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新天:权力转移的新特点与中国外交的提升方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 次 更新时间:2020-03-20 16: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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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新天  

  

   目前,世界各国的政要和有识之士都在热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国际关系出现了新一轮权力转移。中国崛起既是权力转移的动因和内容,也是权力转移的结果。美国和其他国家中的某些势力,从传统权力转移的理论和经验出发,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牵制和对抗的意图上升。一些国家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对中国崛起产生疑虑和担心,忧虑中国能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否会“国强必霸”,是否会与美国因争霸发生激烈的冲突乃至战争,是否会形成“中美共治”进而瓜分势力范围的结果。从中国的互联网舆情观察,“中美必有一战”和“中美共治”都有一定的支持者。然而,这些疑虑和看法往往源于传统权力转移的理论和实践,没有注意到权力转移的新特点,更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本文将着重探讨这一轮权力转移的新特点,并提出中国外交提升的方向。

  

一、以新型大国身份应对多元多层多边的全球变化


   目前,中国崛起的步伐加速,国际上一方面赞扬、乐见中国的进步,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强劲的“中国威胁论”,美国政府领导了这波遏制中国的浪潮。美国政府自2017年底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Security Strategy)、《国防战略报告概要》(Summary of the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和《核态势评估报告》(Nuclear PostureReview)都把中国列为主要威胁。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中国挑起了贸易冲突,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和规范。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比以往更凶猛、深入和广泛。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要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强迫他国听命,企图让美国撤出亚洲;中国讨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试图挑战这一秩序,削弱美国的影响力。这波“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严重之处在于,它不仅限于美国,而且蔓延至欧洲、大洋洲等西方国家,影响范围也相当广泛。欧盟既把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同时又视中国为科技竞争者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对手。欧洲各国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收紧科技、教育和人文交流。澳大利亚2017年12月通过法案,宣称要保护政治生活不受中国政府干预。

   虽然支持“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形形色色,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们都与国际权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有关。这一理论由美国奥根尼斯基(A. F.K. Organski)提出,他认为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不同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有的主导大国地位下降,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大国的地位。权力转移经常引发战争。西方列强争权夺霸的历史也证明大多数权力转移都通过战争来实现,只有二战后美国替代英国例外。因此后来权力转移论也进行了些许调整:如果崛起国家不想挑战既有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权力转移可以和平方式进行。另外,主导国也必须容忍和接纳崛起国,而不是对崛起国发动战争以防止主导地位丧失,权力和平转移才有可能实现。然而,西方国家以过去权力转移的经验来揣度中国,恰如刻舟求剑,脱离现实。这一轮权力转移已出现前所未有的新趋势。

   趋势一,这是自近代以来权力首次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群体(新兴国家)转移,但新兴国家群体并非完全替代西方国家,而是共存共生。2012年,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其中金砖五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GDP总量比2002年翻了一番,从占世界GDP总量的10%增至20%以上,中国占了一半。新兴国家呈群体性崛起,中国只是其中一员。这轮权力转移基本上是和平的、渐进的。促进和平转移的因素很多,如对过去世界大战的反思,核武器毁灭人类的威慑作用,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空前深入,等等。另外,虽然新兴国家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但是在科技、军事、教育和创新能力等各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根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既包括中国、印度、印尼等新兴国家,也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新兴国家不会从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上否定西方,相反会主动学习、借鉴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东西方不少思想家都注意到这一点,并且给以肯定。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现代化、国内良治、全球治理和国际制度等领域有诸多常被低估的共识,这些共识决定了崛起国家不会颠覆既有国际体系,只会逐渐改良其不合理的因素。这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其影响还未被充分认识。

   趋势二,国际格局不是从“一超独霸”转向多极化,而是转向多元多边多层的复杂格局。只重视大国的多极化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从国家实力看,多极等于无极。美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可能仍将保持其一超独大的地位。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实力。而新兴国家除了金砖五国外,还有韩国、墨西哥、智利、印尼、尼日利亚、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一系列富有潜力的国家。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如果大国或权力中心超过10个,多不胜数的“极”实际上是无极。

   其次,从不同领域和地域看,实力的分布也极其复杂。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指出,在全球信息时代,实力的分布犹如一盘三维国际象棋,最上层的军事棋局属于单极,美国把所有的国家远远抛在后面;中间的经济棋局为多极,美国、欧洲和日本三足鼎立;最下层是不受各国政府控制的跨国关系,力量结构广为分散,美国的实力有限,只能与人共事。今天还必须加上一个维度,即网络的虚拟棋局,虚拟是指其看不见、摸不着的特点,而不是说它的作用虚无,恰恰相反,它的作用渗透到人类生活和联系的一切方面,让人无法轻视。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J. Mearsheimer)不赞同多极化,也不赞成美国是全球霸主的观点,认为美国主要是西半球霸主,因为它不可能支配欧洲与东北亚,而且今后可能会减少在欧洲和东北亚承担的义务。他的结论是过去从未有全球霸主,今后也不可能有。这对那些认为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的论调无异于一针清醒剂。

   再次,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愈益增强,与国家行为主体进行竞争。这虽然无法撼动国家行为体的根本地位,但却对只从国家实力出发的多极化提出了严重挑战。政府间组织既包括全球性组织,如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也包括区域组织,其中最成功的实例是欧盟。跨国公司富可敌国,而且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上升,非政府组织则数量庞大,影响广泛。

   更值得注意的是多边主义的变化。传统多边主义行动主要是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行为,而新多边主义则包括非正式类型的合作,规则更加灵活。例如,许多产品的国际标准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该机构创建于1946年,负责协调100多个机构的活动。其委员会、工作小组不仅包括官方标准化组织,而且包括私人工业企业、消费者和商业集团的代表等参与方。它制定的标准是私法而非公法,遵守标准是自愿的,该组织没有强制执行的机制。但是,当标准被各国或国际组织接受时,它们常常变成公法,得到各个国家的强制执行。

   另外,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途径,如安尼·玛丽·斯劳特(Anne-MarieSlaughter)所称的“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即代表主权国家的中层官员进行非正式谈判,达成谅解备忘录,而非签订正式条约或协议,不需要经过国家层次的审批。谅解备忘录是合法的,但却较不透明。跨国的城市或地区合作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在城市具有更大的自治权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新技术革命、信息化、智能化和网络世界都促使权力向多元、多层、多边的方向转移。

   趋势三,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变化,将主要回应国内和国际对于公平的要求,其进程将是各国合力作用的结果。

   目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国内和国际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主要难题,促进公平发展是决定这一轮权力转移的关键。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一批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也有人被抛弃、排斥。信息化、数据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加速了国家间和人群间的鸿沟。中产阶级一直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支柱和基础,但是他们处于严重分化之中,对民主制度失望和不满。国内治理不善往往损害外交政策,限制决策者投入国际合作进行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只有在国内和国际公平发展问题上作出贡献、走出新路的国家,才能在新一轮权力转移中胜出。

   中国应当继续摒弃“中美共治”或“取代美国”的想法,把中国崛起放在新兴国家群体兴旺之中,处理好新兴国家群与守成国家群之间的关系。美国极可能是最后一个霸权国家,中国应当清醒地看到自己必须成为新型大国。世界主要机构已经扩大了新兴国家的发言权,例如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获得提升等,但这只是开端。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让非西方国家有相应的发言权。例如,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中增加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的发言权,加强非西方机构(亚投行和上海合作组织等)与西方机构的合作,西方应接受发展新理念。中国应当与新兴国家一起努力,去争取国际秩序的积极改变,并且与新兴国家互相帮助。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实力相对减弱,但是其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并仍在科技、经济、金融、社会、国际合作诸方面居于前列。美国专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 Keohane)指出,中国在对外交往上仍处于学习阶段,缺乏经验,仍需谦虚谨慎。为了成为适应世界潮流的新型大国,中国外交必须关注世界人民所要求的公平、开放与合作,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国际秩序的公平、开放与合作。

  

二、深度融入地区以应对世界的变化


   传统权力转移理论存在的重大缺陷之一是忽视地区的作用。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不仅体现在全球层面的国际组织和制度安排方面,而且还建立在其对世界主要地区的影响上。从理论和实践上观察,目前地区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彼得·卡赞斯坦(PeterJ. Katzenstein)指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由地区组成,并深深嵌入了美国帝权之中。他的地区理论由四部分组成。首先,美国帝权通过整合其领土和非领土权力的行动,对地区产生深刻影响;其次,各地区在制度形式、认同类型、内部结构等方面均有不同;再次,在美国政策的推动下,全球化和国际化两个进程相辅相成,使地区多孔化(porousregion),具有与封闭地区完全不同的动力;最后,一种垂直关系将地区核心国家(如欧洲的德国、东亚的日本)与美国、地区与次地区、美国与各地区联系起来,加强了地区的多孔化。所谓多孔化,即地区与外界联系的多重开放性,而不是传统地区的封闭性。巴里·布赞(BarryBuzan)指出,美国和西方对全球的前所未有的统治将走向终结。虽然它们的力量仍很强,但相对渐趋衰落。他与米尔斯海默属于不同学派,但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美国可能是最后一个西方霸主,因为今后没有一个国家能统制全球。超级大国的衰亡将使地区结构与地区分化成为世界中更加重要的特征。

美国的单极时代何时或怎样才能终结,取决于重要地区在美国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从苏联失去超级大国地位的历史经验看,它从欧洲和东亚撤军是关键步骤。如果美军不再主宰欧亚大陆的两个重要侧翼——欧洲和东亚,则标志着单极化的结束。其途径可能有被迫或自愿两种。竞争对手仅在物质实力上超过美国还不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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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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