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功与不足及完善措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8 次 更新时间:2015-11-07 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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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新 (进入专栏)  

  

   摘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是成功的,但其适用范围仅限制于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的违约责任,不包括侵权责任,同时确定最高限额为价金的一倍,都存在缺陷。《侵权责任法》和《食品安全法》规定了恶意产品损害责任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也存在部分问题。修订《消法》,应当借鉴美国惩罚性赔偿责任和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规定惩罚性赔偿金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补偿性赔偿;侵权责任;违约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条规定了产品欺诈和服务欺诈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这在我国法律制度中是第一次,是一个重大进步。但经过十几年的司法实践检验,证明这个规定还存在较大的缺陷,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在修订《消法》中,究竟应当怎样对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此问题,我提出以下意见,供修订法律时参考。

  

   一、《消法》规定产品欺诈与服务欺诈惩罚性赔偿金在我国立法上的重大进步

   《消法》规定惩罚性赔偿金的条文是第49条,其内容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是新中国法律第一次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一)对惩罚性赔偿金的不同立场

   在大陆法系,无论是侵权损害赔偿还是违约损害赔偿,都是奉行单纯的补偿性民事法律责任制度,[1]其基本的功能是补偿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的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这种补偿既不能小于损失数额,因为赔偿小于损失数额,就使损害没有得到完全的救济;也不能超过损失数额,因为赔偿数额超过损失数额,就会给受害人以不当利益。因此,损害赔偿的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所受之损害,俾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然。[2]而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私人罚款,是对民事违法行为的惩罚,与私法的补偿性质不相容,如果允许在私法领域中对民事违法行为进行惩罚,必然混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因而惩罚性赔偿金是不可理解、不可取的。[3]这几乎是大陆法系的一贯看法。

   在英美法系,尽管英国和美国产生惩罚性赔偿的时间和具体适用条件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理念与大陆法系的态度完全相反,法律认为惩罚性赔偿金是合理的、科学的,因而在法律上确认这种制度。《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第908条第1款规定:“惩罚性赔偿为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以外之赔偿;系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而作之赔偿,且亦为阻遏该人及其他人于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作之赔偿。”[4]在英美法系看来,当被告对原告的加害行为具有严重的暴力、压制、恶意或者欺诈性质,或者属于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时,法院可以判决给原告超过实际财产损失的赔偿金。[5]惩罚性赔偿得因被告之恶性动机、鲁莽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之极端无理行为而给予。于评估惩罚性赔偿之金额,事实之审理者得适当考虑被告行为之性质、被告行为所致或者图致原告所受伤害之本质及程度、被告之财富。[6]用以表明法院或陪审团对被告恶意的、加重的或野蛮的侵权行为之否定评断。之所以认定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金是合理的、科学的,其依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被告的行为推算出来的被告的收益,远远超过了他应当付给原告的补偿费。判决给付原告以惩罚性赔偿金,应当依据制定法的规定,不能依据法官或者陪审团的一般意志来决定。[7]

   我国古代也有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在汉代就有“加责入官”制,[8]所谓加责,就是在原来责任的基础上再加一倍的责任。加责入官制度经过演化,在唐、宋时代形成了“倍备”制,即加倍赔偿,在原来的损失要全部赔偿的基础上,再加一倍的赔偿。这种制度主要适用于盗窃赔赃。[9]在宋朝后期,发现“倍备”多有不合理之处,故“近来盗赃多不征倍,倍备之律,伏请不行”。[10]在明代,设有倍追钞贯制度,[11]这里的倍追钞贯,就是加倍追罚,有惩罚性赔偿的性质。[12]在清末改律变法以后,民法采取大陆法系成文法模式,就没有再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法主要借鉴前苏联的民事立法和民法原理,改革开放之后更多地借鉴大陆法系民法特别是德国民法,也严格遵循损害赔偿的补偿性原则,强调赔偿金的数额应当与实际损失相当,赔偿不能超过实际的损失范围,“根据损失多少赔偿多少的原则来确定赔偿责任范围”,[13]以免造成受害人的不当利益,防止人们刻意追求超过实际损失的高额赔偿。《民法通则》采纳这样的主张,无论是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还是违约行为的损害赔偿,都规定要以实际的损害范围作为确定赔偿的标准。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第117条至119条对财产损害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也规定了赔偿的范围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新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仍然坚持这个原则。

   (二)《消法》规定了产品欺诈和服务欺诈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在制定《消法》过程中,是否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一直争议不断,立法机关一直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在立法草案中也没有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最后一次讨论《消法》草案的时候,有关负责人提出考虑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得到多数委员的赞同,遂在草案中提出了相应的条文,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时,常委们反映强烈,都认为对商品欺诈与服务欺诈行为规定惩罚性赔偿金是完全必要的,并且最终使《消法》以高票获得通过,使我国的民事法律第一次出现了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这就是《消法》的第49条规定。通过本条立法,我国民事立法确认消费领域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是民事立法的一大突破,对于民法理论的发展和民事立法的进步,以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都具有重大、积极的影响。

   对于《消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应当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消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是违约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惩罚性赔偿责任既可以适用于侵权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于违约损害赔偿。《消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是发生在消费领域中的违反合同义务的惩罚性赔偿,而不是在侵权行为领域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因此,我国现行立法上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只适用于违约损害赔偿,而不适用于侵权损害赔偿,其适用范围并不很宽。

   2.《消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于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行为

   《消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在违反合同中适用,但也不是所有的违约行为都适用,仅适用于产品欺诈和服务欺诈行为。欺诈行为的特点,一是欺诈一方有欺诈的故意,目的在于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进行交易行为;二是欺诈的一方实施了欺诈行为,或者是积极地捏造虚假情况,或者是歪曲和隐瞒事实的真实情况;三是在客观上,对方当事人因此而陷入错误的认识。[14]

   商品欺诈,是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时有欺诈行为,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不是真实的商品,而是假冒伪劣的商品,包括假货、冒牌货、伪装真货的商品以及质量低劣的商品。经营者故意告知消费者以商品的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而接受上述商品,就是商品欺诈行为。[15]

   服务欺诈,是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服务时,以偷工减料,以假充真,欺骗糊弄,多收费,服务名不副实等手段,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而作出接受服务的意思表示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由于这些行为都是发生在消费的合同领域,因此都是合同欺诈行为。服务欺诈行为的主观要件是故意。在服务领域中,经营者对消费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的,就可以认定为服务欺诈行为。[16]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商品房买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即对开发商将商品房一房二卖,或者将卖给业主的商品房抵押的,可以请求开发商承担惩罚性赔偿金。[17]究其实质,这种惩罚性赔偿责任也是商品欺诈行为,没有超出《消法》第49条规定的范围。

   3.违约损害赔偿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无须具备损害事实要件

   商品欺诈与服务欺诈行为都是合同欺诈行为,构成惩罚性赔偿金责任都不必具备损害事实的要件,只需有欺诈行为即可构成。同时,其惩罚性赔偿的参照标准是欺诈的商品或者欺诈的服务的价金,也不用实际损失数额作为赔偿的计算标准。

  

   二、《消法》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引起的巨大反响

   《消法》实施之后,1995年3月25日,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一副索尼耳机,然后依据《消法》第49条规定向商家索取双倍赔偿,随后王海开始在北京各商场购假索赔,50天左右的时间,获赔偿金将近8000元。1995年11月2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消费者报》联合主办有关“双倍赔偿”座谈会,王海初露庐山真面目,一夜成名。随后,关于双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的强烈争论也就愈演愈烈。

   (一)引起巨大反响的两起典型案例

   随后发生了丘建东起诉的两起典型案件,两个法院作出不同的判决,将对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争论推向了极致。

   第一件典型案例:1996年12月31日21:01时,丘建东在北京西城区前门西大街西河沿甲1号王汉金电话亭打长途电话,通话1分钟,按照当时夜间通话半价收费的规定,应收话费1.15元,其中通话费0.55元,附加费0. 10元,服务费0.50元。该电话亭没有按照规定减半收费,而是按照全费收了1. 65元,多收了0.55元。1997年1月2日,丘建东向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予以双倍赔偿,计1. 10元。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王汉金在向丘建东提供长途电话服务时违反规定多收电话费,属欺诈行为,依照《消法》第49条规定判决王汉金赔偿丘建东人民币1. 10元,北京市电话局三区局厂甸电话局对王汉金之赔偿承担连带责任。[18]

   第二件典型案例:1997年1月1日,丘建东在北京市某机关招待所向福建省龙岩市打长途电话,招待所未执行当时邮电部关于节假日长途电话半价收费的规定,全价向丘建东收取电话费1. 70元,多收了0.55元。7月10日,丘建东向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按照多收的0.55元双倍予以赔偿,共 1.10元,赔偿来京应诉往返交通费,赔偿精神损害100元。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诉被告有欺诈性消费服务行为缺乏相应的证据,其要求双倍返还多收的电话费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判决被告返还丘建东电话费0.55元;赔偿交通费582元。[19]

对于多收电话费这种服务领域中的行为,究竟应不应当认定为服务欺诈行为,应不应当适用《消法》第49条的规定,确实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两个法院对同一种案件作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不同判决结果,其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理解和适用《消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西城区法院判决适用《消法》第49条规定,东城区法院判决适用《民法通则》,没有适用《消法》第49条。对于多收电话费的案件究竟应不应当适用该法第49条规定,必须弄清立法者的制定惩罚性赔偿金的立法价值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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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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