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雄:世贸组织多哈谈判与中国的多边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7 次 更新时间:2008-08-27 12: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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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雄  

  

  [内容提要]多哈回合谈判,是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年成立以来发起的首轮多边贸易谈判,也是中国第一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此类谈判方数量众多、议题广泛、旷日持久的大型多边经贸外交。该轮谈判为中国全面学习、适应多边经贸外交的游戏规则并积极影响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提供了宝贵契机和重大挑战。通过过去几年积极、务实、灵活的参与,中国对多哈回合谈判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下一阶段,中国应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自身与谈判有关的能力建设,同时采取市场准入议题和发展议题“两手抓”的策略,推动谈判的成功结束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多哈回合 多边贸易谈判 中国 多边外交

  *本文系由作者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的多边外交:战略与实践”研讨会(2008年3月2-3日,上海)的发言整理而成,并受益于与会者的建设性讨论。

  

  1948年1月1日开始运作的战后多边贸易体制,至今已经走过极不平凡的60年历程。作为战后国际多边经贸外交的主要舞台之一,这一体制为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多哈回合谈判是关贸总协定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延续和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年成立以来的首轮谈判,它承载了多边贸易体制六十年的辉煌与困境。多哈谈判不仅将对该体制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全球化、参与多边经贸外交,在维护和促进自身利益的同时积极影响国际经济体制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本文将在对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演进历程和多哈回合谈判的发起概况作简要回顾后,着重就中国在多哈谈判中开展多边外交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从关贸总协定到WTO:战后多边贸易合作六十年

  

  1948年1月1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通过有关缔约方签署《临时适用议定书》的方式开始生效。尽管它从一开始就在组织机构、法律效力和地位等方面存在种种“先天不足”,[1]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和组织框架由此奠定,并在随后几十年中不断发展完善。该体制一改以往以双边条约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开启了国家间依循多边贸易规则开展国际贸易的新里程,其逻辑结果是:

  首先,在多边贸易体制提供的组织框架和谈判场所内,有关国家通过多边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得以不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动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

  其次,贸易壁垒的显著削减,有效地促进了各国市场从相互割裂、阻隔状态走向全球一体化,从而使国际贸易急剧扩大;

  再次,国家间贸易往来的增多和各国市场以及生产要素的融合,大大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并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引擎”之一发挥了重要的牵引作用;

  复次,在如上因素带来的国际贸易新格局下,多边贸易规则及其所支撑的贸易体制作用日益彰显,成为维系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和治理全球化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纽带。

  上述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贸易合作理念的成功实践,使战后多边贸易体制成为二战结束以来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1948年世界商品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分别为580亿美元和620亿美元,到2006年则分别达到120620亿美元和123800亿美元;1980年世界商业性服务(不包括政府服务)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分别为3650亿美元和4024亿美元,到2006年分别达到27108亿美元和26196亿美元(均按当年价格计算)。[2]除了国际贸易额的急剧扩大外,国际贸易作为就业和增长源泉的作用也不断加强。从1948年到1997年,世界商品出口年均增长6%,远高于同期世界GDP年均增长3.7%的速度;以总量论,世界贸易在这一时期增长了17倍,而世界GDP增长了6倍。按照贸易对GDP贡献率来衡量,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从1985年到1997年由16.6%上升到24.1%,发展中国家在同一时期从22.8%上升到38.0%。[3]

  关贸总协定从1948年1月1日开始临时适用时,其缔约方仅为23个,管辖的贸易额约为100亿美元;到1995年1月1日WTO取代关贸总协定时,该组织共有128个成员,管辖的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到2007年7月,WTO成员达到151个,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国家(或地区)都已加入该组织,另外还有28个经济体正在申请加入,预计今后10年内成员总数有可能接近180个,一个真正的“世界”性贸易组织正在形成。[4]

  本质而言,战后多边贸易体制是一个供有关成员在最惠国待遇、互惠原则等贸易规则基础上开展多边经济外交的舞台。其中,不定期举行多边贸易谈判,是总协定和WTO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关贸总协定历史上举行的8轮多边贸易谈判,不仅在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成效显著,而且为监督其各项规定和制度的实施乃至修改原有协议、达成新的协议提供了契机和手段。[5]

  2001年11月,WTO第四届部长会议在卡塔尔多哈发起的“多哈发展议程”(或称“多哈回合”、“发展回合”)谈判,是战后多边贸易体制进入“WTO时代”以来举行的首轮多边贸易谈判,也是该体制历史上第一次以“发展”而不是“贸易自由化”为主题(至少名义上如此)的谈判。本轮谈判的发起背景是:尽管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多边贸易自由化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贸易实力和外交资源处于明显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着多边贸易体制的运作和多边贸易谈判的开展,并导致该体制在其历史发展中存在着较为显著的不平衡和不完善之处。关贸总协定的最后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乌拉圭回合谈判尤其加剧了这一不平衡发展。明显的例证是,发达国家利用其在贸易谈判中的主导地位,在其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如服务贸易)奉行“选择性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无法充分利用和实现其比较优势并在国际贸易中获益。而且,乌拉圭回合中纳入的很多“新议题”并不直接涉及市场准入,也并非如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论证的那样可以通过贸易自由化带来双赢结果。[6]根据联合国发展规划署(UNDP)在1997年的估算,在WTO体制下,从1995年到2004年,48个最不发达国家实际上将每年受到6亿美元的损失,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蒙受12亿美元损失。虽然从全球而言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了,但总共有着1亿人口的44个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却出现了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10%)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仅为0.3%,是他们二十年前所占份额的一半。[7]乌拉圭回合之后多边贸易体制内外的发展特别是1999年西雅图部长会议的失败,充分体现了贸易与发展失衡给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深刻危机,发展问题也因此成为WTO体制内最为尖锐和突出的问题之一。

  根据2001年11月多哈会议通过的《部长宣言》,多哈回合谈判的主要内容有农产品、服务业、非农业产品的市场准入、WTO规则(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区域贸易协定等)、争端解决机制、贸易与环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与实施有关的问题和关注等。多哈《部长宣言》强调,新一轮谈判在所有谈判议题都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并承诺对这些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会议还通过《与实施有关的问题和关注》、《关于TRIPS协定与公众健康的宣言》等5项决定。

  上述谈判授权,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传统贸易自由化的“自行车理论”的继承和沿用,[8]另一方面也深刻体现了对已有自由化成果的修正和对多边贸易体制若干重要理论和观念的变革。具体而言,从多哈回合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农业、服务贸易、非农业产品市场准入以及WTO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知识产权、特殊和差别待遇等谈判议题的比较,都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继承和延续关系十分明显。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几乎所有多哈谈判议题上,与乌拉圭回合的关联并不仅仅体现为对后者的延续、深化和一般意义上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对乌拉圭回合相关成果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公正加以纠正、扬弃和再平衡。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也许莫过于知识产权议题。为了纠正乌拉圭回合TRIPS协定片面强调对发达国家权利持有人的高水平保护和漠视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这一合法需要的倾向,多哈《部长宣言》以及《关于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宣言》都强调应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发展中国家获取为保护公共健康所需专利药物的正当权益。此外,多哈《部长宣言》授权谈判的TRIPS协定第23条规定的对地理标识的保护扩大到葡萄酒和烈酒以外的产品、TRIPS协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与保护传统知识和民俗以及成员根据第71.1条提出的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都属于纠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不平衡性、平抑其“劫贫济富”、“抑弱扶强”色彩的措施。

  总之,乌拉圭回合具有浓厚的效率观念指导下的自由化色彩,多哈回合则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以公平价值对乌拉圭回合效率最大化理念的限制和纠正。这无疑是国际贸易体制一次更深层次和意义重大的自我提升,并将对未来谈判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原定2005年1月1日前结束的多哈谈判几年来始终波折不断,最终谈判成果很可能大大低于预期目标,从而不足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回合”,但多哈回合谈判所蕴涵的发展理念和所体现的效率(贸易自由化)与公平(发展)“双轨并重”的价值取向,仍然奠定了该轮谈判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二、中国在多哈谈判中的立场、地位和作用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经过15年的漫长谈判,终于成为WTO正式成员。加入WTO,是中国进一步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战略决策。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所有WTO成员,有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将对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诚如WTO总干事迈克·穆尔所言,约2000页的中国加入议定书协议的签署是15年来复杂而艰辛的谈判的成果,它将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国之一纳入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9]

  中国2001年入世之时,正值多哈回合谈判发起。该轮谈判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此类谈判方数量众多、议题广泛、旷日持久的大型多边经贸外交。该轮谈判不仅将对多边贸易体制在21世纪的完善和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走向(包括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几乎所有谈判议题都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问题。[10]对中国而言,它至少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宝贵契机(同时也是重大挑战):一是全面学习、适应多边经贸外交的游戏规则,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管理;二是积极影响该体制的运行并促进其规则完善。

  中国一开始就立场鲜明地支持多哈回合谈判的发起和成功完成。例如,2001年12月19日,时任我国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龙永图先生在代表中国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出席WTO总理事会会议时,就全面阐明了中国政府对于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立场,主张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目标应当是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平衡(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根本而言,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利益所在和谈判立场,是由中国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一方面,作为迅猛发展的贸易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于多哈回合所包含的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推动解决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赤字”两大主题都有着重大利益;另一方面,作为刚刚在入世谈判中承诺了较高减让义务、交了不菲“入门费”的新成员,进一步开放市场能力以及类似多边经贸谈判经验的欠缺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谈判目标和作用。

  具体分析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的多边外交,笔者认为,中国的表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

  第一,中国在该轮谈判中积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首先,中国为推动谈判的进展积极采取了大量建设性的行动。例如,中国积极参与了作为多哈谈判核心议题的农业谈判,同时还广泛参与了非农、服务、规则等其他议题的谈判,独立提交了40多个谈判案文,联合其他成员提交案文100余份。[11]2005年7月中旬,中国政府在大连第一次成功地举办了WTO小型部长级会议,推动了主要成员就多哈谈判核心议题的讨论,并参加了其他历次小型部长级会议,全面参与了多哈回合所有重大谈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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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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