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鸿飞: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成立及其障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 次 更新时间:2022-07-11 01: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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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鸿飞  

  

   内容提要:迄今为止,气候变化侵权责任之诉在国际上尚无成功先例,尤其是损害赔偿之诉。气候变化侵权并非环境污染行为,但可能构成生态破坏行为。其责任成立面临受害人与加害人的确定、排放者的注意义务、排放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重大法律技术障碍,但通过革新侵权法理论(如运用公司社会责任和类推危险责任)可确定碳排放者违反了注意义务,诉诸气候科学的归因研究成果和风险显著增加可判定因果关系理论,且通过比例责任可合理分配碳排放者的侵权责任。气候侵权的责任方式以预防性方式为主,并可使用责令采用新技术等责任方式。在国际社会达成相关共识之前,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政治和经济特性决定了它几乎不可能为各国司法承认。设立补偿基金和提起公法诉讼等可扩大对气候变化受害人的救济。

   关键词:气候变化;碳排放行为;气候诉讼;气候变化侵权;气候正义

  

   一、问题及其意义

   今天,科学界的共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变暖的世界,主要是因为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其中3/4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目前,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最重要、最有争议的公共政策问题之一,也引发了科学、经济和法律诸领域的难题,但大多数争议集中在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如国际谈判、排放交易制度、碳税、技术合作等,司法问题并未受持续关注。

   因气候问题涉及宪法权利、环境保护、土地使用、灾害管理和自然资源等领域,在国际或国内监管缺失时,法院渐成“气候战”的主战场。通过诉讼追求气候正义,可淡化气候问题的政治属性,且法院判令国家采取行动减少排放的“气候友好”的判决相继出现,这些因素都使利用诉讼遏制全球变暖的策略越来越有吸引力。

   气候变化诉讼的类型较多。本文分析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即诉请碳排放巨头减排或赔偿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为预防损害支出的费用等。本文不讨论碳排放行为以外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侵权诉讼,如毁坏森林的碳汇破坏行为、上市公司未披露与其营业相关的气候风险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有关碳排放的公司治理诉讼等。在这一领域,国际社会涌现出一些典型案例,如美国的Comer v. Murphy Oil USA案、Native Village of Kivalina v. ExxonMobil Corp.案,以及德国的Lliuya诉RWE公司案。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尚未出现支持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案例,立法上也只有肯尼亚2016年的《气候变化法》(Climate Change Act)第23条明确支持这种诉请。理论界对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似乎信心满满,如认为通过侵权法解决气候变化诉讼不存在困难,第二波战略性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已启动;甚至认为它是治理气候变化唯一的灵丹妙药,因为它回避了寻求立法和监管的难题,一旦侵权责任被认定,将使碳排放巨头“争相避开不受欢迎的聚光灯”。实务界也认为原告很可能胜诉,如瑞士再保险公司预测气候变化侵权责任将使公司承担比石棉致损案还重的责任。然而,秉持正统侵权法观念的学者则认为,在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侵权法世界观中,全球气候变化损害根本不存在,“试图将气候变化纳入传统普通法范畴,会让人质疑侵权法的基本特征”。

   本文的实践意识是,何以各国法院均不承认气候变化侵权责任?在侵权责任法框架下,气候变化侵权能否成立,其成立需要克服哪些法律障碍?由此衍生的问题是,若侵权责任成立,其责任方式有何特殊性?若侵权责任难以成立或对受害人救济不足,可否诉诸其他救济方式?

   我国目前的气候变化诉讼类型单一,学界议论较多的是违反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弃风弃光”行为,其实质是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并非气候变化诉讼。但气候变化作为全球问题,与我国息息相关,国际社会已出现甲国公民起诉乙国碳排放巨头的案例,我国企业也可能在我国或他国遭遇这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法〔2021〕9号)创设了“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已经未雨绸缪。此际分析气候变化侵权责任,也可谓恰逢其时。因为我国尚未出现气候变化侵权诉讼,所以笔者于本文中只能以比较法上的案例为素材。

   二、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归责基础与构成要件

   (一)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归责基础

   按照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和第1166条的规定,无过错侵权责任必须法定。我国法并未规定专门气候变化致损责任,故气候变化侵权责任除非能纳入已有的无过错侵权责任类型,否则只能适用过错责任。但在气候变化诉讼领域,过错要素并不重要,因为被告均为碳排放巨头,完全具备预见碳排放行为致损的能力。从责任构成看,两种归责原则影响的主要是笔者以下将要论述的注意义务及其违反。

   《民法典》第1229条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气候变化侵权责任能否适用本条,应依据我国《民法典》有关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规定进行分析。其一,气候变化并非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可溯及温室气体排放,故温室气体是否为大气污染物,是决定气候变化侵权责任能否适用环境污染责任的决定因素。在美国有名的“马萨诸塞州诉联邦环境署”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温室气体是一种空气污染物,应纳入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监管,故联邦环境署对新机动车辆的温室气体排放享有立法权。二氧化碳在被排放时基本无害,并不直接污染环境,但在大气中扩散时,会引发复杂且有害的连锁反应,波及所有自然系统。另外,在人口密集且排放严重的地区,二氧化碳浓度过大会加剧空气污染。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2条第3款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并列,排除了碳排放行为适用环境污染规则的可能性。其二,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生态损害。我国《民法典》中的生态损害多为环境污染的结果,但也不限于此,故气候变化导致物种消灭等生态损害的,可适用生态损害的无过错归责原则。

   理论界青睐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主要原因在于,侵权责任法是实现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特殊机制,侵权责任法的根基并非主要考量实现对个体的正义,而是要通过救济损害和遏制侵权来实现“所有人都有利”(good-for-all-of-us)的理想。这一机制可有效解决气候正义的核心问题——气候变化的成本应由谁负担。若那些因气候变化收益和受损不成比例的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救济,其境遇就与财产被无偿征收的权利人相同,将被迫对社会作出超过其应承担份额的奉献,为经济发展作出牺牲。正因为此,气候正义理论也关注代际正义,避免后代的生存利益无辜受损。这也表明,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成立需寻求归责原则以外的正当性基础,这里以气候变化侵权中加害人的确定为例予以说明。

   气候变化侵权的一个特殊社会事实是:人人都是碳排放者,同为受害者和加害者,人与人之间形成典型的“霍布斯丛林”利益格局,但诉讼实践秉持了侵权责任法的正义观,妥当确定了气候变化侵权的加害人。

   一是碳排放企业是加害人。一方面,碳排放企业尤其是行业巨头最有能力通过减排或研发并使用新技术、材料和工艺,影响气候变化,使空气更为清洁。它们在承担气候变化侵权责任后,可将碳排放行为造成的损害内部化,并且,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定价,还能由特定的使用者分摊成本。另一方面,使用者主动选择了碳排放的产品或服务,获得了使用利益,由其分摊价格增加的成本,而不是由全社会分摊,具有正当性。可见,尽管碳排放并非环境污染行为,但两者的归责考量是一致的,如污染者付费、受益人付费、支付能力强者付费等。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实践中,规模较小的排放者不太可能作为被告,诉讼无法激励其减少排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并非加害人。

   二是消费者并非加害人。其一,其碳排放行为都是为了生存或体面生活,且不可能对气候变化做出任何“实质贡献”。其二,消费者往往只能使用化石燃料和依赖化石燃料的产品,无法选择替代品。其三,消费者均按照产品的预期使用方式使用产品。其四,将气候变化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无法实现侵权责任法降低事故成本的目标,因为消费者并没有研发新技术等实质减排的能力。

   气候侵权归责正当性的一大难题与温室气体的物理属性有关。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是逐渐消散的,其中,50%大约三十年内消失,30%在几个世纪内消失,20%持续甚至几千年。可见,气候变化损害是累积性、缓慢发生的,可溯及几个世纪前的排放行为,故有学者认为,让现代主体承担以往排放行为的后果,相当于承担永久责任,有违法治基本原则,且意味着主体在并不知晓碳排放的负面效果时也将承担侵权责任。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被告均为企业,不存在和自然人一样的生命周期,但对久远的排放行为承担责任,也确实与诉讼时效制度存在冲突。理想的方案是在计算时扣除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关注问题之前的排放额。

   (二)碳排放者的注意义务

   “侵权责任必须以不合理的社会行为为基础,贯穿于所有侵权行为的思想主线是不合理地侵害他人的权益。”证成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前提同样是碳排放者承担注意义务且违反了注意义务,无论其责任基础是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这一问题可细分为两个层次。

   1.碳排放者对气候变化的注意义务

   侵权责任法域的注意义务要求义务人尊重且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其义务主体是每个民事主体,相对人是义务人以外的其他所有人,履行方式是避免发生其可合理预见到的损害。据此,在气候变化的影响成为科学共识时,碳排放者在其碳排放过程中承担不使气候发生变化的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的实质是民事主体“保卫社会”免受抽象危险威胁的义务,而非保护特定甲乙丙的义务,但其范围受限于侵权法上著名的“邻人规则”。“邻人”通常是在时空上接近且直接受加害人行为影响的人,是特定的人,而并非抽象的、匿名的“他人”。Palsgraf v. Long Island Railroad Company案确定了以可预见性为标准认定过错的规则。在该案中,卡多佐法官认为,侵权行为作为一种反社会行为,只有在其行为的风险附加于特定的、可识别的受害者时,侵权责任才能成立;但持异议的安德鲁斯(Andrews)主张,注意义务是抽象的,可存于“空气”中,相对人不限于特定人,因为注意义务保护的是社会,而不仅是具体的人。在气候变化领域,被告的行为和原告的损害之间的联系往往过于遥远,但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已成为科学共识,这再次印证了在气候和生态领域,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社会的所有人都是环境意义上的“邻人”。气候变化损害的是每个人对气候稳定的共同利益,故在确立气候变化侵权责任时,没必要追踪特定的、个性化的可预见性途径,加害人不能以受害人完全超过了其可预见到范围为由提出抗辩。

   2.碳排放行为是否违法

若采违反注意义务的一般标准,在气候变化成为科学共识时,碳排放者继续排放的行为当然违反了注意义务,构成侵权行为。然而碳排放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不能简单作出结论。首先,一定程度的碳排放为人类生存所必须,每个人每天都得排放碳。其次,企业的很多碳排放行为为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如在能源领域,法律还规定电力企业应承担提供电力的普遍服务义务。侵权法保障的行为自由包括从事完全与公益无关行为的自由,对增进公益的社会行为,行为人当然应享有更多的自由而不是受更多的限制。“某种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且促进公共利益的,显然不能将这种值得追求的行为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危险强加给行动者。”霍姆斯的这句名言表明,即使认定碳排放者对气候变化负有注意义务,其义务违反也应结合违法性进一步认定。这就解释了何以气候变化诉讼实践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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