双边外交又可为多边外交场合的合作创造条件,双边外交的成功常常是多边外交成功的基础。后冷战时期,中国领导人广泛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并利用多边外交的平台,开展高密度、快节奏的双边高层外交,推动中国同有关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概括来看,后冷战时期中国参与多边外交、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有以下特点。

1. 理性的过程。西方研究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学者不少引用金淳基的“最大化和最小化”来概括中国参与多边外交,融入国际体系的政策,即谋求最大的利益,承担最小的责任。〔15〕“中国在这方面并不特别”,兰普顿认为, “美国也是经常把多边合作看作是追求利益的手段,而决非为了损害利益。”〔16〕他认为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目标有四个:“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和提高国际地位;阻止对中国根本利益不利,以及侵犯中国内政和主权的决定;在限制其它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尽量扩大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国际资源流入。”〔17〕这反映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多边外交是一个理性过程。

首先,作为总体外交一部分的多边外交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化,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正如摩尔(Moor) 所说, “中国人非常善于接受全球化,把它当作实现现代化的手段——不是目的,而是手段。”〔18〕中国经济基础薄弱的客观现实要求中国通过融入国际体系,加强国际经济合作,获取中国经济建设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拓展多边外交的结果使中国从各种国际组织获取外援、引进先进技术和外国资本,带动了中国经济多年来的快速、持续和稳定增长。因此,发展多边外交,融入国际体系,是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走向世界大国的必经之路。

第二,通过融入国际社会为世界和平承担责任,做出贡献。冷战结束后,中国提出,“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把人类带进和平、发展、繁荣的21 世纪而共同努力”。〔19〕“中国人民要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20〕国力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有能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维持和促进世界和平,解决全球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利用各种多边场合,阐明自己的对外方针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立场;通过参与多边外交和国际组织,在解决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改善了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得到积极的评价。如最近西方学者提出,“中国对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为在关键事务上促进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进而为谈判桌带来了更多资源与影响力。”〔21〕

第三,服务国内政治和经济建设。现代中国国内建设面临的议题,如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打击贩毒和恐怖主义、跨国界洗钱、惩治腐败等,也是世界面临的问题。如恐怖主义不仅威胁世界和平、破坏人民生活的稳定与安定,也威胁中国的安全。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融入世界参与国际合作。另一个近年来引起关注的国内政治建设的例子也反映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和参与多边外交的需要。从改革开放至2004 年,大约有4000 名中国腐败官员或其他人员逃往国外,带走了约500 多亿美元的资金。〔22〕贪官携巨款外逃对中国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潜在威胁,而且严重败坏党风党纪,影响国家的整体形象,但从国际关系和法律上看则是一种典型的跨国洗钱犯罪行为。中国非常需要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合作。因此,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3 年10 月在第58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同年12 月10 日中国就在公约上签字。国内不少人士希望通过条约的生效和国际上更多国家的加入,来改变中国贪官“捞了就跑,跑了就了”的局面,加强国内法制建设。

2. 观念更新、认识提高的过程。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的数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江忆恩对中国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预测数与实际参与数作比较之后指出,1977 年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的预期数是37 个,实际参与的数量是21 个;到1996年预期数为45 个,实际参加数量是51 个,相对于其发展程度而言,中国参与程度已经较高。〔23〕在从有限参与到逐步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对国际形势和国际体系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导致了更多的参加和更深的融入。

首先是对全球化和多边外交认识的深入和扩大。金淳基通过对1994 年至2002 年中国领导人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的发言进行内容分析提出,中国从1994 年提出“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到1995 年的“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区域化,以及组成经济集团的趋势在加速”;到1995 年“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再到1996 年发言中(首次) 三次提到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随后从1996 到2000 年,每年都是把这两个趋势并列提出的。反映了中国对全球化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24〕若采取相同的方法,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最近几届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多边外交的提法,会发现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中国“重视联合国的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我们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裁军进程,促进全球发展,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1997 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 年的十六大则提出,“要积极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在规模上,从联合国扩展到笼统的“多边外交活动”和“其它国际组织”;在方式上由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一些具体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改变为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和其它多边组织中的作用,不仅范围有所扩大,而且中国发挥作用的途径经历了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变。

其次,对现行国际制度经历了从高度怀疑到逐渐接受再到积极倡导的转变。由于中国在旧的国际体系内的屈辱地位,“在心灵的深处,中国人始终认为这个秩序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被侮辱与损害的切肤之痛,使中国人期待着,总有一天要打破它、改造它”,总有一种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认识、需求和政策主张。〔25〕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和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是在1974 年第六届特别联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后来虽然参加了一些国际组织,仍然有一种不信任,甚至是恐惧的心理,怕自己被约束住,参与程度多是防御性的。随着中国逐步参加越来越多的国际机制,中国认识到, “多边规则是把双刃剑,西方国家能接受一些共同标准也是妥协的结果,它既束缚别人也束缚自己,在受束缚的同时也得到一定保障。”〔26〕现行体系并非一无是处,对现行体系的改造是一个改变其不合理的内容的“扬弃”过程,只有通过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体系,以建设性的姿态循序渐进地对其加以改造,才能为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做出积极贡献。2003 年以后,针对单边主义盛行的状况,中国进一步提出多边主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手段,是全球化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是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最佳途径”, “是解决全球性问题惟一选择,也是时代发展的潮流。”〔27〕

观念的改变,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改变了仅从安全和战略角度分析问题传统,把国际关系看作是双赢、共赢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参与国际体系本身提供了适应和学习的过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1 年的实践使中国“认识到国际金融环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的极端重要性。”〔28〕正如江忆恩指出的, “自从中国参与各种国际机制以来,它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不断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国际形象上的成本和收益,对它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起到了极大的积极影响。”〔29〕但他认为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过程是一个“适应性”的过程,而不是“学习”过程。〔30〕这一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一定的市场。但本文则同意另一些学者的观点:“适应”和“学习”并非对立和互相排斥的,因为“适应经过一定的时间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环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在这种环境下学习”,因此这个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适应的学习过程”。〔31〕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对“国家身份再定义、战略文化再建构,对安全利益再思考”的转变,形成了“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和重视相互安全”的观念,进一步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32〕

3. 全面而不平衡的融入。中国拓展多边外交、融入国际体系的活动,在地域上包括各类国际性、区域性和跨区域性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组织与论坛;在范畴上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到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各个方面,呈现专业化的倾向;在过程上是逐步深入的过程;在规模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但这种参与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首先,从整体上看,中国参加国际组织的数目及活动范围,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规模,纵向比有很大的进展,但横向比仍然相对有限。中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欠缺可以充当国际公务员的专门人才,在重要的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官员和一般雇员的比例不大,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目前除行业性的国际竹藤组织总部,安全领域的上海合作组织和经济性的博鳌论坛外,没有其他国际组织将总部或地区办事处设在中国;除了吴建民担任国际博览局局长外,没有其他中国人在国际性组织中担任类似级别的职务。在中国参与的200 多项国际条约或协定中,只有《上海合作组织宪章》(2002 年) 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200年)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签署,由中国政府保存,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1 年) 和《成立国际竹藤组织的协定》(1997 年) 在中国签署,由中国政府保存,其余都是在其它国家领土上签署、并由其它国家保存的协定。

其次,从参加和融入的地理分布看,中国参与、发挥作用的多边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和亚太地区。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安全对话,以及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多边对话。而对国际上或其他地区的多边安全对话参与的程度和发挥的作用相对仍然有限。中国与越来越政治化的多边经济组织八国集团还有一定的距离,至今还没有加入;对于二战结束以来持续最久、世界最关注的热点中东问题,到目前中国的介入的程度和发挥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虽然能源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对外能源合作仍然主要集中在双边领域,等等。这些反映了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地位,这一不平衡的改变有待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第三,与参与和融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活动相比,中国非政府组织加入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其活动和融入程度相对较弱。冷战结束以后,一方面是国内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则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大举涌入,二者相互交织,共同促进。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已逐步进入大发展的历史时期。〔33〕但是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非政府组织数量偏少、活力不强、作用发挥不明显。在对外交往上,中国在非政府领域参与对外活动时较为谨慎,在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融入国际制度上,中国非政府组织不管与中国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相比,还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相比,都显得相对较弱。

4.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也是一个行使主权和外交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主权平等原则,根据国情自主决定参与融入的领域、程度和速度。这一原则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始终反对任何国际组织或国家利用国际机制干涉中国内政,也反对对任何其它国家内政的干涉。如中国支持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但坚持“开展维和行动需要当事国或当事方的同意”的原则。

其次,中国根据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截止到2003 年底签署的273 个国际公约或多边协议中,对其中的27项中的个别条款保留自己的解释,或做出例外说明,保留作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但是,一旦中国参加了某一组织或签署了某一国际协议,中国都严格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这一点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如1986 年至1991 年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科纳贝尔(B. B. Conable) 表示, “中国在落实自己的义务方面是一个典范。世行从不需要改革或调整对中国贷款的条件,因为中国总是非常自律来满足世行的条件。”〔34〕

第三,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上,中国反对任何政府间国际组织接纳台湾参加其中。1993 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连续挫败了一些国家提出的台湾当局加入联合国的图谋。对于某些允许地区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政府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的性质、章程和实际情况,以所能同意和接受的方式对台湾的加入做出了安排。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台湾在中国政府的允许下以“台、彭、金、马单独关税区”(简称“中国台北”) 的名义参加世贸。

第四,在中国参与国际组织、融入国际体系过程中始终坚持不结盟的政策。中国没有参加任何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或多边国际组织,中国参与推动形成的多边组织和机制都是开放、非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在这些组织内部中国也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政策。正如李肇星在接受专访时所说,“中国不和任何国家结盟,但可与各方进行协调,能说和敢说别人不便说或不敢说的话。在联合国很有威望,朋友很多。”〔35〕

5. 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组织的过程中,坚持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定位,并为发展中国家说话。

在多边机制中,中国始终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立场考虑全球问题。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多边场合提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在尽享全球化“红利”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中国主张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各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处于“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江泽民主席1999 年12 月在国际保护臭氧层大会致辞时说:“发达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曾经对全球环境造成的那些历史影响,因而有责任承担更多的义务”,“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36〕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坚持,应“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 “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轮流进入安理会,参与其决策。”〔37〕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中国的“一贯立场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和正确主张”,“对于有损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主张,我们则进行了批评。”〔38〕

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场合的行动中,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协商,互相配合,共同提出主张。如为配合199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中国会前发起并在北京举办发展中国家部长级会议,41 国与会发表了《北京宣言》。根据宣言内容,中国在环发大会筹备会上提出了7 条原则,被列为《环境与发展宣言》的讨论基础性文件之一。2003 年9 月墨西哥坎昆会议中,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名义向世贸组织提交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提案,要求美国和欧盟大幅削减国内农业补贴、取消农业出口补贴,从根本上改变其贸易保护体系,并提高发展中国家成员对发达国家成员的市场准入水平等。

中国通过拓展多边外交,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机制,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获得了必要的市场、资金和技术,促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得以高速发展,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另一方面,中国通过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中就重大国际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前所未有的建设性作用,改善了国际形象,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好地维护了世界和平,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通过这个共赢的过程,“中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最开放、最繁荣的时期。”〔39〕

[注释]

〔1〕关于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发展过程见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 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J 〕, 《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1 期。

〔2〕〔12〕Samuel Kim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China Joins the World : Progress and Prospects , Oksenburg and Economy eds . , New York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1999 , pp . 45-46 , p . 47.

〔3〕Nicholas Lardy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n China Joins the World , p . 209.

〔4〕肖佳灵,唐贤兴:《大国外交——理论·决策·挑战》〔M〕,时事出版社,2003 年版,第512 页。

〔5〕David Held et . al . eds . , Global Transformations , Politics , Economics and Culture , Stanf 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p . 15.

〔6〕Thomas L . Friedman , The Lexus and the Oliver Tree , Farrar St rauss Girous , 1999 , p . 86.

〔7〕国际组织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国际组织年鉴》(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各年,引自Samuel Kim ,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 in China Joins the World , p . 47.

〔8〕〔29〕Alastair Iain J ohnston , Robert Ross , eds. , Engaging China :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 London : Routledge , 1999 , p . 256 ,p . 254.

〔9〕《江泽民接见使节会议代表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1998 年8 月29 日。

〔10〕江泽民: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http :/ / news . xinhuanet . com/ ziliao/ 2003201/ 20/ content_697148. htm 。

〔11〕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http :/ / news . xinhuanet .com/ ziliao/ 2003201/ 20/ content_697189. htm 。

〔13〕外交部网站http :/ / www. f mprc. gov. cn/ chn/ wjb/ zzjg/ tyf ls/ tfsckzlk/ zgcjddbty/ t70814. htm , 登陆时间2005 年1月,后来有多项多边条约被终止, 因此和最新的资料数字多少有些不同。

〔14〕《江泽民主席在安理会首脑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00 年9 月8 日。

〔15〕Samuel Kim ,“Chinap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 , Chinese Foreign Policy : Theory and Practice , Oxf ord : Clarendon Press , 1997 , p . 419.

〔16〕〔18〕David Lampton ed. ,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 p . 29 , p . 25.

〔17〕〔34〕David Lampton ,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 Managing U. S.-China Relations 1989 - 2000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1 , p . 162 , p . 168.

〔19〕《江泽民主席在法国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1994年9 月13 日。

〔20〕江泽民: 《在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大会上讲话》〔N〕,《人民日报》2001 年4 月30 日。

〔21〕Evan S. Medeiros , M. Taylor Fravel ,“Chinap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Nov. / Dec. 2003 , p . 34.

〔22〕李有军,刘晓林: 《嫌犯500 多,涉案金额逾700 亿,中国阻击贪官外逃》〔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 年9 月10 日。

〔23〕江忆恩: 《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若干思考》〔J〕,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7 期。

〔24〕Samuel Kim ,“Chinaps Path to Great Power Statu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 pp . 3672368.

〔25〕章百家: 《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J 〕,《中国社会科学》200年第1 期。

〔26〕阎学通:《清华—环球论坛: 崛起的中国需要多边外交》〔N〕, 《环球时报》2001 年7 月27 日。

〔27〕李肇星部长在亚欧外长会议上关于多边主义问题的主旨发言,2004 年4 月17 日; 王毅:《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促进世界多极化进程》, 2004 年8 月19 日, http :/ / www. chinaembassycanada. org/ chn/ xwdt/ t151195. htm。

〔28〕戴相龙:《曲折的历程, 有效的合作, ——中国重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1 年的回顾与展望》〔N〕,《人民日报》2001 年2 月19 日。

〔30〕Alastair Iain J ohnston , “Learning Versus Adaptation : Explaining Change in Chinese Arms Cont rol Polic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n China Journal , No. 35 (Jan. 1996) , pp . 27-62.

〔31〕Thomas Moor and Dixia Yang ,“Empowered and Rest rained :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Lampton ed. ,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 p . 226 ; Samuel Kim ,“Chinap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p . 433 ; William R. Feeney , “China and the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Samual Kim ed. , China and the World , China Facing the New Millemiun , 4th ed. , Boulder Colorado : Westivew Press , 1998 , p . 26.

〔32〕秦亚青: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1 期。

〔33〕截至2005 年3 月底,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5. 3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 7 万个。还有更多的没有登记注册的、半公开的社会组织广泛存在,全国大约有300 万个非政府组织。中国政府对国外NGO 采取的是“不登记、不干预”的态度。此外,境外在华社团的数目大约3000 —6000 家,其中资助机构2000 家, 项目机构1000 家, 商会行业协会2500 家,宗教社团1000 多家。见《北京周报》的有关报道,http :/ / www. beijingreview. com. cn/ 052Cn/ No26205/ f m1. htm 。

〔35〕《变化中的联合国——访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N〕, 《人民日报》1995 年10 月23 日。

〔36〕《江泽民主席的致辞》〔N〕, 《人民日报》1999 年12 月3 日。

〔3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N〕, 《人民日报》2005 年6 月8 日。

〔38〕戴相龙: 《曲折的历程,有效的合作》〔N〕,《人民日报》2001年2 月19 日。

〔39〕《江泽民出席美国国会早餐会并致辞》〔N〕,《人民日报》1997 年10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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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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