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社会分层与立法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9 次 更新时间:2015-11-15 0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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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谢谢文显会长、谢谢振民院长的邀请,让我把一个初步的感想写成文章,我今天写到1点钟,初稿才完成。我介绍一下赵晓力和郑戈教授,其实他们不是我的学生,只不过当初他们在北大学习时,我们是亦师亦友,我从他们那儿获得了很多启发,他们也给了我很多激励,因为我当时比较孤单,遇到年轻的朋友,确实给了我很多鼓励。

   我今天讲的是老问题,已经被当代中国法学界有意无意被淡忘的一个话题,其实是一个没带太多学术创新的,是马克思基本观点。我受启发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法律阶级性问题。我这个问题跟法学创新讲坛不太合拍的,所以我当初为什么不太愿意讲,因为不算创新,是老题目了,而且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法学界基本上努力要把法律阶级性给淡忘,开始强调社会性,人民性逐步逐步淡忘。

   但我还是要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被淡忘了,不是因为它被淡忘了,就是因为它被淡忘了,所以我才要讲这个问题。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错误的,是必须要淡忘的,在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特别是过去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发展,这个问题像猫一样蹑手蹑脚跳到我们面前,变得日益重要,因为我们社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社会分层显著,收入差别巨大,围绕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大家的观点、意识形态有些争论都很激烈。

   但是我今天不是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来讨论问题,因为马克思讲的阶级问题,阶级的概念是欧洲中世纪留下来的东西。从当时来说,马克思这种观点是全新的视角考察欧洲的社会问题,但是随着马克思之后的社会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发展,都发现用阶级可能不太适合。比如在座的人算什么阶级?很难说我算什么阶级。比如共产党中国革命也不强调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农民就没办法定义是什么阶级,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本身也根据中国情况来调整,所以修正主义也并不修正到哪儿去。

   我今天借用美国的概念,美国社会分层概念不是强调所有制的占有问题,生产资料占有,强调市场是经济社会当中个人的能力以及市场中机会对这个社会阶层的形成起的重要作用。阶层是思路淡化的阶级,关注机会在不同群体当中配置方式的差异,社会分层是一个相对动态、更为细致、更为复杂的概念。但是我必须强调,给我启发的仍然是马克思的概念,因为仅仅分层的话,不容易真正打动我。

   为什么讲立法?讲的是分配正义问题,广义上的立法,不仅仅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立法和法规,也包括政府一段时期采取的政策,比如我们最近刚刚废除的独生子女的政策,很长时间内分配了社会资源的一个政策,以及具有造法意义的司法解释,虽然中国讲用法律来解决纠纷,但实际上有很多造法,比如关于婚姻法解释的问题,事实上都是重新在社会中分配资源,荣誉、财力、权益,现在有对新型权益的分配也很重要。新型权益包括福利、人格权、知识产权等等。因此不是讨论一般讲的司法问题,讨论立法问题。

   首先讲讲几个例子,看看问题的严重性。第一,退休年龄。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退休年龄,因为我当院长时就遇到这个问题,所有老师都不太愿意退休。我们国家退休年龄是建国初期形成的,建国初期我们预期年龄只有35岁,当时规定国家职工、工人和国家干部男子60岁退休,女的因为家庭劳务繁重,生孩子也多,因此是50岁退休,对机关干部是55岁退休,因为她在城市里面,在机关有公费医疗,相对来说可能 身体好一些。

   但这个问题一直延续下来,80年代初期,由于重视知识分子,允许知识分子可以适度推迟退休,但在学校里面可以看出女老师和男老师一样退休,但女教辅人员和男教辅人员不一样,一个是60岁退休,一个是55岁退休。到了21世纪以后,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事实上都不太愿意很早退休,因此我觉得首先退休年龄应当适度推迟。

   男女平等的话,凭什么让女同志早点退休,现在大部分只生一个孩子,家电也普及了,家务劳动轻松多了,而且一般女同志寿命比男同志长四五岁,让她早退休就是浪费资源。我觉得周围很多证据支持着我。我偶尔到社会中看到讨论,发现社会上的人有几类,女工人、女职工和机关里的普通女干部,不是当科长、处长的人,处长、科长、局长、部长都是希望晚退休,当职 员、科员的人没有一个愿意晚退休,她们甚至不反对提前退休,甚至因为满了工作30年以后,也没提拔希望,因此他们主动提出要退休。

   我突然理解我过去学习马克思说的私有制保护所有人的财产,但是无产者是没有财产可以保护的,这个问题变得特别显著。尽管我以前也讲过课,但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以前是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社会生活当中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想提前退休?最重要是退休以后退休工资一分不少,自己还可以找点事情干,开一个网店,光棍节时收入不少。即便他不找工作,因为就两三千元,收入也不低,家里没什么其他 的事情,自己可以出去玩,不然在单位里面,院长说你去给我拿个什么东西,你这个事情怎么没做好,批评一下,他走了以后,谁也管不了,他出去旅游、搞搞摄影、画个画,多自在,福利也是一种收益。这样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一定要设中纪委,并不是那代人都想多做工作,为什么女性退休年龄从80年代初,很多女干部给中央写信,说不愿意退休,胡乔木当时批示说这个问题,说我们女干部不应当退休。我不大看学者的著作,学者的著作容易胡扯,必须看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才理解为什么没有见过哪一位大学教授急于退休,总是希望延迟退休,包括我自己。

   前段时间某大学文科教授发表公开信说自己本来该70岁退休,被院长强迫65岁退休。因此退休背后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还有社会地位的问题,还有权利关系的问题。很多人会到政协、人大常委会,到协会里面当个什么职务。

   第二,房价。几年前一线城市房价急于上涨,到处都说买不起房,希望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我也很支持,后来中央政策总是不得力,打压不下去。后来发现就是中央没有真正想打压。因为在任何城市里有房的人总是多数,很多人刚买了房,中央一方面要回应这种社会呼声,另一方面必须兼顾利益。

   这里有了房的利益和没有房的利益不同,有房者不希望房跌价,无房者希望房子跌价,不同人的利益不同。在学校里面也有类似情况,当时招法律硕士的时候,说少招点,保持质量,出去找工作难。没有考上的,说多点,让更多学生进来。利益分化并不是阶级,是搭没搭上你的班车。

   最严重就是雾霾问题,这是今年上半年提出的问题,几乎我周围的同事全都觉得政府应当治理雾霾,但是他看不到的是雾霾造成的来源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很重要的一点确实是山西和河北煤炭问题,也有北京七八百万辆车辆排气,如果治理的话,面临什么问题?

   在校园里面,雾霾都是我们造成的,这个雾霾可能背后是一大堆人为了求生造成的。烧秸秆问题,我们想不到农民为什么烧秸秆?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就影响河北经济发展,还有山西、内蒙,那么多钢铁厂的工人,一家人靠这个活着,而且这些人一旦下岗就没有办法再就业,因为他们都45岁左右。有人说可以转产,搞绿色能源,不大可能,就是让我这个年龄再去搞环境法、香港基本法,我也没办法去搞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沉淀成本的问题。

   第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化以后,很多问题不是问题也变成问题了。玉林狗肉节,形成狗肉节以后,被国内外一些动物保护人士知道了,组织人去抵抗,也动员很多演艺明星加入抵制动物,有陈坤、赵薇、舒淇、杨幂等,杨幂在微博上说“狗是人类的朋友,我不吃狗肉,狗狗很善良”。我也不吃狗肉,但是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当地政府也做出回应,但这是民间的,我们不能去禁止。

   政府做出回应以后,爱狗人士接着要求不是让政府不能去搞狗肉节,而是要求政府积极干预。所以有许多问题不要以为是妥协能够解决的,要求制定地方规章 来废除狗肉节,不能废除的话,通过行政措施禁止吃狗,如果不能够实行他们所希望的正义的话,就认为是裸奔,希望通过程序来实现他们的实质正义,就是要加强检验,狗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没有病,通过这种措施,价格会提高,因此禁止。

   爱狗这个问题背后是什么?我不分析那些教授或明星了,我也不分析大量养狗的“二奶”和已经被抛弃的“二奶”,她们确实养狗,我想分析更大多数普通的不算成功人士的养狗人士和爱狗人士,他们大部分是退休的老师、退休的干部,包括退休工人,收入也并不高,可能就两三千元,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地区,他们只能算是比较偏僻了,但他们还是中产阶级,在中国由于快速更迭,在他们那一代人是中产阶级。他们就拿两三千元退休工资,但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孩子工作不错,他们有房子,孩子在外地,他们比较孤寂,就养狗陪伴,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培养出人与狗深厚的感情,我可以理解,寄托感情。

   有一位清华副教授,不是赵晓力,是一个人文教授,说“狗肉节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国耻,吃狗肉的人不但丑陋、贪婪而且残忍,有关政府部门必须有所作为,否则中华民族在动物伦理方面就有非常丑陋、醒目的道德风险。”因此政府开始回应。政府妥协甚至采取措施也不能使吃狗肉的人满意,吃狗肉的人反而更加强大地表达,带着葛优式的幽默调侃,“其实我们都是爱狗人士,只不过你们爱生的,我们爱熟的而已。”

   尽管他收入并不高,不算成功人士,但他们思想情感属于中产阶级,他们爱狗、爱小动物这种感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反过来看看食狗人士,基本上是社会中下层,在他们同代人当中兴趣爱好、行为方式实际上更接近社会下层或中下层,而且在动荡社会,而这些吃狗肉的人一般更年轻、更男性、更生动、更野性、更加无所忌惮,无论是干部、学生、商人,他们实际上代表两个阶层在生活情趣、价值上判断的一种分歧。

   再仔细分析,虽然讲的都是狗,但他们关心的不是同一种狗,也就是说他们指涉不一样,吃狗肉的人讲我们爱熟的你们爱生的,你们喜欢宠物狗,我们喜欢肉狗,不要以为是调侃,是真的。在同样一个词背后,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和他们想象到狗时其实很不一样,爱狗人士的情感寄托 都是娇小的宠物狗,吉娃娃、兔狗、博美、雪纳瑞等。我写这个文章时一定要去检索一下到底狗是什么东西,法律人做研究时不能是抽象的概念,或者一种较小的狗,或者凶猛大型狗,藏獒、哈士奇,价格非常昂贵,吃狗肉的人不会吃这种狗,吉娃娃的就那么点肉,藏獒十几万一条,吃不起。中下层人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就是这种态度。其实吃狗肉通常是食狗,中华原生犬,价格相当便宜。

  

   分歧越来越大,如何解决?

   我讲的这几个例子,经济利益,社会权利,你买房没买房,不同地域的人,意识形态,表面上是同一个东西,其实不是一样的。这样带来立法问题。学法律的人都知道良法之治,很多人从定义上去争,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有共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分享了共同利益,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同质化程度比较高,大家都比较贫困,或者贫富差别不大,但十多年以后现在严重分歧,什么是良法,什么是良,什么是善,都没有办法共同理解,定义上一致了,实践上不一致。事实上我们恰恰在强调依法治国这二十年来,人们对法律,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司法,抱怨都更多。

比如在立法层面上,比较典型的是从2006年的《物权法》开始,司法上也是从2006年刘涌案件,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婚姻法》关于房屋共有的问题,提出保卫家庭的问题,分歧当中有些是技术层面,也有程序性的,也有确实是不好的法律,但是更多的利益之争。学界面临一个问题时,现在许多学界人就后退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他们已经超过了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法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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