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飞:信息公开与政治公议的合法化展开

——一种关于“网络谣言”的宪政主义解读及解决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 次 更新时间:2015-12-16 14: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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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飞  

   【内容提要】 当下围绕着“公意主题事件”而生成的“网络谣言”,多为公民基于参与公共政治的联动机制而形成的信息求索机制,属于公民权利的宪法机能形式。它在填补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信息赤字的同时,为建构良性的官民互动和公信机制提供了充分契机。伴随着互联网所建构的平面化信息交流机制的日益深入,以及开放、透明的公共信息机制需求在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设置必须提供更为开放和多元的信息交流机制,尤其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公共信息获取路径。因此,需要阐明互联网上的信息生成和传递作为国民公共信息获取程式的必要性,澄清政治公议的宪法化展开逻辑,为“网络谣言”所犯政法禁忌解套,实现借助互联网有别于官方话语系统的政治公议的常态化和合法化,并最终寻求其正当性的法理根基。

   【关 键 词】网络谣言/信息公开/政治公议/事件解套/宪法正义

  

  

一、“网络谣言”的“表”与政治公议的“里”

   “网络谣言”似乎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互联网生态乃至中国政治生态的一大病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传播媒介近些年用连篇累牍的专文、专门节目对“网络谣言”进行批判;2013年公安部部署在全国各地针对“网络谣言”的专项行动,对“秦火火”“立二拆四”等从事“网络谣言”生产和传播的网络大V进行抓捕并让他们在中央电视台亮相认罪;2013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诽谤司法解释》)以及2013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独家颁布的《关于审判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虚假恐怖信息司法解释》),将表征为“网络谣言”的网络不实、虚假信息进行了明确的入罪化安排,既是对这一社会病症的诊察,更是针对它所开出的药方,体现了当下中国对“网络谣言”采用的是一种基于“人”的视角的解决思路。但基于公权力的秩序安定之考虑的监管手段以及处罚措施,在出现重要的“公意主题事件”①时,并不能有效防止体现为“网络谣言”的各种小道消息、失真信息以及流言蜚语在互联网上的四处播散。流布在互联网各个角落的“网络谣言”,已经成为人们用来观察、审视并判断中国政治社会具体情境和种种弊端的一个重要指示器。“网络谣言”在生成、传播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随机性特征,常常使现有的各种规制手段陷于失效而又不得不勉力为之的尴尬境地,这不仅说明规制手段本身或是文不对题或是存有规避问题实质之嫌疑或是存在着严重致命缺陷,更重要的是,它还说明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已经进入一个日益复杂和多元的关口,由于种种利益纠葛、社会矛盾的多元交错,致使整个社会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政治法律手段陷入到风险的社会放大这一怪圈中,因此需要辩证理性地审视这一复杂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并在宪政法权安排的宏观视角和面向未来的历史意识中建构对多元利益冲突和利益表达样式的制度法理。值此一种社会语境中,现有的针对“网络谣言”所张举的运动式执法机制以及划分“敌—我”的政法话语,并不能为根治“网络谣言”提供行之有效的办法。相反,它的存在以及经久不衰,正好说明公共政治理当向社会大众提供更为透明的信息、开放获取公共信息的渠道、提供更为多元和开放的政治公议形式,尤其是说明了公共利益切实实现的法权程序安排机制的迫切性。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澄清社会大众获取有关公共政治运作的有关公共信息的正当性以及围绕着公共政治形成的政治公议的表达样式的多元化之必要性,为所谓“网络谣言”解套,阐明其出现的宪政法权原因和本身存在的固有的常态化属性,进而建构其为政治公议的合法化根基,使“网络谣言”去事件化、非事件化,这应当是认知并解决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国民政治公议问题的一种更加行之有效、也更具有政治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的解决路径。

   当前,表征为“网络谣言”的公共信息获取行为和政治公议事件,多为社会大众基于参与公共政治的联动机制而自发地形成的信息获取和核实过程,是在此基础上就抽象公共政治问题或特定公共政治事件进行即时讨论的集体表达样式,它是我国《宪法》所记载的人民主权②这一国体的具体实践样态之一种,是宪法所承认的公民言论自由③的特定形式,是宪法所庄严承认的公民监督权④的网络化表达样式。换言之,聚焦在公议主题事件背后的“网络谣言”,本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宪法权能样态。它在满足社会大众获取透明的公共政治信息之需求的同时,也为建构立基于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共权力行使行为的有效监督以及建构多元政治主体之间的良性沟通的政治生态环境提供了自我审视的契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应当秉持宪政主义法权逻辑对其持守“中立性最高权力”⑤的规训,着力创建一个宽松、宽容、公平、公正的公共政治信息流动机制和政治公议讨论环境,使围绕着“公意主题事件”而生成的“网络谣言”得以去掉非法的外衣,使国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以及社会事务的多元途径和形式”得以真正落实,使围绕着具体公共政治事件所可能呈现的矛盾之激化甚至是暴力化被有效阻隔和化解,为纠缠于具体公共政治事件中的多重矛盾朝向官—民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进而促成一种基于理性沟通和有序表达的民主社会的良序政治形态,建构护持中国安全走出制度转型的历史三峡、迈向长治久安的宪政主义法权体系开创出一条可行之道。

   二、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与政治公议的正当性

   围绕着抽象公共政治问题和具体公共政治事件而生成的“网络谣言”在互联网上的盛行,体现了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及其剧烈冲突,以及传统媒体进入机制的狭窄化这一大背景中,转型中国的底层民众法治意识的觉醒,参与公共政治热情的高涨以及受制于利用公共媒体渠道之有限下,权利实现手段的自发性。1978年自中国告别革命迈向常态社会建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举目张不仅创建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和物丰民裕的总体经济情势,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也开始深入人心,普法运动和法治理性主义引领下次第展开的立法运动互为推手,令中国开始迈上了建构作为法律共同体的现代国家的征途。⑥在这样一个“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⑦的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绵延中,社会利益的重新分化组合造就了多元利益并存的格局,也致使社会政治格局的重新组合势所必然,在此基础上,对于公共政治的正当性的呼吁和参与公共政治运作的需求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仅如此,我国《宪法》还通过开放性法律文本规定的形式,首先将社会大众参与公共政治运作确定为一种国体,其次规定为国民的基本权利,再次更是明确了其针对国家机构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日常权力行使进行针对性监督的合宪性。可以说,这一系列宪法规定,解除了国民参与公共政治所可能面临的制度障碍,让政治参与成为了现当代中国政治场景的常规形式,为基于不同背景和处境、怀持各种不同利益结构和认知立场的公民个体表达自身利益、关注自身利益实现,甚至是关注更为宏大的国家公共政治运行提供了一条充分可行的制度性管道,在为社会大众实现充分政治参与的同时,也为转型时期社会剧烈变动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预留了足够的缓冲空间,因为通过宪法规范而确立的政治的管道的充分洞开和开放性解释,将有效吸纳社会的各种不满,进而有效抑制各种不满可能具有的破坏力。

   在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举国上下一致公认的政治秩序诉求的语境中,公权力机构理当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释放相关公共信息,重大政治决策应当让国民充分知晓,也就成为中国现行宪法所创设的宪政主义法权安排之应有逻辑。如果我们已经充分认可了《宪法》第2条所规定的人民主权宪政主义法权逻辑,那么,围绕着国家公权力的生成和运作机制而形成的法权安排就应当是国民可以精心打造和审慎择定的对象,也就可以“被完全看做是一种发明创造的事情”。⑧顺着密尔的思路,基于公权力的运作所形成的法权安排的主体既然是国民,他们按照其认为合理的方式来监督这种法权运作也就在情理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参与民主政治不仅仅体现为《宪法》所规定的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尤为重要的是,诉诸政治公议的形式,对抽象政治问题、具体公共政治议题、特定公共政治事件以及某些公共官员的职务行为进行讨论、申言建议、给予批评、鸣冤控告、检举揭发、予以监督,是建构良性社会秩序的应有之义,是中国迈向民主政治和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平衡器。从公权力机构、公共领域不受阻碍地获得有关公共政治问题的信息,是国民有效参与政治的重要前提,也是公共政治治理得以合法、有效展开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国家而言,不仅意味着“国家不得阻隔说者和听着之间的交流,干涉或者阻碍获取可利用的信息”。⑨与此同时,还意味着国家有法定义务就普遍公共政治问题向国民提供全面、完整、准确、及时的信息,而如果出现社会关注程度颇高、所涉及的社会利益牵涉面广泛、对人们的具体权益影响很大的特定公共政治事件,更必须在及时性、完整性和充分透明性上下足功夫。这样的国家义务不仅仅是民主政治自身的合法性逻辑应有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国民能够胜任民主政治的必然出发点。⑩

   从我国宪法所设定的宪政主义法权逻辑的展开来看,国民在重要公共问题出现的时候要求国家机构提供有关信息以澄清、释明有关事态并有效引导政治公议的辩论,是他们所享有的宪法权利的具体权能形式,更是国家公权力部门所必须承担的宪法义务和责任。但国民对开放、透明的公共信息日益增长的制度性需求和我国公共信息的国家承担义务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仍然难言完善的语境中,在一些关涉多元利益纠葛特别是涉及政府、政府官员和普罗大众的利益冲突的情形中,有关公共信息的不能及时释放或出于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隐形利益保护的目的而人为阻隔公共信息的自由流动和透明化取向就时有发生。在无法从国家机关那里获得充分、全面、透明的公共信息时,自发的信息救济机制就会启动。在传统大众媒介的等级化体系中,如果信息源头和传播路径建立在充分的政治责任承担基础之上,主流媒体还可以承担起向国民释放相关公共信息的部分职能,这类主流媒体也会因为其所承担的真实信息传播功能而赢取相应的公信力,并进而引领着社会大众的信息认知和信息判断乃至是公共政治判断。(11)但既有的研究表明,如果传播媒介受制于权力管束而不具备信息真实的传输功能,国民获得公共信息以进行公共政治判断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在传统大众媒体占据信息市场主导地位的时候,囿于自身的专业化等级结构和来自权力的严格管束,与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存在利害关系的相关公共政治事件也不大可能被充分曝光。信息输入渠道狭窄化的另一端连着政治公议表达渠道的狭窄化。在这样的语境下,国民对相关公共信息就不再予以关注或给予非常小的关注,在此基础上也就不太可能形成政治公议、经由讨论形成政治共识,因此,国民的政治冷漠感也就日益增强。(12)

但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国民通过媒体建构政治话语叙事和进行政治公议的技术结构。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大众参与的平面结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布信息和接受信息,话语权下放了,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变强了,这样的平面互动会造成社会的涟漪效应”。(13)在这样的技术背景机制下,对国家公权力运行的观察和监督具备了可行性,从而引发了获取公共信息和进行政治公议的结构性变化。在政治公议和政治运行之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互联网的信息平面传播结构缓解了长期以来因为官僚科层固有的僵化和传统媒体的等级结构所导致的信息流动不畅通和不充分这一困局。在当包括报章杂志、广播电视在内的传统主流媒体囿于自身所受到的种种限制而在重大公共政治事件中缺席或出场延迟或选择性报道而导致其公信力大打折扣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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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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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技与法律》(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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