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来:旗手与“恶少”的冲突

——也谈鲁迅与施蛰存的交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7 次 更新时间:2015-10-22 20: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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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来  

   鲁迅与施蛰存不是同辈人,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施蛰存还在塾师那儿发蒙。在三十年代风雨如磐的搏击中,鲁迅深知环境的阴险与丑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实际上,他一直没有把“锋”对准施蛰存。鲁迅认为,施蛰存“还不配”成为自己的刀锋所瞄准的对象,因此,开始时,鲁迅只是在几次论述中“顺手一枪”捎带批评了稚嫩的施蛰存。在鲁迅看来,三十年代,复古逆流已然成不了气候,只是痛惜缺少辫子和穿洋服的青年人不应有“骸骨的迷恋”。而施蛰存意气用事,先借鲁迅和鲁迅的笔名“丰之余”打哑语,后又改用所谓推荐鲁迅的《华盖集》正续篇和《伪自由书》等来刺伤鲁迅,鲁迅才接二连三地反击,直到揭出“洋场恶少”的真相。总的看来,在鲁迅的论敌中,施蛰存并不是鲁迅论争和交锋的主要对象。然而,近些年来,随着“重评鲁迅”、“扫荡名人”的风气四起,这段公案也一再被翻掘出来,成为许多人作文的材料。有些文章给人的感觉,似乎是鲁迅太“刻毒”、对施蛰存“误会太深”,要么认为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或者认为施蛰存多么无辜,连五十年代“反右”和“文革”中受到的伤害,都要算到鲁迅的头上。这种借施蛰存贬低鲁迅的做法,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来讨论一下这场论争的基本情况。

   近几年讨论鲁迅与施蛰存的冲突的文章主要有:刘凌《施蛰存与鲁迅的一段交往》[1],朱严夫《施蛰存与鲁迅的两次论争》[2],杨迎平《施蛰存同鲁迅的交往与交锋》[3],另外,房向东在其著作《鲁迅和他“骂”过的人》中,也有一篇《读古书•“新生党”及“洋场恶少”——鲁迅与施蛰存》有所论及。本文主要以杨迎平(以下简称“杨文”)和房向东的文章(简称“房文”)提出看法,以便澄清鲁迅与施蛰存冲突的真相。

   “知人论世”是鲁迅一贯主张的方法,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应该把问题放回那个时代。我们要辨清冲突的缘起、经过,要对冲突的性质给予界定,要弄清楚鲁迅为什么就《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抓住施蛰存不放,施蛰存到底受了什么委屈。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鲁迅或施蛰存,当然也完全可以在辨明事实真相后,“跳出五行外”,给予历史人物以公正的评价。

   这里,我要对本文的题目有所说明。“洋场恶少”是鲁迅当年给施蛰存的称呼,今天来看,鲁迅先生确实言重了,但顾念到当时鲁迅在险恶处境中的客观斗争形势,加上又是出现在杂文中的名词,也就可以理解了。我在这里借用这个称呼,决没有对施蛰存先生任何不恭的意思。

   一

   这次论争的起因并不复杂,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论争过程。

   1933年9月,《大晚报》编辑给施蛰存寄了一张表格,要求填注:(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介绍给青年的书。在要介绍给青年的书中,施蛰存填了《庄子》、《文选》并附注:“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认为:“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推荐这两部书,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扩大一点字汇”。

   鲁迅于1933年10月1日以“丰之余”的笔名写了《感旧》,10月6日发表在《申报•自由谈》。(收入《准风月谈》时题目为《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在这篇文章里,施蛰存推荐《庄子》与《文选》仅仅是鲁迅写这篇杂文的一点因由,鲁迅的用意在于“感旧”,在于防止年轻人“骸骨的迷恋”,在于探讨民族的“立足”、“生存竞争”,在于告诫人们:复古不光是遗老遗少,还有“新党”,关注我们的生存,实在比读《庄子》和《文选》重要。

   于是,施蛰存写了《<庄子>与<文选>》一文,发表于10月8日《申报•自由谈》上,为自己推荐《庄子》与《文选》作解释。他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但要自己“酿造”。接着,他以鲁迅举例,“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并对鲁迅先生讽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版的信封等表示不满。

   10月12日,鲁迅又以“丰之余”的笔名写了《“感旧”以后》,以(上)、(下)两篇分别于10月15日和16日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鲁迅先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接着,鲁迅表示不同意用瓶和酒来比喻“文学修养”,告诫施蛰存既然考官不能以词取士,当教员和编辑当然也不能以《庄子》和《文选》劝青年。对施蛰存举出“鲁迅先生”的文章与《庄子》的关系做例,“丰之余”认为“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糊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最后,鲁迅说:“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至此,论争还在围绕推荐《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进行。论争恶化是由施蛰存10月19日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论争》引起的。他说:“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把我派做‘遗少中的一肢一节’。自从读了他老人家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我就不想再写什么,因为据我想起来,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所以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篇及《伪自由书》”。文章结尾,施蛰存不希望报纸讨论这个问题。“丰之余”终于被惹怒了,他于10月20日写了《扑空》。先揭露“施先生其实并非真没有动手,他在未说退场白之前,早已挥了几拳了。挥了之后,飘然远引,倒是最超脱的拳法。”接着指出施蛰存的攻击“有些语无伦次了,好象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这是一计重拳。施蛰存就此已无力还击,“洋场恶少”的帽子戴了一生。这之后他虽又写了《突围》等篇,并在多种场合也“捎带一枪”地进行反击,但怎么都掩不住他的失败。鲁迅后来还在《反刍》、《中国文与中国人》、《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篇以及《准风月谈•后记》中,顺便对此进行讥讽。

   二

   施蛰存与鲁迅的这次论争,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论争?这是首先应该分辨清楚的。关于这个问题,刘凌和朱严夫的文章只介绍了论争的经过和施蛰存与鲁迅的交往,对论争的性质等则存而不论。房向东和杨迎平都对这次论争进行了分析。

   房向东开始认为:两人都没有错。他说:“施蛰存曾被鲁迅‘骂’为‘洋场恶少’,今天看来似乎言重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内容。无非是关于读古书问题的看法有异。”他在回顾“丰之余”的文章后又说:“鲁迅所举的例子,似乎给人小题大做之嫌。”“我以为,读一点《庄子》作一点古诗词和古文,与复古并不是一回事。况且,古的形式,也可以装进新的内涵,鲁迅早期鼓吹新观念的文章,如《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用的也是文言;鲁迅也作了许多律诗,都是证明。到了后来,钱钟书用文言文作《管锥篇》等,大家只觉得这是新文化中的一个景观,并不觉得‘复古’了。”这些论证,似乎持论公正。最后,“房文”认为,施蛰存是针对文学青年讲的,鲁迅是针对不作文的广大青年说的,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言下之意是鲁迅曲解了施蛰存的原意,制造事端,挑起争论。

   杨迎平的《施蛰存同鲁迅的交往与交锋》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鲁迅研究”专栏。该文首先列举了“施蛰存作为晚辈,对鲁迅的尊敬是由来已久的。”接着介绍论争经过,认为“鲁迅对此事有点小题大做,上纲上线”。认为施蛰存年轻气盛,意气用事,“以牙还牙”“讽刺挖苦鲁迅”,“再次刺伤鲁迅”。进而分析“在这件事上,双方都有责任”,“鲁迅不一定全对,施蛰存不一定全错”。最后作者得出结论:“通过施蛰存与鲁迅的交锋,特别是看到施蛰存斗胆与鲁迅交锋和论争,使我们看到了30年代文坛活跃、自由的气氛,正因为如此,30年代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时期。”

   在这里,我们要先回答这几位作者对鲁迅和施蛰存“各打五十大板”的问题。在这次论争中,施蛰存始终以低调出场,用委屈的口吻参与争论,似乎他是无辜的,就因为推荐了两本书,惹了这么一场争论,最后还落得“以此取悦当道”,向当局献策,成了“洋场恶少”!这么一个尊敬鲁迅的谦谦君子,被鲁迅一而再,再而三地痛击,“洋场恶少”的帽子甚至在“反右”和“文革”中再次让施先生遭难,这似乎就更值得让人们同情。然而,事实决非如此。施蛰存在致《大晚报》主编崔万秋的信《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争》中,将该报要发动读者讨论这件事情喻为弧光灯下的拳击,表示自己不愿出场向鲁迅挑战,一脸无辜。然而,鲁迅立即指出,在弧光灯下,甚至在弧光灯启动前的黑暗里,施蛰存早已挥了几记老拳,然后“飘然远引”“遁入无形”,让鲁迅在弧光灯下独施拳脚。

   在这次论争中,我们看不出施蛰存对鲁迅“由来已久”的敬意,看到的倒是阴损刻毒的攻击。施蛰存一开始就知道“丰之余”是鲁迅,在他第一篇回答鲁迅的批评文章《<庄子>与<文选>》中,他就装聋作哑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在致崔万秋的信中,他更是别有用心地要改推荐鲁迅的《华盖集》正续篇和《伪自由书》,他要让读者明白:施蛰存是没有推荐鲁迅的书才得罪鲁迅,鲁迅这才与他过不去。这真是很阴很损的一招。在遭批评之后,施蛰存还在一些文章中,说鲁迅自己看古书,还做过古文,捐资重刻《百喻经》,以示鲁迅于人于己的不同标准。在《服尔泰》一文中,攻击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在《杂文的文艺价值》中,他讽刺鲁迅“他(鲁迅)是不主张‘悔其少作’的,连《集外集》这种零碎文章都肯印出来卖七角大洋”。这哪儿能看出“尊敬已久”?据此鲁迅必须揭出真相。他在1934年7月17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说:“他(施蛰存)握有编辑两种杂志之权,几曾反对过封建文化,又何曾有谁不准他反对,又怎么能不准他反对。这种文章,造谣撒谎,不过越加暴露了卑怯的叭儿本相而已。”在1933年11月5日致姚克的信中,更进一步指出:“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此君盖出自商家,偶见古书,遂视为奇宝,正如暴发户之偏喜摆士人架子一样,试看他的文章,何尝有一些‘《庄子》与《文选》’气。”

在这些你来我往的拳脚中,施蛰存处处施的是暗拳、阴招,他在不遗余力地进攻。鲁迅的还击当然异常有力,他是胜利者。除了认为施蛰存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取悦当道(这毕竟是私人通信中的话)有些言重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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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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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黄石)200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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