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的外交学研究

——张清敏教授访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 次 更新时间:2018-07-30 21: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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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敏  

   田田叶(以下简称“田”):您能否先介绍一下中国外交学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张清敏(以下简称“张”):外交学研究的对象是外交活动,外交学研究与外交实践具有密切联系。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活动曾一度非常活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丰富的外交思想。但是,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古代外交失去开花结果的机会,也就不再有外交学的研究。

   从源头看,今天的中国外交学研究是舶来品。外交学及与现代外交有关的基本概念,如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独立自主等都源于西方。有些是在中国抗拒并付出巨大代价后才开始接受的。如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意识到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必要性,于1862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机构被看作是现代外交制度在中国的肇始。两年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将惠顿(H.Wheaton)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翻译成《万国法》,成为中国引进的第一部介绍国家间规范的著作。1876年,联芳、庆常等将德国外交学者查尔斯·马顿斯的《外交指南》翻译成《星轺指掌》。①国际法和外交学著作被译成中文表明,与外交相关的思想和理念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形成而传入中国的。

   有学者认为,1906年美国学者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的《外交实践》(The Practice of Diplomacy)及1916年萨道义(Earnest Satow)的《外交实践指南》(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的出版,是外交学从国际法学分离而自成独立学科的标志。②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中国就有对外交学的介绍。有研究显示,“中国最早关于国际问题的专刊《外交报》1902年提出宜设‘外交学’专科”。③1919年,北京大学改革学科制度,废科改门设系,将政治学划归为法学学科,“政治学系形成了以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思想、行政学、外交学为主要课程框架的学科体系”。外交学是五门主要学科框架体系中的一个。④

   从1921到1927年,北京大学政治系必修科目包括“政治和外交史(周览、陈源主讲)”。1927-1937年,政治系的必修课包括“中国外交史”(蒋廷黻主讲)和“西洋近代外交史”(张忠绂主讲)。在西南联大时期,又增加了“外交行政”课程。⑤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后留校任教的陈体强先生在西南联大讲义基础上出版的《中国外交行政》至今仍然是这个学科难得的佳作。⑥1930年,国民党中央为培养外交事务专门人才,在南京红纸廊的中央政治大学设外交学系,成为“中国最早”“当时独一无二”的外交学专业。⑦为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出版了多种外交学的教材和辞典。⑧因此,中国国际法学科奠基人之一的周鲠生先生认为,外交学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的一门新学科。⑨

   需要指出的是,受欧洲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学一开始是作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被引进的,当时主要用“国际法”“外交学”或“外交史”等称谓,还没有出现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这样的概念。应该说,外交学是中国国际研究的先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大学设有外交学系。1954年,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后,为迎接中国外交可能出现的新局面,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系的基础上设立外交学院。此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都设立国际政治系,虽然研究侧重点不同,但都是以国际政治的面目出现。“文革”爆发后,中国外交一度孤立,外交学院被解散,外交学的发展受到影响,其他大学停止招生,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研究受到很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外交工作迎来新局面。1980年,外交学院复校即设立外交学系,被称为外交业务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国内唯一的外交学系。1996年,教育部开始设立外交学本科专业,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开始设立外交学系,至今有24个高校招收外交学专业的研究生。但是,受美国传统的影响,当今国际研究多被称为国际关系,国内多数大学设立了国际关系学院或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部分。

   田:那么,当今中国外交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如何?

   张:外交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受到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也受到中国与世界关系,特别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外交实践的影响。概括来说,中国外交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消化或中国化及研究多元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当今中国外交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国的外交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外交学的理论和成果。对产生于欧洲的外交学学科,晚清开始有介绍,民国期间有了一些成果。早在1942年,即欧美国家废除与中国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条约的当年,郭节述将英国外交家尼科尔松(Harold Nicolson)于1939年出版的《外交学》翻译成中文。新中国成立后,这本书再次被翻译成中文。⑩1957年,《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首次被翻译成中文,1984年,根据新的版本,又重新翻译了该书。(11)1949年11月,为了学习苏联,新华书店在东北出版发行了摘自时任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主编的外交大辞典的一部分,以《外交》的名字出版,用以指导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改革开放之初,该辞典全书被译成中文在中国正式发行。(12)这本在当今国际外交学界颇具争议的外交辞典,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视野下的外交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国际倾向,对中国外交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外交学院周启朋、杨闯等教授组织编译的《国外外交学》,不仅翻译和介绍了欧美主要国家代表性的外交经典,也选择和翻译了社会主义苏联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理论代表,第一次从全球视野引进了国际上主要国家的外交学研究成果和代表性观点。(13)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介绍了美国对外政策(比较对外政策)的流派渊源,并把1988年发表于《国际组织》上的“双层博弈”理论翻译过来。十年以后,国内学界才开始关注这个理论。后来,周启朋等又翻译了巴斯顿的《当代外交》,(14)外交学院教授高飞组织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国外外交学最新研究成果《外交学译丛》,(15)这些译著将国外外交学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上功不可没。

   第二个阶段是外交学的中国化。外交学的中国化是中国外交学研究界接受的第一个政治任务,但是,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中国学者在翻译引进国外外交学著作的同时,逐步尝试出版自己的教材。直到1997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外交学概论》才得以出版。随后又有多种版本的外交学教材,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民国时期的成果。(16)除了这些基本的教材外,世界知识出版社还编译了一些丛书,包括国外外交官的回忆录;一些退休的中国外交官员回忆录;中国驻外使节外交生涯丛书;介绍外交外事知识的丛书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工作的领导人,近年来先后出版了各自的回忆录,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们亲历的中国外交大事或外交经历。(17)这些与外交部组织编写的《世界外交大辞典》和《中国外交辞典》等一起,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素材。(18)

   第三个阶段是外交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局面是经过引进消化而形成。外交实践既是外交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中国外交学研究服务的对象。随着中国外交领域的扩大,行为体的多元化,中国外交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特点。与之相适应,外交学研究也具有类似的特点,涉及不同行为体和不同领域的各种形式的外交应运而生,对外交的不同方面或对各种形式外交的研究也多了起来。如外交思想、公共外交、城市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经济外交、外交礼宾礼仪、卫生外交、主场外交、多边外交、环境外交、首脑外交、第一夫人外交等多种形式和领域的外交空前活跃,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19)

   在众多类型或形式的外交中,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这与中国外交实践的发展关系密切。2004年,中国外交部设立公共外交处,后来升格为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如今,中国有全国规模的公共外交学会,一些地方政府设立地区性的公共外交学会,不少大学设立公共外交中心,如吉林大学设立公共外交学院。这些努力都有力推动了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国内媒体和学术界发表的关于公共外交的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成果。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中,以“公共外交”为主题进行搜索,该数据库最早收录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58年。从1958-2000年,中国学术期刊网每年收录以公共外交主题的文章不到十篇,2001-2008年,该数据增加到100篇以上,2009年超过200篇,2010年为475篇,2011年为699篇,2013年最多达到894篇,随后文章数量开始小幅度减少,2014年为838篇,2015年为822篇,2016减少到755篇。可以说,公共外交的研究势头已经超过对外交学的研究,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外交学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

   外交学最早是从国际法分离出来的,但是,后来由于受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学研究越来越被看作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部分,与国际法学科渐行渐远。国际法研究的很多问题都与外交学有密切联系,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成果,(20)但很少受到外交学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关注,两者之间的沟通也不多。2016年,菲律宾将关于南海诸岛的争议诉讼到海牙国际海洋法仲裁法庭,显示了外交与国际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外交斗争需要国际法,国家法学界对国际法在中国外交领域中的地位有了新认识,中国国际法学会所在地——外交学院于2016年创立《外交与法律》的学术期刊,试图在外交学与国际法的沟通和交流方面搭建起一个平台。考虑到外交学与国际法之间的渊源,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期待的动向。但与所有学术研究一样,这个尝试能否成功,不仅需要学界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需要中国外交实践中国际法意识的增强和对国际法的重视。

   田:您认为当今外交学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张:当今外交学之所以能够繁荣,既有大的国际环境的原因,也有中国自身的原因。从外部来看,国际上形势的变化是外交学繁荣的主要原因。如苏联的解体,国际形势的缓和,消除了东西方冷战国际格局对外交这种和平手段利用的限制;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新兴力量的崛起,更多的国家获得独立,外交行为体数量不断增加;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合作需求的增加以及国际组织在解决国际议题方面作用日益突出,等等。在新的环境下,外交手段有了更多发挥作用的机会,世界更期待使用外交手段,而非军事力量来解决国际上的分歧。

   国际格局变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是美国地位的变化和美国对外交的重新认识。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仰仗超强的军事实力,在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中频繁使用军事手段。美国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政治上更加被动,最终导致其实力下降。在此背景下,有人提出“软实力”和“巧实力”的概念。有学者指出,这个概念提出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有问题,需要修补”。(21)这里说的对外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正是外交,是对美国在国际上强调实力、忽视外交做法的反思,是对外交本质的回归。军事手段的无能,实力的下降,客观上导致了对和平外交手段的倚重。

外部环境的变化给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迎来了外交学的复兴。(22)在国际研究学会(ISA)1996年圣·迭戈年会上,一些研究外交学的学者提议成立外交学研究分会,次年该分会正式成立。外交学分会成立后,积极推动从事外交学研究的学者在国际研究会的主要期刊上发表关于外交学的论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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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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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 2017 (5) :13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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