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云霞:论罗伯特·白英的闻一多书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4 次 更新时间:2021-12-08 10:10

进入专题: 罗伯特·白英   闻一多  

汪云霞  

摘要:罗伯特·白英旅华期间与中国知识阶层,特别是西南联大师生交往密切。在白英的跨文化叙事中,闻一多是“伟大的学者”“最受欢迎的教授”“觉醒的中国”的探索者。白英通过一系列鲜活的历史场景与细节叙述,建构了具体而丰富的闻一多形象,并从他者视域出发来理解、反思和评估以闻一多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承文化、教育民众和唤醒国民等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地位。在1940年代的战争背景中,白英与闻一多的交往搭建了一座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它不仅显示了两个独特个体之间的情感相通和心灵契合,而且折射出东西方文化间的理解与对话。在闻一多其人其诗,乃至中国现代诗人诗作的海外传播过程中,白英的跨文化叙事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罗伯特·白英;闻一多;跨文化叙事;西南联大;中国知识分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罗伯特·白英跨文化叙事中的中国形象研究”(18BZW152)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1-0060-07


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于二战期间旅居中国多年,对革命战争语境下的中国社会有着深入的了解,与中国各阶层民众有着广泛的接触,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西南联大师生有着密切的交往。在华期间及定居美国后,白英用英文编撰出版了大量中国题材的作品,包括日记、游记、回忆录、诗歌、小说、译介等,展示中国经验,传达中国声音①,被誉为“现代的马可波罗”②。在白英的中国叙事中,西南联大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尤为突出。他曾将战时中国比作艾略特笔下的“荒原”,而知识分子则是荒原上傲然绽放的“丁香花”③。在白英塑造的中国知识分子群像中,鲁迅之外④,闻一多形象最为具体而丰富。在1940年代出版的旅华日记《觉醒的中国》与《永恒的中国》,以及1970年代修订再版的《中国日记(1941—1946)》和反映二战经历的回忆录《目击者(1937—1946)》等作品中,白英记录了他与闻一多的交往经历,并对闻一多进行了诸多观察与评价。


白英早年秉持非个人化和客观化写作原则,将日记与自我的关系比拟为“镜子”与“持镜的手”,希望自己“持镜的手”能够始终平稳,让“镜子”与“自我”保持着适度的距离,从而使作品客观呈现中国“变革时代的颜色”和不断“流动”“变化”的风景。但是,20多年后,白英重读旧作,意识到自己“太过于注重非个人化写作了”,“对那些最亲密的人,写得还是太少”,“当我写到诗人闻一多时,我总是尽力保持中间距离看待他,尽管我们亲如兄弟”。⑤ 或许是意识到这种刻意回避“最亲近的人”的写作方式难免有一定的缺憾,在《中国日记》和《目击者》等作品中,白英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了适当的增补和扩充。例如,有关闻一多的日记条目在《觉醒的中国》中有15处,《中国日记》则增至20多处,且在相同条目中还添加了对话、细节、环境描写等。虽然目前还难以判断,这些添加的材料是来自于白英1940年代的日记手稿本身,还是1970年代他凭借回忆进行的再创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白英的跨文化叙事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⑥ 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若干鲜活的历史场景与细节,充实和丰富了闻一多的传记形象⑦,而且推动了闻一多的海外传播,促进了东西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对话。⑧


一、“他的时代最伟大的学者”


借用拿破仑的“睡狮”比喻,白英在《觉醒的中国》序言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睡梦中的狮子,一旦醒来,将震惊世界。”而中国的“觉醒”在于知识分子,在于联大教授和学生。因此联大“应该让世人知晓”,这是“闻一多的愿望”,也是其出版日记的初衷。白英将闻一多视为中国觉醒的象征,毫不掩饰他的欣赏与赞美:“本书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他,我们对他充满巨大的爱。他一定程度上预感到自己会被杀害,然而,只要伟大祖国可以幸存,死亡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⑨


白英称闻一多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学者”,这个充满强烈个人情感色彩的评价在《觉醒的中国》和《中国日记》中多次出现。当白英与闻一多参加联大教授会议时,他称闻一多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一位”⑩;闻一多生病时,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我知道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堪称中国文化的完美典范”,“我无法想象,当最好的学者在寒冷中凋零时,中国还值得我生活”{11};闻一多遇害后,他悲伤悼念:“他是我在中国遇见的最伟大的人”{12}、他的死是“中国最大的损失”{13}。据《中国日记》1947年8月1日记载,白英离开中国前,到南京参加冯玉祥的生日宴会。两人夜晚湖中泛舟,仰望星空,俯瞰莲花,谈论闻一多的死,冯玉祥感慨道:“纯净的天空和荷花,都是美好的物质性存在。而更美好的是伟大的学者,这个人已经被杀了。”{14} 在此,白英借冯氏之言,将闻一多与天空、湖水、荷花这些或博大或圣洁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由此凸显闻一多精神的超越性和死亡的悲怆性。


1946年7月20日,即闻一多遇害后第五天,白英无比悲伤地写下了长篇日记。白英回顾了自己与闻一多交往的经历,评述了闻一多的人生和学术历程,包括他在美国学习绘画,出版诗集,担任大学教职,诠释古代经典,生病,靠刻章和在中学兼课艰难度日,深受学生爱戴,带领学生长途跋涉,等等。日记开篇说:“五天前,在昆明的街上,国民党军事集团使用冷酷的暴力,导致另一个学者的死亡,他是我的朋友。我不敢梦到他,如果我做梦,所有的梦将永远投射出他的影子。对于他的死我之前并未写点什么,因为我不能。他是我在中国遇见的最伟大的人,最谨慎细心的人,最以工作为乐的人,在联大所有教授中最受欢迎的人,一个有着最甜微笑和最成熟大脑的人。”{15} 日记还描绘了闻一多遇害的细节,指出他在开完会回家途中,被四个匪徒用美国左轮手枪射击,遭遇6颗子弹,倒在血泊中,几乎当场死亡。而儿子冲上去挡在父亲的身体上,匪徒又朝他开了4枪等。白英在沉痛悼念友人的同时,对国民党暗杀行径予以强烈抗议和谴责。在《目击者》中,白英同样描述了闻一多遇刺的悲惨场景。他指出,如果当局连闻一多都敢杀的话,那就没有人是安全的。白英以“死水”来象征当时的环境。他译介闻一多的《死水》,指出这是其著名的诗作之一,揭示了“封建中国”如同“一沟绝望的死水”,而現在,“这沟死水正在发酵和沸腾,没有人知道其中会出现什么怪物”{16}。


白英认为,闻一多代表“最好的中国”。他曾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和科罗拉多学院学习绘画,对西方文化和艺术有着广泛了解,同时,他“比我曾见到的任何其他人,更足以称得上是完美的中国人”。白英把闻一多与佛教徒联系起来,形容他具有“严峻、有力、温良”等特征,看上去像是敦煌莫高窟和大英博物馆画像上的佛教圣徒。“如果他穿上紫色袍子,必定像神父。然而,他穿着瘦瘦的蓝色布袍,常常破旧而有补丁。当中国人和整个中国陷入危难之中,他成为人们奔赴的方向。他们之所以杀害他,因为他越来越广为人知,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将追随他。”{17} 白英还指出:“闻一多已经是个传奇,他还将成为更伟大的传奇。”尽管只有四十几岁,但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却拥有如此众多的头衔——“艺术家、诗人、篆刻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家、批评家、古代经典诠释者、编辑、政治家、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他身上有团火,与他交流的人能感受到他特别的温暖,但与此同时,他看起来距离我们总有一点点距离,好像他命中注定是要被伟大事物拣选一样”。在闻一多被害前,白英甚至预言,战争结束之后,他应该会成为中国的领导者,议员、首相或外交大使,“这些都是梦想,但他的确是一个给我们梦想的人”{18}。


论及闻一多的各种成就,白英尤为推崇他在古代经典批评方面的贡献。他说:“他将是最后一位对从远古中国流传下来的经典文献进行批判性阐释的人;他敬畏古代经典,他终其一生都在诠释经典;因为他看到了新生的中国,并充满了蓬勃的爱。当看到旧的消亡时,他并不懊悔。”{19} 白英认为,闻一多不仅能够用现代方法对古代经典进行批判性阐释,而且,他还传承和激活了中国古典文化和艺术的某些精神,这对于“新生的中国”尤为珍贵。从闻一多身上,白英感受到他同中国伟大诗人之间深厚的精神联系。


白英与梁宗岱曾谈到“中国最伟大的四位诗人屈原、陶渊明、杜甫和李白”,“并计划把他们都翻译出来”。{20} 因屈原投汨罗而死的传说,白英称他为 “水之子”。 以“水”为中心,白英将屈原与西方伟大诗人作类比联想:雪莱自沉于海,济慈自撰墓志铭“名字写在水上的人”,水还是莎士比亚和荷尔德林最后作品中的重要意象。中西文化中的“水”都具有洁净、救赎的象征意味。在白英看来,作为现代学者的闻一多与“水之子”屈原的相通之处在于,二者都具有一种精神上的高蹈气质和受难品格。闻一多预感到自己的死,屈原主动赴死,正是这种直面死亡的悲怆性,成就了他们的伟大。而闻一多与陶渊明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彻底的觉醒者。“陶渊明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其伟大既因为他是诗歌写作的巨人,也因为他是觉醒的巨人”,他将这种“觉醒”表现得“十分彻底”,同时又尽量“使自己不引人注意”{21}。在白英眼中,陶渊明是古代隐士超然静默的觉醒,闻一多则是现代“黑屋子”呐喊式的觉醒。整部《觉醒的中国》中,闻一多被塑造为联大学生的引路人与精神导师,教授群体中的先觉者与先行者,他的思考、选择和行动,乃至坦然赴死,昭示了现代中国觉醒与复兴的希望。白英还看到了闻一多与杜甫共通的忧郁气质。他尊称杜甫为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22},指出他的诗“长而精巧,精心构思的韵律衬托着忧郁和孤寂”{23}。白英发现,中华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忧郁,“随着战争的推进,到处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情感”{24}。白英将闻一多的《心跳》与杜甫的诗相提并论,说他的写作中“有种庄重,有种对人类的深刻的持久的同情”{25},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他在中国新诗坛的重要性,而其他新诗人无人能及。


白英多次与闻一多等学者商谈翻译屈原、陶渊明、杜甫这些“伟大的中国诗人”。他说:“是时候去理解中国文化的巨大财富了,这些珍贵的财富对西方人而言还是陌生的。”{26} 二人合作翻译的《当代中国诗选》和《小白驹:从古至今中国诗选》,虽然当时就有人表示质疑{27},但毕竟是“中美学者第一次大合唱”{28},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让西方“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另外,他还曾计划与闻一多共同翻译《庄子》。据1946年4月30日日记,在校园相遇的时候,闻一多告诉白英,加州大学邀请他夏天去美国讲学,这是一个“特别的诱惑”,但他拒绝了,因为他必须留下来,要尽自己一切努力避免国共发生内战。他握着白英的手说:“我们祈祷和平,必须要和平。其他的都无所谓。”白英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细节和感受:“我注视了他一会儿,他走到窄窄的小巷,长长的蓝色袍子在风中摇曳。我对他有比其他任何中国人更多的信心。这个平静的学者有无限的能力。想到我们将在北京一起翻译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顿感无比愉悦。”{29}


总之,白英以西方观察者眼光审视中国及中国知识分子,认为闻一多堪称“他的时代最伟大的学者”:“觉醒的中国”的探索者与引领者,也是“永恒的中国”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二、伤寒症与联大“最受欢迎教授”


闻一多被白英赋予两个之“最”:“他的时代最伟大的学者”、“最受欢迎教授”,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白英虽同联大众多学者均有往来,可以列举出蒋梦麟、梅贻琦、张奚若、冯友兰、费孝通、吴宓、冯至、卞之琳、沈從文等一长串名单,但在他心中,闻一多有着其他人难以比肩的地位。


由于两人交往密切,情谊深厚,白英常能观察和捕捉到闻一多生活中特别的场景和细节,如病中、朋友聚会、散步途中等。白英日记着重记录了他们三次病中交谈的情境:两次因为闻一多生病,白英前去探望;一次因为白英自己生病,闻一多来看望。白英在日记和回忆录中多次写到闻一多患伤寒症的情形。据1945年2月19日日记:几天前,闻一多带学生去南方200里外的史前森林旅行,回来时带回一些绘画作品,“但他患了伤寒症,又瘦又虚弱”,“今天下午,他斜靠着手杖,面色苍白,神情悲伤,忆起伤寒症差点将他击倒,还微微有点颤抖”。{30} 《闻一多年谱长编》中并未提及闻一多的伤寒症,关于这天只记载:“白天,旅行团举行同乐会,有张坐在石头上,含着烟斗回头的相片,就是这时拍的”,并转引吴晗《哭一多》:“学生给他拍了一张照,神情极好,欢喜得很”。{31} 两相对照,《年谱》记录的是闻一多“欢喜”的一刻,白英日记则补充了他“虚弱”“悲伤”的神情,让我们感受到病中闻一多的不同精神面貌。


白英当天的日记不仅记录了闻一多患伤寒症的信息,还详细描述了自己因闻一多生病所引起的种种感触、回忆与思考。日记大量心理化、抒情化的文字显示出白英对闻一多的关切和担忧,以及他对中国所抱有的深切忧虑和对中国知识分子所寄予的殷切希望。在1945年战争尚未结束的黑暗时刻,作为一名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白英将自身对于中国的忧虑和希望,统统投射于闻一多——他心目中联大“最受欢迎教授”的身上。


首先,白英日记着重叙述了闻一多生病所引起的自己内心的恐慌。这种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既显示出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也从侧面烘托出闻一多在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凝聚力。由于闻一多遭遇伤寒症很长时间没有康复,身体非常虚弱,白英深感担忧,自到联大以来,他已经先后看到三位教授因贫困和疾病去世。闻家生活本来困窘,靠他夜晚刻章和在中学兼课勉强糊口,现在他拖着虚弱的病体,其艰辛可想而知。因此,白英忧心忡忡,生怕闻一多像其他教授那样,被疾病彻底击倒。他写道:“我们知道他会康复,但难以形容的恐惧笼罩着我们。我们不能——也不敢——想象没有他将会发生什么。”{32} 白英对闻一多生病的忧虑,既体现了他作为闻一多的挚友,其个人情感的郁结;也体现出他作为一位理解和同情中国的国际作家,其中国情感的郁结。在1945年前后的日记中,白英对蒋介石政府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批判情绪,这与他初来中国时对蒋介石的欣赏态度大相径庭。他认为,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黑暗也暴露得更加突出,此种时局之中,很难想象没有闻一多“将会发生什么”。因为联大是民主精神最后的堡垒,而闻一多是联大“最受欢迎教授”,他需要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


其次,白英日记通过对比、联想、回忆等方式,以独特的个人化视角书写闻一多的强大精神感召力。自从闻一多患伤寒症之后,白英常常看见他“穿着破旧的蓝色袍子,拄着拐杖缓慢地走过校园,学生有时候拦着他问一些关于解读古代典籍的问题,他常常愉快地与他们交谈。他的教室经常不够坐,窗外可能有40多个学生旁听”{33}。日记不仅写了白英的所见所闻,还着重写了他的所思所想:“有时候,当我经过他正在上课的校园小土屋,看到成群的学生站在窗外旁听,我就越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想到他金色的胡须,年轻健壮的身体,蓝色的长袍,敏锐的眼睛,热情的深沉的嗓音。我记得第一天见到他的情形,那是个九月多云的阴暗的日子,整个街道看起来陷入衰败之中,而因为他的突然出现,一切都焕发了活力和生机。”{34}


关于闻一多上课受欢迎的情形,不少联大学生记忆犹新。在汪曾祺的记忆里,闻一多的古代神话课“非常‘叫座”,不仅文学院,甚至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都来听课,“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另外,唐诗课也很精彩,“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35} 显然,白英的叙述视角不同于汪曾祺学生身份的视角。白英虽非课堂亲历者,而只是教室外的旁观者,但这样的旁观者视角自有其妙处,正所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白英作为教室外的观察者,不仅可以感受教师的风采,还可以目睹学生“旁听”的热情。身为闻一多的同事,看到他上课如此受欢迎的场面,由此“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进而开始自我反思。白英的这种旁观和对比视角,较之于学生的亲历视角有着不一样的感染力。虽只寥寥几笔,闻一多“最受欢迎教授”的形象似乎呼之欲出。


最后,白英日记对闻一多进行了传记式的诗性评价。经由闻一多的生病,白英忍不住浮想联翩,对其过往岁月和人生历程进行了综合性回顾,以简笔画的方式勾勒出闻一多作为诗人和学者的传记形象。他说:“我不知道这所大学还有谁能表现出如此大的权威。有时,他的嗓音变得激昂,愤怒,冷漠的微笑令人不寒而栗,他将平静地叙说这个国家的腐败和面对腐败学生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认为人们是单纯的火焰,而他是我所知晓的最纯洁的人,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那些他在芝加哥学习绘画,半饥不饱的年月,那些内战的年月里,他说当他看到燃烧的村庄、死去的农民,但知道自己无力帮助他们时,他变得焦灼不安。那些他参加诗歌变革运动的年月里,还有那些他决定以现代的学术方法重新诠释中国古代经典的年月里。那些他钻研周代青铜器、早期碑文的年月里,他看到了早期中国、更好中国旺盛生命力的古老证据,他被它们深深打动,并且努力地想要理解这种冲动,一种将它们敞亮的冲动。那些苦难和近于饥馑的年月,为了一点额外的生活补贴,他深夜刻章、并在中学兼课,他常常表现出王子般的高贵与平静。”{36}


在这些饱含激情的传记式文字中,我们感受到白英对闻一多深切的理解、赞赏和钦佩。白英将闻一多的人生置于整个中国战争与苦难的大背景之中,将其学术选择置于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气氛之中,由此凸显他之于“觉醒的中国”不可或缺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白英日记中用“王子般的高贵与平静”形容两位中国知识分子,一位是闻一多,另一位则是鲁迅。另外,白英作品在西方出版时,书中同时刊出了不少中国人物照片,其中较多中国政治人物的照片,只有闻一多和鲁迅这两位知识分子的照片入選。由此我们不难推测,白英看到了闻一多与鲁迅的内在一致性{37},并将二者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借助于其照片形象,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风貌。


另外,白英在评价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他们与闻一多作比较,闻一多既是引导白英观看中国的一双“中国眼睛”,也是影响他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如提到卞之琳时,强调他和闻一多都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都是“中国最杰出的诗人”。{38} 谈及张奚若时,也将他与闻一多相提并论,说“闻一多是社会的良心,而张奚若,这个社会学家,则是牛虻”{39}。白英认为,较之于闻一多,张奚若更为直率、简单和温和,身体也更强健。他还着重指出:“闻一多和张奚若是两位最受欢迎的教授。他们之所以是最受欢迎的教授,因为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以无畏和知耻成为众人的楷模,还对自己的国家没有任何怨恨,只有巨大的爱。”{40}白英与罗隆基也有所交往,他同样以闻一多为参照,评价罗隆基“工作很努力,讲话很出色,尽管他缺乏一种像闻一多那样能唤醒人们敬意和崇拜的力量”{41}。


以病中的闻一多为中心,白英展开了种种联想、想象与回忆。白英虽未直接描写闻一多的事迹,也未提供多少新的证据说明他如何“最受欢迎”,但他却凭借独特的身份和视角,用心灵化和抒情化的诗性文字,向西方建构了一个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联大“最受欢迎教授”的形象。


三、跑警报与创刊会


据白英日记1944年12月6日记载,白英与闻一多当天晚上参加了在联大一位法国教授家举办的聚会,聚会主题为讨论创办一份民主刊物。《闻一多年谱长编》收录了闻一多1944年12月2日、5日、8日、9日的词条信息,并无12月6日的信息内容。据12月9日记录:“昆明《民主周刊》创刊,这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社址在府甬十四号。该刊首任总编辑为罗隆基,先生以支部宣传委员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任编辑委员。该刊是以潘光旦的名字登记的,因为主持新闻审查的金某是潘的学生。”{42} 综合其他相关研究材料,我们可以推测,白英日记记载12月6日闻一多等人拟创办的刊物应为《民主周刊》。


关于这个创刊会,白英在《觉醒的中国》和《中国日记》中都有记叙。不过,前者仅一個段落的篇幅介绍开会情形;后者则大大扩充了内容,记录了会议的全过程,包括两人路上躲避空袭,对话内容,环境氛围,闻一多会上的演讲,研讨环节等。《中国日记》不仅增加了对创刊会全过程的描述,而且特别突出了闻一多在会上的主导位置,补充了他的表情神态、动作手势等细节描写。白英的细致描述,能够带领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感受西南联大特定的历史情境和办刊氛围,充实和丰富我们对于闻一多个人形象的认识与建构。


日记从白英与闻一多黄昏时分躲避空袭开始写起,通过两人跑警报的经历以及对话场景,展现了闻一多的智慧、幽默,以及苦中作乐的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念。1944年12月6日,日军对昆明进行了疯狂攻击,联大教授正在躲避飞机的轰炸,但此时的闻一多却预言日军很快就会战败:“这是日本人的最后疯狂,他们已经黔驴技穷了。”闻一多告诉白英,学生们来自四面八方,“上课时可以从学生那里知晓一切。我们比外交部了解的信息还多。就像农民和商人并不恐慌一样,学生也并不恐慌,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是徒劳。重要的是如何去理解他们”。白英指出,闻一多反感那些不愿意与学生谈论政治和现实的联大教授,他不仅关心学生的生活,还密切关注战争的各种动态。通过与学生亲密攀谈,他多方收集外界信息,分析战争形势,并给学生指点迷津。除了关心学生外,他对普通民众尤其是穷人充满关切与同情。他发现,战争使穷人雪上加霜,极端贫困导致他们犯罪,“穷人越来越穷,被糟糕地对待,患病的灵魂如此悲惨,他们可能会为了1000块钱而在你背后举起刀子”{43}。


当天,白英与闻一多一边躲避空袭,一边聊天,从太阳下山直到夜幕降临。在黑暗的街头,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向法国教授的房子,一路上不断躲避探照灯的搜索。在探照灯的照射中,天空出现了若干“象鼻子”,敌机的轰炸声不断逼近。白英日记勾勒这一特定的战时情境时,运用了两个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比喻,以表现人们在空袭中的惶恐感和无助感。其一,将黑暗中探照灯投射的光影比喻为大象鼻子。大象在战斗,随时准备捕捉可能出现的小昆虫,而跑警报的人们岂不就是无辜的昆虫,瞬息之间就有可能沦为大象的猎物。其二,将法国教授院子里的石狮比作哈巴狗:“院子里的石狮,颤颤地盯着我们。看起来像是一个膨胀了的北京哈巴狗,在没有月光的夜空中”。石狮原本是守护者的形象,代表着威严与力量。然而,在探照灯奇异的光照下,石狮变形为一只臃肿的哈巴狗。从“狮子”到“哈巴狗”,这种夸张与变形传递出战争的残酷与滑稽。白英强调,在如此严峻的战时氛围中,闻一多仍能保持豁达与乐观,他哼唱着一首英文歌曲:“一个女人永远不知道/她得到的男人有多么好/直到拒绝他之后”,并声称自己在芝加哥时学会了这首歌。此时,注视着“闻一多微红的胡须,打补丁的袍子,以及闪闪发光的眼睛”{44},白英仿佛看到了中国无限的希望和力量。通过环境烘托和细节刻画,白英日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在苦难中镇定自如、幽默风趣的闻一多形象。


如同柏拉图笔下的会饮中的苏格拉底,白英所描述的闻一多,正是创刊会现场的中心与主角。从进入会场,发表演讲,相互讨论,乃至散会,闻一多始终是日记叙述的焦点。日记指出,参与此次会议的二三十位教授外,还有两位将军。进入会场,闻一多以轻松幽默的方式用英语同大家打招呼,一头浓密的黑发捕捉着电灯光,闪闪发亮。白英评价说:“他们有着奇怪的相似,说话有力,没有手势,有着数个世纪来被训练的镇定自若的习惯,他们的力量中有一种平静”。他还指出,闻一多“应该有的、与已获得过的名望,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他必须努力赚取每一分钱,在夜里他必须远离书本,以篆刻谋生,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了。”{45} 此时,白英注意到,“透过纸糊的窗,听到远处飞机的轰隆声,院子外面比烛光还亮”,而闻一多正“轻轻抚着他的胡须”。{46} 白英多次写到闻一多的胡须及其关于抗战胜利后才肯剃须的轶事,“胡须”仿佛成为闻一多个性魅力的见证。


在创刊会上,闻一多发表了“我们需要办一份新报纸”的宣言。他说:“在世界历史的任何时刻,这个宣言或许不算什么,但今晚它却显得意味深长。日本人正在进攻和封锁我们。政府曾公开谴责联大的某些活动,尽管这所大学实际上是中国最伟大的大学……学生公开要求获得武器,去反击日军对大学的袭击,他们深知,日军在毁坏其他之前首先会毁坏大学,就像此前摧毁南开大学一样。即使这份刊物上没有一个字触及政治,但它必将包含着对政府的批评。这所大学的传奇品质仅在于它汇聚了中国最伟大的智力——这些将成为报纸的主体。我们有些人从海外留学归来,仍然保留着对中国文明自身价值的认同。他们的自我认知比那些未受教育的士兵和官僚更清晰。”闻一多提出了创办刊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刊物应该秉持的立场,以及刊物的主体力量等。


会议研讨环节,气氛热烈,讨论了办刊中的若干细节。如是否刊载政治文章,谁来撰稿,作者署名还是匿名,谁出版,办成旬刊还是月刊,刊物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盟,又多大程度上有自己的政策。大家认为,民盟基本没有政策,除了中国学者传统的自由主义;刊物一开始就应该建立制度,反对国民党的监督和侮辱;它必须是一份代表大学的报纸。教授们在香烟缭绕中,各抒己见,历时一个多小时,会议最后推选闻一多为主编。关于刊物名称,闻一多建议命名为“中国的觉醒”或“觉醒的中国”。值得说明的是,目前尚无研究资料谈及《民主周刊》最初名为“觉醒的中国”,白英日记对此提供了新的参考信息。


白英日记不仅展现了战争年代里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夜晚,也展现了一位忧国忧民的民主战士闻一多的形象。这个夜晚的每一个场景都是严肃的,意味深长的。例如,会议进行中,“灯光突然亮了,大家眨着眼。很奇怪地,看到教授们贫穷的脸上被电灯光耗尽了颜色。在烛光摇曳中,他们看起来好多了,脸上显出红晕,而在电灯光中,五年流亡生涯的寒酸与褴褛尽显眼前”。会议结束后,“我们三三两两离开,返回各自住处,硕鼠穿街,吱吱作响,湖边一片空寂,不见情侣,连象鼻子也不见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已经三年了”{47}。这个夜晚的闻一多也是严肃的,满含着对祖国与未来的深情与期待。他的头发、胡须,他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表情,都熠熠生辉,与这个忽明忽暗的夜晚相契合,共同营造出一个具有史诗色彩的“严肃的时辰”。白英用它极具感染力的笔触,道出了以闻一多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历经的流亡与苦难,在苦难中的坚守与抗争。在白英看来,这份“觉醒的中国”的民主刊物的诞生,凝结着闻一多等人的力量与希望,催生着中国的觉醒。


纵观白英一生著述,中西对观,成绩卓然,中国书写占据了半壁江山。白英诚可谓“中国人民的朋友”{48},“默默地在编织美中友谊网的人”{49}。终其一生,他都与中国知识分子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始终关注和惦念着中国。1976年底白英随美国访华团再次访华,走访南北多地,历时近一个月,并撰写了游记作品《愤怒的中国》,“表达对这个国家发自肺腑的喜爱,揭示这个国家的遭遇与人民的情感。”{50} 1980年白英邀请卞之琳、冯亦代等人赴美访问,并积极为中美作家的交流对话牵线搭桥。{51}1983年白英逝世后,魂归中国,骨灰撒进了长江三峡。{52} 而白英1940年代的中国经验,成为他不断反刍咀嚼的精神宝藏。闻一多,无疑是白英的手足兄弟,是他推崇备至的伟大人物。白英在《当代中国诗选》的篇首印着“纪念闻一多”,序言更是“从闻始,至闻终”。{53} 在《觉醒的中国》篇首则印着“献给闻一多——诗人、学者、热爱美国的人,他死得光荣”。在闻一多其人其诗,乃至中国现代诗人诗作的海外传播过程中,白英功不可没。{54} 然而,反过来看,白英又何尝不是闻一多的患难知己。他译介中国经典,传达中国声音,这一切正是闻一多期许之所在。他对于闻一多生平事迹的记叙,真实而包含深情,始终令人感动不已。实际上,白英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特别是白英与闻一多的交往,搭建了一座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友谊桥梁。这在1940年代的战争背景中显得弥足珍贵,它不仅显示了两个独特的知识分子个体之间的情感相通和心灵契合,而且折射出东西方文化在战争灾难语境中的交流与沟通、交融与碰撞。正是凭借与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往来,白英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的大门;也正是借助白英的跨文化书写,闻一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才得以走向世界。


注释:


① 陈倩:《美国学者罗伯特·白英的中国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汪云霞:《记忆与召唤:论罗伯特·白英的中国日记写作》,《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② Eleanor S. Morris, Robert Payne: A Modern Marco Polo, Thesis[M.A.],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86.


③ 耿叶、汪云霞:《荒原上绽放的丁香:罗伯特·白英日记中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动态》2020年第5期。


④ 汪云霞:《罗伯特·白英跨文化叙事中的鲁迅形象》,《江汉论坛》2020年第11期。


⑤⑩{11}{12}{14}{15}{30}{32}{33}{34}{36}{40}{41}{43}{44}{46}{47} Robert Payne, Chinese Diaries (1941-1946), New York: Weybright & Talley, 1970, pp.6-7, p.222, pp.241-242, p.391, p.394, pp.241-242, p.241, p.391, p.241, pp.241-242, p.223, pp.318-319, p.219, p.221, p.220, p.128, p.222.


⑥ 罗伯特·白英:《中国日记1945—1946:一位英国作家笔下的“一二·一”運动及其它》,刘守兰译,《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327页。


⑦{31}{42} 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28、835、875—977页。


⑧ Hugh Howse, Chinese Diaries 1941-1946 (book review),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1, 47(2).


⑨{19}{29}{45} Robert Payne, China Awake,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45, p.8, p.256, pp.289-290, pp.6-7.


{13} 参见张小怿:《诗人·学者·战士:忆闻一多先生》,《闻一多纪念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48页。


{16}{17}{18}{38}{39} Robert Payne, Eyewitness: A Personal Account of a Tumultuous Decade, 1937-1946,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2, p.341, pp.340-341, p.254, p.252, p.254.


{20}{21}{22}{23}{24}{26} Robert Payne, Forever China,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45, p.265, p.270, p.478, p.128, p.479, p.561.


{25} Robert Payn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London: Routledge, 1947, p.15.


{27} 邵洵美:《诗与诗人》,《洵美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242页。


{28}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8页。


{35} 汪曾祺:《闻一多先生上课》,《汪曾祺全集》(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21页。


{37} 参见王富仁:《闻一多诗论》,《闻一多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48} 余斌:《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页。


{49} 冯亦代:《酒会》,《漫步纽约》,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50} Robert Payne, A Rage for Chin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7, p.10.


{51} 董鼎山:《中国作家在纽约》,《天下真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31—438页。


{52} 董鼎山:《来自另一星球的客人》,《忆旧与琐记:鼎山回忆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53} 北塔:《略论闻一多诗歌之英文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2期。


{54} 赵云龙:《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1936—2017):基于英语世界“引进”与中国官方“外推”活动的对比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汪云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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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江汉论坛 2021年11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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