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蒋介石的失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34 次 更新时间:2015-12-24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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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双有  

“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生最大的悲剧。作为一国最高领袖,不仅遭受了旷古罕见的奇耻大辱,而且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十多年外敌入侵、两党内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最终丢掉了大陆江山。

在检讨自己的失误的时候,蒋介石认为,是“西安事变”让我们采取了“溶共政策,使中共坐大,从而使大陆沦陷”。最后从大陆撤退的时候,竟然对执行任务的特务头子说,以前我们对中共过于宽大,杀人太少,使他们发展壮大,来杀我们,才造成今天的局面!因而下令将重庆中美合作所里的共党政治犯统统杀死,更将“西安事变”的发起人杨虎城一家人统统秘密处死!

蒋介石的检讨太过肤浅,太过冷酷,于事无补,于己不利。别的不说,单就“西安事变”来说,蒋介石就有很多严重失误。先从“西安事变”发生的时间上,看看蒋介石的失误在何处。

那么,“西安事变”为什么发生于12月12日呢?

流行广泛的材料是这样说的。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准备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从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张学良、杨虎城居然被排除在外,致使二人产生疑惧。

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邵力子,秘嘱其让《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等取代的消息。蒋介石的秘嘱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秘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的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

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要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消息时,即进行紧急密商,决定12日晨对蒋实行“兵谏”。

这则流行广泛的材料,说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导火索,是蒋介石秘嘱邵力子,在《大公报》上刊登剥夺张、杨兵权的消息,逼使张、杨二人在危难之际发动兵变。但总让人难以理解:蒋介石为何要在《大公报》上限定范围内发表此消息?为何不让中央社发表,也不让西安各报发表此消息?似乎是蒋介石暗藏玄机,深谋远虑,其实是莫名其妙,弄巧成拙。

还有一则材料,更为清晰地说明张学良为什么要在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度来到西安,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接踵而来。他只带少数随员、宪兵、特务,坐镇临潼,硬逼着张学良、杨虎城向陕北进兵。蒋介石向二人摊牌:要么进攻红军,要么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河南、安徽。这两条路都是张、杨根本不能接受的。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再三苦谏,希望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却说:“我既定的计划,有人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当晚,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苦谏’失败,惟‘兵谏’而已。”于是,“兵谏”的决策在12月8日就大致确定了。

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正式通过第六次“围剿”计划(和南方的五次“围剿”相连),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同时,张、杨又接到消息:蓝衣社特务和警察一起,已拟定了一份他们部队中参加和同情共产党分子的黑名单,一旦总动员令颁发,就立即予以逮捕。

12月11日晚上,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席间,蒋介石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军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就在此时,西安火车站上的中央军万耀煌部第十三师,正式进驻咸阳。局势千钧一发。更要命的是,蒋介石预定第二天,即12月12日返回南京。而蒋介石一旦返回南京,所有重大人事安排便已经板上钉钉,无可更易。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才终于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发动了兵变,于12月12日凌晨,用武力扣押了在临潼华清池休息的蒋介石……

上述两则材料,都是叙述和介绍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成因和过程的,主要情节一致,但具体细节却大不相同。第一则材料中,蒋介石秘嘱邵力子,在《大公报》上刊登新的“剿共”长官名单,就令人可疑: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让中央社和西安报纸发表此消息?只限定在小范围扩散而不让大范围传播,是何目的?蒋介石接见东北军、西北军师长以上军官,为何要排除最高长官张学良、杨虎城因而激化矛盾?这神秘的消息是如何被张、杨提前获知的?

由于疑问太多,故笔者认为可以排除,而愿意相信第二则材料。这则材料情节贯通,语气紧凑,环环相扣,故可信度较大一些。一个最主要的关键情节就是,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宣布,由蒋鼎文、卫立煌或陈诚取代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地位,由中央军进行“剿共”。而不愿“剿共”的张、杨就要离开大西北老根据地,调到遥远不可知的安徽、福建了!于是张、杨二人铤而走险,发动了兵变。

这里,首先是张、杨二人的问题。杨虎城一直不想剿共,多年来一直和共军有联系。张学良起初志愿剿共,在吃了几次败仗、丢了两个主力师之后,才和中共拉起了关系,在物资和金钱上大力资助中共。他们还企图让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三位一体,依靠苏俄的支持,建立以张学良为首的“西北联合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而一旦蒋介石将他们撤换,将其调到福建安徽,那一切谋划都将化为泡影。所以,张、杨发动兵变,实际上是自己分裂阴谋遭到破产、自己的地方军事实力将遭到毁弃的时候,破釜沉舟发动的兵变。

但是张、杨称自己的行动为“兵谏”,即以武力进行“劝谏”,用枪炮刺刀胁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是张学良等忽略了兵变可能会产生的两个严重后果:

一、兵谏不成,就要杀掉蒋介石,必然引发内战。张学良当自忖:蒋介石一死,南京政府肯定不会善罢罢休;当南京政府以举国兵力来讨伐你这“三位一体”的时候,你能抵挡得了吗?抵挡不了,整个陕北和西安必然玉石俱焚,你张学良往哪儿去?

二、在武力胁迫下,蒋介石可能为自保,很不情愿地暂时答应你提出的条件。但你还必须尊蒋为领袖,必须释放蒋;而蒋介石一旦回到南京,必然翻脸不认账,推翻在西安做出的一切承诺。那你舍生忘死惊天动地搞的一场“兵谏”还有什么意义?

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考虑成熟,没有给自己备下后路,就冒冒失失孤注一掷发动兵变,结果给自己带来了悲剧!

但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发人深省。后人对此很少予以总结,故笔者斗胆予以剖析,以为政治家镜鉴。

为将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蒋介石对手下大将张学良和杨虎城却十分隔膜,在事变前的人事安排就十分欠妥。张杨二人不想“剿共”,就不让他们剿共。为什么让他们剿共呢?既然你通过各种渠道,已经了解到张杨同情、支持中共,他们的手下有不少人原本就是共党,你让他们如何“剿共”呢?况且,张杨部队从上到下有一种观点:剿共,就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即利用中共消灭异己的杂牌部队。蒋介石既然以为剿共重要,在了解这些情况后,为何不把此等重要任务交给中央军,而非要交给“杂牌军”呢?张杨二人口口声声要抗日,那就遂其所愿,把他们调到华北抗日前线,命令杨虎城西北军收复长城、热河,命令张学良东北军去收复东北,让他们践行诺言,施展抱负。这不就让他们各得其所,无话可说了吗?为什么要把他们调往安徽、福建呢?而且口气那样蛮横,“手枪把我打死,我也要坚持既定方案!”既不能知人善任,又不能做思想工作,而是以势压人,这不是制造矛盾,自讨苦吃吗?

蒋介石应当明白,国民党虽然一直坚持“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策,但这个政策一直未被普遍接受,反而受到异党的猛烈抨击,各种异党、异见和民间报纸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据说民国时期的民间报纸就有1000多份),自己的个人崇拜的绝对权威远未树起;表面归顺中央、支持统一的地方军阀,一个个心怀异志,阳奉阴违。自己来到军阀割据、战乱纷争之地,一定要小心谨慎,随机应变。在洛阳和临潼,面对张学良的“苦谏”(也称“哭谏”),自己就应当警惕,应当花一些功夫,深入细致打通张学良的思想,打不通就要采取一定措施,让张群、宋美龄等人来做工作。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有贬低或排斥张、杨的举动,更不能厉声呵斥,武断压人,从而激化矛盾,把事情办糟。

张学良之所以敢于以下犯上,逮捕最高领袖蒋介石,除了要拼命保护自己的地位、保存自己的势力不受侵犯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资本”——自以为站在政治的制高点上:顺从民意,为了抗日!

“西安事变”前的1935年、1936年,正是中国各地的抗日怒潮汹涌澎湃之时。国民党政府为迟滞日寇进攻而签订的《塘沽协定》被怒斥为“丧权辱国”“投降卖国”的行为。北京、南京、西安等地的大学生,纷纷停课、罢课,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抗议政府的卖国行径,要求政府立即抗日,发布对日宣战声明。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中共也一度响应此口号),意谓只有反蒋,才能抗日,要想抗日,必须反蒋。在国人眼中,蒋介石竟然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都是应当被打倒的敌寇。有的爱国志士,竟然剖腹明志,以自杀方式抗议政府的“卖国”行径,逼迫蒋介石抗日。就在“西安事变”的前夕,西安的大学生游行示威,群情激愤,要求到蒋介石下榻处,强烈要求蒋介石抗日。张学良面对这些爱国学生,慷慨陈词,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表示一定要面见委员长,冒死劝谏——于是他才有了底气,才敢对蒋介石下了手;于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才高喊自己是“爱国”的,是“爱护”委员长的!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蒋介石政治宣传和政治策略的严重失误造成的。

众所周知,蒋介石一直是坚持抗日救国的,他从来没有勾结日寇,献媚日寇,投降卖国。“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沦陷,对此最心疼的、对日寇最痛恨的,莫过于一国之主蒋介石。后来的一系列抗日战役,如上海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南京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等,都是蒋介石直接决策和指挥的。抗战爆发、上海失陷后,日本政府携得胜之威,向蒋介石提出7条比较温和的“和平”主张,蒋介石只要答应,日军即停止进攻,竟遭到蒋介石的一口回绝。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因为畏敌如虎,不战而逃,使济南沦陷,蒋介石一怒之下将其枪毙。他的老搭档汪精卫投靠日本当了汉奸,蒋介石恨之入骨,多次派人刺杀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工兵扒开埋葬于南京的汪精卫的坟墓,用炸药将其炸得粉碎,可见蒋介石对投日的汉奸何等仇恨,同时也证明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是何等坚定!

抗战爆发前,或者说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做了大量的抗战设计和部署;抗战开始后,一直到抗战结束,蒋介石一直在为抗战积极筹划,殚精竭虑。“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如此血腥恐怖的震慑,蒋介石一直不屈不挠,决不投降。抗战坚持8年,最终取得胜利,国共两党的功臣良将不可胜数,蒋介石应推首功。然而为什么“西安事变”前普遍被人骂为“消极抗日,投降卖国”?为什么抗战胜利几十年后,我们仍然一直给蒋介石扣着“不愿抗日,消极抗日,丧权辱国,投降卖国”的帽子?

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我们将蒋介石和汪精卫是一样看待的,他们都是勾结日寇的汉奸卖国贼。后来改革开放了,我们对蒋、汪有所区别,但蒋介石“投降卖国”的阴影依然去不掉。后来他抗日,那是“西安事变”逼迫的结果。在“西安事变”前,他就是害怕日寇,丧权辱国。有当时大量青年学生的强烈抗议为证,有许多仁人志士对蒋介石的尖刻批评为证,有南京政府签订的《塘沽协定》为证,有抗日志士剖腹自杀为证,有“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青年学生的慷慨陈词为证……

一个对日寇无比仇恨,一心坚决抗日、誓死抗日、始终抗日的领袖,竟然被很多人一直认为是投降派、亲日派、卖国派!

蒋介石的严重失误就在于此。你既然是抗日的,既然有了一定的抗战设计,为什么不让全国人民知道呢?你在“九一八事变”后没有组织大规模反击,对日本制造的“华北事变”采取忍让态度,甚至签订了吃亏的《塘沽协定》,目的是为了尽量拖延和日本全面开战的时间,是为了迟滞敌人的进攻,以使自己有更长的时间做好抗战准备工作。如果刺激日本提前发动进攻,中国作为弱国就会由于准备不足而导致更大的损失。这种观点符合国情实际,很有道理啊,为何不通过各种渠道,做好宣传工作,使举国人人皆知?为何你的抗日决心和抗战设计,只能从《蒋介石日记》上和个别资料上看到,从公开的报纸和内部的文件上却看不到呢?

当然,从现存的资料看,蒋介石之所以不公开自己的抗战主张、抗战设计和抗战部署,目的是为了避免刺激日本提前发动全面进攻。但是,如果怕这种宣传广为扩散,刺激日本,你可以内部传达,层层下达,至少让大学校长、大学教授都知道吧?如果再缩小范围,至少应当让张学良、杨虎城、续范亭等一类将军知道吧?当时全国几乎一盘散沙,做好统一的思想工作十分困难,但你至少应当让中央大员、封疆大吏、大学校长、爱国志士和中央“保持一致”吧?

遗憾的是,蒋介石尽管威望甚高,全国抗日领袖非他莫属,但是其宣传工作做得太差了,舆论掌控能力太低了!(这一点,他确实应当向中共学习)如此关乎国家命运的抗战大计,竟然连张学良、杨虎城一类大员也蒙在鼓里!竟然让续范亭这样的爱国将领也不予释怀!

这里,专意说说续范亭。续范亭是具有诗人气质的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军队少将旅长、中将参议。“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愤慨。1935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续范亭在会上提出抗战之策,被置之不理。在绝望心情下去拜谒中山陵,写了《哭陵》诗后,愤而剖腹自杀,欲以鲜血和生命激励国人抗日。诗曰:“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又有五言诗曰:“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续范亭在诗中竟然斥责蒋介石是“腼颜事仇敌”,要把抗日“民气摧残尽”!而且以死明志,痛恨敌寇、忠勇爱国之心惊动天下。蒋介石面对这样典范的仁人志士,应当立即召见,予以嘉勉,予以鼓励,然后将当前的危险局势和自己的抗战设计告知续先生,耐心地做通续先生的思想工作。续先生的激进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做通此一人的工作便可安抚天下人心,可以避免以后发生很多麻烦。

然而遗憾的是,蒋介石却没有这样做。在会议上没有做很好的解释,续范亭以死明志后又没有做妥善的安抚。于是,“爱国志士续范亭在中山陵剖腹自杀,抗议蒋介石的投降卖国”的惊天消息在全国不胫而走。和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一样,蒋介石又一次站在了舆论的对立面。续范亭在南京中央医院抢救的时候,张学良等人到医院看望,以示支持。续范亭后来到西安,成了杨虎城的幕僚。(续范亭后来加入中共队伍)一年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很可能与续范亭事件、一二九运动、西安学生运动有关,正是这些风起云涌的抗议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群众运动和典型事件,给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底气。

蒋介石还有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在“九一八事变”过后,没有对该事变进行深入的检讨和反省,从而厘清责任,阐明得失,为今后的抗日备战工作打下基础。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中日一战在所难免,敌强我弱是客观事实,东北处于抗日的最前沿。但是,既知如此,东北军那几年为何没有认真做好战备工作?东三省的几位军政长官为何都是亲日派和恐日派?关东军发动事变时,起初就是几十个、几百个士兵发动进攻,整个东北的日军就是一万多人,20多万的东北军真的就不敢抵抗吗?一抵抗就会导致全面战争爆发、使国家灭亡吗?当时的“不抵抗”命令究竟是谁下的?东北军撤退到锦州,南京政府多次命令抵抗,张学良却违令不战而退,导致东北彻底沦陷,难道不应当追究?到底是抵抗效果好,还是撤退效果好?对于东北的沦陷,谁应当负主要责任?日本吞并东北以后,对华北又虎视眈眈,现在我们应当如何做好抗日战备工作……

对于这一系列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蒋介石应当组织智囊人物和有关政要,反复予以讨论、澄清,分清是非,倡明得失,为今后指明方向。可是,蒋介石却没有这样做。对于“九一八”东北失陷,蒋介石没有宣布承担责任,引咎自责;也没有对张学良的责任予以追究和批判。张学良也没有在媒体和公开场合检讨自己的失误。这样,就使东北沦陷如此天大的责任,成了一本糊涂账;时间一长,这本糊涂账便全部扣到了蒋介石的头上!而“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沦陷,蒋介石为什么不追究、不检讨、不反思,至今成了千古之谜!

现在有些人写抗战历史,写到“九一八事变”时,不敢再说“蒋介石下了不抵抗命令”了,因为张学良早已否认了这种说法,已经承认“不抵抗”命令是自己下的。现在又变换手法说,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指挥东北军不战而退,导致东北沦陷,总之责任还是在蒋介石头上。但若追究“九一八”的责任,他完全可以这样说:我在事变前是说过“攘外必先安内”,但“安内”主要是在南方的江西、两广,你们东北安什么内呢?你们的任务明显就是“攘外”,就是抵抗日本的侵略。我的“攘外安内”之策怎么会影响到你的抗日决心呢?你决策失误,错判形势,丢掉了东北,怎么能赖到我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呢?

总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这5年间,蒋介石一面“安内”(剿共和平息两广叛乱),一面“攘外”,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他不会做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没有追究“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十分隔膜,和许多党派政要产生了矛盾。他的隐忍不发和大量抗战设计,居然没有被国人普遍认知,却被视为畏惧敌寇消极抗日的表现。面对国人的汹汹抗议,他也不予辩解。终使自己意外蒙受了“西安事变”的耻辱,陷入了人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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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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